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主持《大公報》筆政15年之久，撰寫稿件千餘篇，他一生的文章議論，鑄就那個時代的活歷史。他主張「記者應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虛榮，始能不避權貴，而主持公道。」毛澤東評價他「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讚譽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蔣介石稱他為「一代論宗」。作為一位報人獲得如此美譽，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無人比肩——他便是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張季鸞。
1888年出生的張季鸞是陝西榆林人。自小熟讀詩詞經書的他，青年時代便負笈東瀛，期間曾撰寫一些東京通信，發表在于右任與宋教仁創辦的《民吁日報》上，從此與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1912年1月，受于右任舉薦，張季鸞出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參與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
1926年，他與吳鼎昌、胡政之三人合辦新記公司接手《大公報》。當年9月1日，《大公報》復刊，有感於「報界之厄運，至今日而極矣!」張季鸞發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執筆「三罵」 明恥教戰
張季鸞外表儒雅，內心剛烈，視正邪如冰炭。因其長期深研國計民生之道，胸中自有韜略，發而為文，往往切中時弊，一掃群疑，萬諑息響，澄清時局。
當時新記《大公報》的口碑與影響之一，在於其言論勇敢潑辣而卓有見地，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其中頗為有名的，當屬大公「三罵」：一罵吳佩孚「有氣力而無知識」；二罵汪精衛的領袖慾；三罵蔣介石不學無術。
這著名的大公「三罵」皆出自張季鸞筆下，文章縱橫捭闔，邏輯謹嚴，文采出眾，可謂行雲流水而又痛快淋漓。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事變發生後第三天，張季鸞、胡政之召開「從未舉行過」的編輯會議，會上張季鸞嚴肅指出：國家已經面臨緊要關頭，報紙今後更應鄭重負起責任。他宣布兩項決策，一為「明恥」，一為「教戰」。即盡快開闢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此事。文章結集成書後反響強烈，王芸生一舉成名。
1936年12月12日，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季鸞隨即揮筆疾書，先後在《大公報》上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後》、《再論西安事變》等社評，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決時局，避免分崩」的善後之策。拳拳愛國之情、凜凜民族大義躍然紙上。
西安事變 縱橫捭闔
1936年12月1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所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中呼籲「精誠團結，一致地擁護中國」。
當時，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報》加印了數十萬份，用專機空投到西安市區。大部分西安市民和東北軍將士都看到張季鸞的這篇「公開信」，這在中國報業史上亦算一次奇觀。
該篇文章寫得入情入理、淋漓透徹，不少東北軍將士閱後深受觸動，張學良、楊虎城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劇變化。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翌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88年，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應邀去台灣出席其父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發現歷經52年之後，張學良竟然還能一字不錯地背誦那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章對他影響之深刻、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貢獻之大，可見一斑。
在張季鸞主持筆政期間，《大公報》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1941年5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該獎章被公認為新聞行業最具聲望的國際獎項之一，獲此世界性殊榮，中國報紙只此一家，也僅此一次。
昌言遠響 享譽國際
密蘇里新聞學院在頒獎詞中說：「《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當時多位政要將領及各地新聞機構紛紛向《大公報》發來賀函賀電，讚揚該報昌言遠響、揚我邦華。而《大公報》則始終榮辱不驚，張季鸞發表《慚愧的榮譽》、《感謝與奮勉》等評論，表示「當今中國輿論界被友邦重視，是因為我們能宣揚正義，抵禦強梁。
這榮譽屬於中國輿論界之全體，尤其屬於全國之忠良軍民各界」，又稱「現在我們國家正從事生死存亡的大戰，惟有爭取到最後的勝利，才是國家民族的真榮譽。此外過程中的一切浮譽，皆是虛榮。本報同人實為這榮譽而慚愧，也深願為此慚愧而更黽勉努力！」
密蘇里榮譽獎章 《大公報》獲殊榮
1941年5月15日，在山城重慶日軍大轟炸之下堅持出版的《大公報》，獲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新聞事業傑出貢獻榮譽獎章」。中國新聞學會和重慶報界為《大公報》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迄今為止，華文報章中獲此殊榮者僅大公報一家。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頒獎詞稱：「該報能在防空洞中繼續出版，在長時期中雖曾停刊數日，實具有非常之精神與決心，且能不顧敵機不斷之轟炸，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啟迪意義及編輯最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
為全民福利努力辦報
張季鸞終生耕耘報業，亦以報人身份為傲。他曾表示，「我們常有一種覺悟，就是要做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必須由做人開始，個人的人格無虧，操守無缺，然後才具備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的基礎。」
他主張「記者應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虛榮，始能不避權貴，而主持公道。」他同時也要求大公報記者們努力做到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不感情用事、不夾雜私念，為全人類共同的福利，為本國全民的福利努力辦報。
在其倡導下，當時的《大公報》發表各類新聞及評論，除了長篇通訊，一概不署作者姓名。他自己寫文章也從來不留底稿，常自嘲道，我們寫的文章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雖然這麼說，但他撰寫文章始終非常嚴謹，在新聞稿的遣詞造句上尤其「斤斤計較」。他堅持認為，寫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須推敲妥帖，不能留一點漏洞。胡政之曾說他「在編輯時往往題目一字修改，繞室彷徨到半小時，重要社評無論他寫的或我寫的，都要反覆檢討，一字不苟。重要新聞如排錯一字，他可以頓足慨嘆，終日不歡」。
1944年，在張季鸞先生逝世3年多後，大公報館出版其首部也是唯一一部著作──《季鸞文存》。胡政之在作序中寫道，「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搖着鵝毛扇 到處作座上客
張季鸞自1926年主持新記《大公報》筆政後，15年間意氣風發，馳騁報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朝野一致景仰，聲名遠播海外。其影響之大，享譽之高，不惟國內罕有其匹，就是在歐美新聞人中，亦不多見。
他為人隨和，熱情健談，所在之處，必定迎來送往，會客不絕。民國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1936年秋，他去西安暫住，與林會晤，老友相見，格外熱絡。張雖久病在身，卻與林徹夜長談，不知疲倦。兩人之友誼充分證明了，「有分歧、有共識」的朋友，還是好朋友。
可以說，他的朋友，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販夫走卒。毛澤東說他「搖着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而周恩來也曾談到，「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游哉的氣概，如騰龍躍虎，遊刃有餘。」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病重去世。國共兩黨領袖蔣、毛諸公同聲哀悼，蔣介石、周恩來都親自參加公祭並致送輓聯。
文壇巨擘 報界宗師
毛澤東在唁電中稱，「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鄧穎超致唁電指，「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張季鸞是在抗戰至艱時去世的，其臨終遺囑感人肺腑。「願我社同人，痛感時會的艱難，責任之重大，本此方針，一致奮勉，務盡全功；尤宜隨時注重健康，以積極精神，為國奮鬥」。
可見其撒手人寰之時，感念的依然還是國家民族、抗戰大業和大公報社。《大公報》專撰社評敬悼稱，「此在本報為塌天之禍事，在國家亦為巨大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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