文/李春陽
傅斯年十三歲時被送至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接受新式教育，一度住在《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家中。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傅斯年成為學生領袖。同年投考山東省官費留學資格，遠赴英倫、德國，留學七年而未獲學位。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發起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它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專業的歷史研究機構。他的「史語所」（中研院下屬十三個所裏成就最大的一個）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將那個時代一流的學者集合在一起，這些學者包括中古史學家陳寅恪、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傅斯年做事情的能力很強，鄧廣銘曾說，沒有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
傅斯年有句名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他將原始資料的重要凸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還強調拓寬歷史資料的範圍，打破了過去對於書面資料的迷戀。他把「史語所」按照研究對象的不同分成八個組：史料學、漢語、文籍考訂、民間文藝、漢字、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敦煌材料研究。
一九三七年日軍佔領北平。北大、清華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合併，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提議，也出自於傅斯年。這所大學成為戰爭年代中國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機構，培養出了傑出的人才。史學家何茲全曾說，傅先生囑我兩句話，「一定要學好古文，一定要學好外語。」
傅斯年批評當時的中國教育未能擺脫培養士大夫——文人的模式，沒有能訓練出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他曾說，「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他對傳統的士大夫文化抱有很深的敵意。這一點他與陳寅恪有很大的分歧。
傅斯年從一開始就是白話文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和有力幹將，他有許多文章涉及於此。《文學革新申議》、《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怎樣做白話文》、《文言合一草議》等，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他主張「取白話為素質，而以文詞所特有者補其未有」，有志於創立「一部文言合一的修詞學」。
傅斯年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東方、西方之分，他向來不用什麼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這樣的名詞，他認為真理只有一個。他曾明確表示要「將歐洲的歷史作我們的歷史，歐洲的遺傳作我們的遺傳，歐洲的心術作我們的心術。」
一九四九年他擔任台灣大學校長，自覺地接過了蔡元培校長當年手裏的火炬，作為北大傑出的畢業生，一位曾經的「五四青年」，他將自己的影響力和辦學理念永久地留給了這所大學。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傅斯年曾應邀對延安做了五天的訪問。臨別毛澤東題寫唐人詠史七絕相贈，「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二十四）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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