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劉 毅）「我希望可借助我的手傳遞父親的花牌紮作技藝。」香港花牌師傅蔡榮基從接過父親衣缽，在香港從事花牌製作已近三十年，他以創新思維製作紅白二事、公司開張等所用花牌，一改帛事花牌的陰沉氣氛，使其以一種更為優雅的狀態展示人前。明天是中元節，往年每到此時，蔡榮基都會收到大量的盂蘭節花牌訂單，如今受疫情影響，景況卻稱得上是門可羅雀。即便如此，他仍希望能認真傳承花牌技藝，一為圓父親心願，一為更多人都能了解本地花牌文化。
蔡榮基暫時還沒有接到八月份的花牌訂單，有一些也都尚處商談環節，「疫情前的每年這個時候，盂蘭節花牌訂單、大坑舞火龍所用到的花牌訂單、中秋文化活動主題花牌……都會紛至沓來，如今只得一個冷冷清清，與往年相比可謂天淵之別。有關盂蘭節的花牌訂單，暫時只有九龍殯儀館在七月訂購。」蔡榮基無奈道。
經營狀態有如「吊鹽水」
受到疫情影響，社區舉辦盂蘭勝會的熱情大不如前，也令到花牌這件十分依賴大型活動的民間傳統技藝，出現生存窘況。以蔡榮基打理的花牌公司為例，大型紅事訂單取消高達九成九，卻多了不少帛事花牌訂單，「現在的經營狀態好似『吊鹽水』，疫情以來兩年多，營業額暴跌七成：疫情前的帛事花牌佔比三成，現在帛事花牌訂單卻要佔到營業額的一半以上，甚至更高。現時經營主要依靠搭建圍村喪棚及帛事花牌。」
專訪當日，蔡榮基指着辦公室外的一排花牌製作用料表示：「原本我們有一間大倉庫用於存放，但疫情之下，不少活動都要取消，我們收到的花牌訂單更是寥寥，四月之前一直處於停工狀態，只得無奈取消租用倉庫。」
疫情連綿多日，他遇到形形色色的花牌訂購客，「有的客戶訂購帛事花牌，覺得毋須太過講究，嘆一句斯人已逝，原則是不花費太多即可；亦有客戶強調貴在一個簡簡單單。但我覺得喪禮是一個人活在世間的最後一件事，婚禮與喪禮都是『禮』，理應重視。喪禮上的帛事花牌，體面講究，不僅僅是做給他人看，更是為了內心安穩。」
蔡榮基回憶當年為父親搭建靈堂、製作帛事花牌的場景：「有些事，做了，也是寬慰自己。」父親葬禮所用帛事花牌，是他親手製作，為此，他選用了當時極少人會用到的棉花字，「我想告訴父親，我也能夠做這些工序複雜、需時頗長的棉花字。我從內地偏遠地區訂購棉花，先用白膠漿在網孔布或咭紙上書寫文字，之後將棉花均勻鋪在沾滿白膠漿的字體上。過程中，真是百感交集，但想到是為父親而作，就覺得值得。」
親手為父親搭建花牌
由於這段孝子經歷，他也更能理解需要舉辦白事家人的心理，希望能做好每一個細節。「我會多了同理心和代入感，逝去的人，永遠毋須再承受人間苦痛，但他生而為人的一生，也總有美好時刻。所以我在製作帛事花牌時，不願只是讓人們感受到喪禮的磣人，而是通過白色以外的顏色，甚至是紅色，甚至還加上閃閃亮的LED燈，表現他生前的璀璨。」
再者，以往圍村人喪禮所用帛事花牌上都會有一種狀若蝙蝠的「福鼠」，蔡榮基以前也會這樣做，但現在認為「福鼠」外表不夠優雅，遂想到以素色孔雀作為替代，「帛事花牌下，走過的既有親人，亦有路過的行人，倘若做得太過陰沉，難免會嚇到人。開屏的孔雀是花牌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就將其改良，打造素色孔雀，予人祥和、優雅。從而引發人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生與死。」蔡榮基說。
於他而言，「父親雖已不在，但如果是在一間物業和一間花牌公司之間做選擇，我寧願他留給我的是後者。因為能夠在製作花牌的過程中，收穫滿足感及傳承的使命感，這是最令人開心的事。」
為花牌注入新工藝
父親授其花牌紮作技藝，耳濡目染下，蔡榮基兒時便時常接觸與花牌有關的事務。中三畢業後，他跟隨父親腳步，於花牌業中打拚至今，隨後又從父親手中接過花牌公司。「父親時刻提醒我，做事要勤奮專注，手頭上的工作要認真處理。當我工作上遇到困難時，他就提醒我，凡事要懂得變通，不要鑽牛角尖，嘗試用不同方式和材料解決問題。他經常言傳身教，譬如教我如何用柴刀破竹，運用柴刀時手腕如何用力等。」
今時今日，蔡榮基依然按照父親的教導，製作花牌。也正是因為父親強調的變通之法，令他時常能在花牌的「顏色」「技法」「形態」等方面，注入創新，取得不錯的效果。
而今，香港疫情未清，一些大型活動也尚未恢復，蔡榮基苦笑加自嘲：「有時候也會想，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可能之後就會做不下去。但一轉念，想到疫情終會過去，能做的只有堅持。」
花牌技藝成功「出海」
懷着一顆對父親的孝心，蔡榮基精益求精發揚花牌工藝，前行之路上，創意先行，「都說香港人健忘，更何況要他們時常關注已有百年歷史的花牌。所以我時常都會試試新方法。譬如之前花牌用花經歷了從真花到銻花的演變，現在我就會想能不能用一些更加耐用且外觀更似真花的絲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慣用棉花字，但現在棉花難尋，何不試試打印字型，再以色油填描?過往常見的鎢絲燈泡，換以LED燈，會否有不一樣的效果?」
他形容，製作花牌可以嘗試的新方法有很多，但物料成本及其安全性也需考慮在內。採訪過程中，蔡榮基拿出他用以染色的物料，數量及類型之多，儼然一款有關顏色的「百寶箱」。「製作過程中，我會嘗試配搭不同顏色之效果，往往是幾十種顏色，我都會一一比較。」
絲花替代銻花 更耐風雨
一兩個月前，蔡榮基為黃大仙嗇色園製作整個以三千朵絲花代替銻花作裝飾的花牌，這是香港首個。其龍柱是全新繪畫新LED燈龍柱，「七月初，香港經歷八號風球，當月下旬，我去看它的『生存狀態』，花牌狀態依然完好如初，使用的絲花也沒有被風吹得脫落或是變色。由此可見，以絲花替代銻花之法，十分可行。」
此外，為了令傳統花牌技藝能更好地與時代接軌，蔡榮基還製作了可以擺放在室內的小型花牌和相關的文創產品，只是苦於缺乏能夠負責包裝和宣傳的專人。
延伸創意加上不懈努力，蔡榮基的花牌得以成功「出海」，多次參加海外展示會，「香港旅發局曾在日本舉辦大灣區宣傳活動，我受邀參展，採用金屬替代竹枝，打造花牌紮作。展覽現場，有幾個日本人觀看我紮的孔雀頭，一直在討論製作方法。來自海外觀眾的肯定，令我增添成就感，亦促使我做出好的花牌。」
從事花牌業多年，蔡榮基另一個滿足成就感之事就是能走進本地中小學課堂，舉辦工作坊，宣傳本地花牌技藝，「上堂時，小朋友都會積極發問;去了多次之後，甚至有小六學生也能清楚記得我本人，這些都是金錢換不來的體會。」
記者手記：訪問歷經輾轉
香港手作人生存，從來不是一件容易事。今次約訪，大公報記者也是幾經輾轉，才找到了兩位合適的手作人，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打拚故事。如今疫情仍在，他們依然堅持創作，或勇於做「逆行者」，連續通宵趕製訂單，只為自己能夠幫到更多人;或是為繼承父親心願，甘當本地花牌業的「守望者」。
過程中，記者也曾在互聯網上看到有趣的手作人故事，有的是在枯葉上進行創作，思考生命的開始與凋零。但遺憾的是，始終未能聯繫上對方。也或許，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
不少傳統手工藝術，都已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特區政府於二○一八年底批准三億港元撥款，推行「非遺資助計劃」。日前，記者郵件查詢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對方稱，疫情期間，仍接受申請。但相繼取消的大型文化活動、日常的入不敷出，只能令手作人生存雪上加霜，然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直都在堅持。
光陰流轉，時不我與，採寫專題的過程，腦海中是希望更多人能關注到他們的紮作技藝，特別是在現在這樣一個節奏日趨加快、機器愈發替代手藝的當下。因為那些手工技藝，可見城市發展的印記。
（來源：大公報B6：副刊 2022/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