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是《大公報》的一面旗幟。他著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喚醒大眾，認明國恥；他胸懷國家利益、站在人民立場，主持《大公報》筆政，文章動人心弦，激勵國人鬥志，與敵寇與苛政做不屈不撓的鬥爭，留下無數名篇；他在歷史關頭，審時度勢，毅然率領《大公報》宣言新生，投入人民懷抱，成為時代大潮中愛國報人的典範。

文/馬浩亮

90年前，1932年1月11日，《大公報》隆重推出專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從此，每日一篇，連載長達兩年半之久。文章的作者、《大公報》編輯王芸生就此聲名鵲起。

研史著史 享譽國際

王芸生被公認為是「報界宗師」張季鸞的接班人。兩人以堪稱《大公報》120年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兩支如椽巨筆，模範地踐行了「文章報國」。張季鸞是王芸生的伯樂，兩人卻是「不打不相識」。

王芸生是天津人，很早就立下投身報業的願望。曾在天津為工會主編《民力報》，在上海與後來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的博古（秦邦憲）合辦多份報刊。1927年，擔任天津《華北新聞》主筆的王芸生，圍繞北伐期間外國領事館遭圍攻一事，與《大公報》展開論戰。後《華北新聞》被封，王芸生又出任《商報》總編輯，旋因與管理層意見不合而辭職。

正在王芸生丟掉飯碗、生活拮据之際，《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親自登門，邀請比自己小十三歲的王芸生到《大公報》工作。張季鸞的開闊胸襟，以及大公報「有容乃大」的報格，令王芸生至為感動，從此，他的人生就與《大公報》緊緊連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迅速確立「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決定由王芸生協助汪松年研究中日關係史，系統梳理了自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這60年間兩國關係的變遷，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揭露日本侵華行徑，喚醒國人禦敵。後汪力有不逮，便由王芸生獨自完成。

從當年10月開始，王芸生不辭勞苦，勤奮奔走於京津之間，在故宮博物院和各圖書館查閱史料，走訪歷史界和外交界前輩。晚上則伏案寫作。他的文章，從浩如煙海的史籍和檔案中抽絲剝繭，且文辭通俗易懂，極受讀者歡迎。

專欄披露了許多清宮軍機處、總理衙門、外務部的秘檔，很多內容是借王芸生的文章首次為大眾所知曉。如中俄東三省交涉的珍貴史料，駐俄公使楊儒據理力爭、力爭國權的內幕；甲午前後李鴻章與日方的交涉等。王芸生在首篇前言中寫道：「使一般國民，咸知國恥斷非突發，自反乃能自強，明恥教戰……」

這一系列文章引發轟動。王芸生後來說自己「史運亨通」。1932年起，大公報將這些文章匯輯出版，陸續出版了七卷。次年，日本便翻譯出版了日文版。1934年5月，王芸生因忙於撰寫社評，實在無暇顧及，專欄遺憾擱置。實際寫了1871年至1919年這48年。

整整40年後，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打破了中日高層交往的堅冰。在與毛澤東會面時，田中兩次提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影響之巨，足見一斑。也因此事，長年受政治運動衝擊的王芸生，得以恢復了工作和生活待遇。

筆刺日寇 誓不投降

著名報人俞頌華曾評價稱：「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寇要求上海報紙自15日須接受檢查。《大公報》義不受辱，罕見地在12月14日同時刊登了兩篇社評《暫別上海讀者》和《不投降論》，宣告停刊。

前者動情地激勵國人：「保持住自己的靈魂，不怯懦，不折扣，十足勇敢的奮鬥下去，這空前的國難必能克服，往遠大處看，中日兩大民族的競爭，好比一個無盡程的接力賽跑，我們這一輩人正握着競走的火炬……等到我們這一輩人力盡了，再把這火炬交給我們的子孫……中華民族的火炬永不熄滅，中華子孫永不要歇腳！」

《不投降論》最後一句，則以平實的話語，傳遞着振奮人心的偉力：「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41年8月，日本人持續轟炸重慶，一些國人士氣低落。8月19日，《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撰寫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讓無聊的敵機來肆襲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文章以樂觀昂揚的強音收尾，回擊日寇的囂張氣焰，鼓舞抗戰軍民的鬥志。

1979年，身體每況愈下的王芸生，在病榻上修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將從1920到1931年中日關係史用大事記形式補上，補足了40多年前的「欠賬」。1980年3月，王芸生在病榻上見到了新版樣書。5月30日，溘然長逝。

臨終前，王芸生告訴子女，這部書「是我留給世人最後的絕唱」。他的畢生事業，始於此，也終於此。

建言國是 老報新生

1945年秋，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得以舉行。8月28日，毛澤東由延安飛抵重慶。《大公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文章開門見山地歡呼：「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民聽了高興，世界人民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可以看出，此時的王芸生和《大公報》，對和平的前景充滿了樂觀情緒，對共產黨也充滿敬意。

9月1日，在中蘇文化協會的酒會上，王芸生首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握手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而後，毛澤東兩次邀請王芸生到紅岩新村傾談，交換對時局的看法。9月20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應邀赴大公報館晚宴，欣然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提到：「連《大公報》的王芸生都寫文章講中國只有三個前途，政治協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沒有美蔣統一中國的前途。」

隨着國民黨撕毀協定，挑起內戰，局勢迅速惡化，王芸生的思想也在不斷轉變。1948年10月下旬，在上海《大公報》主持工作的王芸生接到有關人士轉達毛澤東的邀請，要他盡快離滬赴港，將來赴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王芸生假稱休假，先取道抵達台北。他對《大公報》台北辦事處主任呂德潤說：「國民黨大勢已去，《大公報》絕不陪葬，今後將跟共產黨走，香港《大公報》將徹底改變言論方針。」他扮作呂德潤隨員，兩人乘機於11月8日抵達香港，費彝民等港館同事到機場迎接。

見證新中國誕生

11月10日，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社評《和平無望》，抨擊國民黨腐朽統治，明確指出：「億萬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動力。違逆了人民大眾的生存軌道，必無治;摧折人民大眾的求生慾望，必亂……人民大眾終會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們揮淚跋涉，總希望這條真實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在不遠。」

中共香港黨組織負責人連貫稱讚王芸生：「你一篇社評的威力，能頂上解放軍的一個軍團。」

1949年2月28日，王芸生與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離港，轉戰山東、河北、天津，於3月18日到達北平。在此之前，天津《大公報》已改組為《進步日報》。5月上旬，周恩來為王芸生等餞行，指派其隨解放軍南下。5月27日，身着戎裝的王芸生抵達上海，直奔大公報館。

6月17日，也就是新記《大公報》續刊23周年之際，發表社評《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告：「上海的解放，實際是國民黨匪幫的反動政權徹頭徹尾的滅亡，是全中國獲得新生。在這重大的時刻，《大公報》也獲得了新生。」9月，王芸生赴北平參加了人民政協，並出席了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嫉惡如仇 濟弱扶傾如義俠

張季鸞病逝後，王芸生繼任《大公報》總編輯。在他的主持下，報紙的言論更加犀利有鋒芒。王芸生認為，記者應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惻隱之心，獎善懲惡逾法官，濟弱扶傾如義俠。」他自己也正是這麼做的。

1942年，河南大旱，餓殍遍野，甚至「人相食」。1943年2月，《大公報》發表了記者張高峰深入災區採寫的《豫災實錄》，揭露了河南的慘狀。王芸生悲憤填膺，提筆寫下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社評痛斥：「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着肚納糧，賣了田納糧。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蔣介石讀後勃然大怒，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但為民請命的《大公報》，卻因而銷量大增。

（來源：大公報A8：內地 2022/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