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陽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即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之日，陸費逵在上海創立了新的出版機構中華書局，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它是商務印書館最大的競爭對手，而陸費逵正是從商務辭職出來的人。

陸費逵沒有進過學堂，幼年隨母親識字，後依靠自修，「素性好學深思，於學無所不窺，而於教育研究尤精深」（舒新城語），為各類學堂編寫教科書，其毅力學識均非常人所及。他很早就提倡統一國語讀音，主張簡化漢字，意在降低識字門檻，縮短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年限。他以切身經歷為例，說明統一國音的重要，「我父親生在故鄉嘉興，幾歲就隨侍出門，長在直隸、山東、河南，二十幾歲又到陝西。我母親雖然也是浙江人，已經幾代住在北方，生在大同，長在陝西、四川。我生在漢中，二弟生在興安，三弟生在南昌。我像十方僧，只在上海年數多點。」如此情形，家庭中若皆以方言通情意，當然窒礙難行，勢必不能不有一種語言以公於全家之用。

陸費逵說，「我的長處，第一，專心。我有許多機會可以做別種商業和入政界，但我始終不為所動。第二，忍耐。近十年來，無論怎麼樣我都忍耐得住。第三，不失本來面目。我從小到現在總不斷的看書，不闊綽。這三種雖沒有什麼價值，但卻也是辦事必須的條件。」

繼張元濟之後主持商務的王雲五，對於陸費逵的「強毅、前進、專一」的「優良性行」表示佩服，他在《悼念陸費伯鴻》中說，「我國商場『同行如敵國』，商務和中華，在某時期也不免此種現象；但經過劇烈的正當競爭後，彼此認識因之較深，漸漸而為精誠的合作。在後幾年間，我對於先生之誠懇態度的認識，也正如在以前對他所持的懷疑態度，簡直是一樣的程度。」

一九三六年是中華書局創辦二十五周年，《辭海》經過二十年艱苦編纂，終於出版問世。主編數易其人，經歷了「五難」：「選辭之難、解辭之難、引書篇名之難、標點之難、校印之難」。同人為表彰陸費逵創業以來，「自奉薄，責己嚴，知人明，任事專」，「書局之進展，先生之勞苦，目睹耳聞。」因而鐫碑以記。

中華書局投資百萬從德國訂購二十四乘二十八英寸滾筒輪轉凹版機五台，能自動送紙、上墨、揩墨、接紙，使印刷質量可與英德兩國媲美，於亞洲為首。對於時局一向有遠見的陸費逵在一九三四年就建立了中華書局香港分廠，他將其中四台機器運往香港，一台運往上海。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後陸費逵立即離滬赴港，在香港設立中華書局辦事處，主持香港分廠以及南方各分局業務。在抗戰期間，調配大量的書籍文具儀器通過海防、西貢、仰光等地轉運內地，送往重慶和延安，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

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陸費逵在香港病逝，年僅五十五歲。中華書局董事會決定將中華書局圖書館改名「伯鴻圖書館」以為永久紀念。中華書局圖書館（舒新城任館長前後二十年）未遭戰火，至一九四九年其藏書量達五十萬冊，與涵芬樓被毀時的規模接近，但所藏圖書的種類、重點與商務差異很大。

陸費逵曾說，「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4/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