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孫志、張寶峰）在《大公報》120載的歷程中，贏得過無數尊重與榮耀。2002年，一篇《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的文章發表後迅速引發新聞史學界的熱議。文章說：「在中國的報壇上，大公報具有崇高的聲望，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產生過重大影響。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唯一一家創刊逾百年的報紙。她是中國新聞界的老壽星。愛護這個品牌，發展這個品牌，是我們共同的願望。」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國新聞史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之際，96歲高齡的方漢奇教授在北京接受大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對《大公報》的歷史地位、傳承發展、未來方向，闡發了最新見解。
《大公報》創刊至今的120年，是世界形勢風雲變幻的120年，更是中華民族求存復興的120年。在兩個甲子的發展歷程中，《大公報》經歷了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個歷史時期。幾度浮沉，數易其主，卻始終站在時代前沿。方漢奇表示，作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大公報》的歷史都是「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積極的形象」，愛國情懷矢志不渝，在香港發揮了輿論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並寄語兩甲子的《大公報》：在新時代，《大公報》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放開手腳，辦好報紙，完成好時代的重託與讀者的期待。
按照方漢奇的觀點，「《大公報》傳播信息，主導輿論，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書一樣地記錄了世紀的風雨，記錄了民族的苦難，也積極維護着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喚和期待着中華的振興。」
百年大報 三大貢獻
1902年，英斂之在天津創辦《大公報》。談及《大公報》的創辦和發軔，方漢奇評價：「英斂之是那個時代有遠見的，有愛國心態的知識分子，很有貢獻，傳播了新的信息、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辦了這麼一張為公眾為社會，為受眾歡迎的這麼一張報紙。這張報紙非常正派，一直是一張正能量的報紙，所以被接受而且作出她貢獻。」
作為中國新聞界的重鎮，《大公報》歷來享有崇高的聲望。在方漢奇看來，這得益於《大公報》對中國新聞事業的「三大貢獻」：其一，精英知識分子辦報，樹立了高品位的榜樣；其二，她為中國新聞事業培養了大量人才；其三，她為同時代和後代的同業們積累了豐富的辦報經驗。方漢奇曾一言以蔽之，「檢閱大公報的言論主張，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愛國思想始終是貫徹於其中的一條主線。」
儘管這些觀點如今已成公論，但在歷史上，卻出現過一些對《大公報》的非議與誤解。比如，認為《大公報》是「政學系機關報」，指稱《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這些言論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曾廣泛流傳、蒙蔽人眼。2002年，《大公報》創刊100周年，方漢奇發表重磅文章，摘掉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帽子，這些論爭才徹底止息，《大公報》獲得了應有的正名。
方漢奇的文章指出，「考慮到國民黨當局對報刊言論的嚴厲限制和迫害，大公報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不屈從於權勢，可盡言責，不單無可厚非，而且難能可貴。」至於所謂的「幫忙」之說，方先生也指出，「尤其不能忘記的是，大公報也大大的幫過共產黨的忙。第一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第一個派記者去邊區。大公報對共產黨的報道，始終總尊重事實，不歪曲，不捏造，採取了客觀的態度，改變了公眾心目中被國民黨媒體歪曲了的共產黨形象。」
有學生稱方漢奇就像福爾摩斯判案，方漢奇則說「講幾句公道話是我們新聞史研究者應該做的」。他對大公報記者表示，「『小罵大幫忙』徹底被否掉了，因為它不在理。那篇文章發了以後，大概就沒有人再說了。」
方漢奇先生曾滿懷感情地說，「大公報是中國新聞史上唯一的一家創刊逾百年的報紙。它同時也是中國新聞界中唯一的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級品牌。愛護這個品牌，發展這個品牌，使它永葆青春，不斷開拓前進，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立言為公 揭露真相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大公報一直用自己的報道做着人心回歸的工作。」方漢奇表示，她堂堂正正地代表人民發聲，幫助香港同胞了解祖國內地的發展進程，也幫助內地同胞了解香港的最新動態。
方漢奇強調，香港的撥亂反正，《大公報》有重要貢獻。「因為過去環境並不是很好，香港一些人有逆反心理，還有受殖民地的教育，親英、親美、反共。大公報堅持下來了，立言為公，揭露真相，起到主流砥柱的作用。」
「大公報現在是人民的喉舌，基本上把這個反動勢力給壓下去了，再起不來了，再鬧騰不起來了。香港徹底地回歸祖國了。這一次撥亂反正，那段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即便是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但是大公報還是一直堅持，一直在堅守。」方漢奇說，《大公報》在歷史上站得住，在現實中做出貢獻，還在第一線戰鬥，現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120年的報紙，沒有再早的了。
分析《大公報》辦報環境，方漢奇認為，香港的日子會越來越好，經過疫情以後，經濟再恢復發展起來。香港是座海港，是個門戶，整個珠三角在發展，大灣區現在連成一體了。「過去有很多思想上的障礙，有很多糊塗的思想，現在這些都沒有了，發展還會更快更好。」
乘勢而上 引領輿論
方漢奇先生特別提到，《大公報》有很多歷史傳統，在辦報經驗方面也有着絕對的優勢，在中國新聞史上有很大的影響和貢獻，要繼續發展這些傳統，《大公報》的前景一定會越來越好。「應該在新的時代、新的環境下，再放異彩。放開手腳，更好得去發揮。」
他還說，《大公報》在香港落戶，就要入鄉隨俗，跟讀者的關係更親近一些。要把這部分受眾吸引過來，報道一些他們關注的，他們習慣的。
展望《大公報》在未來的發展和作用，方漢奇認為，在新時代，《大公報》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佔領住香港的輿論陣地，發揮好香港輿論領頭羊的作用，響噹噹地去引導香港的輿論，把反中亂港勢力的影響滌蕩掉，完成好時代的重託與讀者的期待。
以國家為己任 以天下為己任
這些年，每逢創刊紀念日和重要歷史節點，大公報記者都會專訪方漢奇先生。請他講《大公報》的故事，特別是講《大公報》的傳統。
文人論政 肝膽相照
《大公報》創刊100周年時，方漢奇曾談到：「文人論政」是《大公報》最主要的言論特色，是中國新聞史上「文人論政」最傑出的典範。
方漢奇認為，「文人論政」自古有之。所謂「文人論政」，就是知識分子以匡扶時世為己任，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貫穿到言論當中，力圖以言論來指引國家的走向，這是中國精英階層的優良傳統。不同時期不同階級的文人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他們基本上都有着強烈的參與意識，都希望政治清明，國家富強。
方漢奇特別提到《大公報》的靈魂人物張季鸞，「張季鸞的『報恩思想』曾令人頗有微詞，但他的『報恩』是以『報國恩』為主，屬於傳統美德與振興中華思想形成的合力，貫注於手中的筆。」
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方漢奇先生接受《大公報》專訪時，系統回顧了《大公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功績。他當時再次談到了《大公報》擁有深厚的「文人論政」的傳統。
堅守底線 民族擔當
方漢奇指出，「實際上，《大公報》的『文人論政』是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一條主線，這是有傳承的。『文人論政』就是以國家為己任、以天下為己任，體現了知識分子對國家和民族的擔當。」
他還強調，《大公報》的傳統提供了很多參考和借鑒，應使其傳承下去，在新時期有所弘揚，讓輿論的作用發揮得更好更到位。媒體在堅守底線的基礎上，還有很大的運作空間，「這就有如何去駕馭，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掌控的藝術」。
特稿｜老讀者方先生：看了80餘年《大公報》
說方先生是《大公報》的「老讀者」，恐怕不會有人反駁，可能也不曾想過，一個資深讀者竟然看了八十餘年。
他告訴大公報記者，自己最早看到的是《大公報》香港版。「七七事變後，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大公報》1938年香港版就創刊了。所以我最早看到的《大公報》是香港版的。」
方漢奇還曾說過，他是抗戰時期《大公報》除漢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慶、桂林五個版的讀者，可以大體上算得上是這一時期《大公報》歷史的見證人。
很有意思的是，方漢奇在香港待的兩年時間裏，學會了粵語，並認識了在大公報編副刊的蕭乾。「他跟我的姑姑是燕京大學的同學，是我姑姑帶着我去看他的。我那個時候小學五年級。」在方漢奇的書櫃上，還擺放着他拜訪蕭乾時的合影。
「他後來就到英國去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蕭乾就在歐洲，給國內彌補了很多信息上的短板。」方漢奇說。
《大公報》的痕跡在方漢奇家俯仰皆是：「與金庸的合影是在杭州，他在那裏辦學」，一份鑲在鏡框中的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頭版照片，據方漢奇說「這是我生日當天的《大公報》，研究生送的生日禮物。」
至今，「老讀者」方先生仍然堅持一個習慣，就是每天閱讀《大公報》。他一生信仰的學術準則是：「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在方先生精心繪製的新聞史地圖上，就有《大公報》的定位和坐標。
（來源：大公報A6：內地 2022/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