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石寨村的緩坡上,田疇之間,靜靜臥着一座不高的山丘。走近,才知腳下的土層裏藏着兩千年的光陰。
近日,筆者跟隨「雲嶺同心共奮進 凝心聚力看發展——2026年雲南統一戰線全媒體基層行」活動走進考古工作站的沉浸式展廳,燈光緩緩暗下時,從復原影像裏,看到的是滇池湖畔的古滇社會場景——青銅貯貝器上的祭祀場面、田間的稻作、往來的使者,與展櫃中一件件出土文物彼此呼應。
駐足其間,讀到的不只是一個古老王國的興衰,更是一段西南邊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匯入中華文明的真實歷程。
讀懂這片土地,要從一枚金印說起。
1956年,考古隊員在石寨山6號墓漆棺底部的殘片中,清理出一枚金印。蛇鈕回首,漢篆四字清晰奪目——「滇王之印」。那一刻,文獻與考古實現了雙重互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舉國降附,「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長久以來,古滇國只存在於典籍的寥寥數語之中,神秘而模糊;金印一出,「滇」由此被確認,以銅鼓、貯貝器為代表的大批滇文化遺物,終於有了明確的主人。
多元,正是這片土地最初的模樣。古代族群眾多,古滇國曾雄踞西南一隅,青銅器上刻畫的各族群人物生產生活形象,無聲地講述着滇池之濱交錯雜居、共生共榮的過往。然而,一個王國如何匯入更大的天下?石寨山與不遠處的河泊所遺址,一墓一城,共同給出了答案。
展廳裏,有文字介紹:河泊所遺址是滇國故都,也是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遺址總面積約十二平方公里,核心範圍約三平方公里。2014年以來,考古發掘出土簡牘五萬餘枚,其中有字簡牘一萬四千餘枚;出土「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等封泥兩千三百餘枚。2025年,河泊所遺址獲評「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展櫃裏,「滇國相印」封泥靜臥於燈光之下。泥團上的「滇」字與「印」字,與不遠處「滇王之印」金印複製品上的印文非常相似,字體均為西漢小篆。這枚小小的封泥,封緘過的是兩千多年前中央政權對西南邊疆實施有效管轄的制度密碼。「滇國相印」與「滇王之印」並存,揭示了漢王朝的管轄智慧——「郡國並存」,既尊重滇王的地位、保留當地習俗,又委派朝廷官員擔任「滇相」,實施有效治理。這是古代中央王朝在邊疆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治理的早期實踐,體現着「多元一體」的治理智慧。
制度統一了,人心才能歸聚;典籍傳入了,文脈才能相通。與此同時,大量帶有中原風格的陶器、青銅器與滇文化器物同期出土,無聲地印證着中原與西南各族在滇池之濱的交融發展。
從展廳的文物中,人們看到了古滇文化以其獨特面貌自立於滇池之濱,這是「多元」;中央設郡、賜印、推行制度、傳布典籍,邊疆穩步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體系,這是「一體」。多元並非彼此隔絕,一體也不是抹平差異。正是在這樣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邊疆完成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發展歷程,實證了西南邊疆自古以來的國家認同。在中華文明探源的大視野下,石寨山大遺址填補了西南邊疆歷史研究的空白,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的重要範例。它告訴人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鐫刻在泥土、印章、簡牘之中,由一代代先民攜手書寫的真實過往。
考古實證回答的是「歷史上各民族如何走到一起」。而今天,這片遺址正在成為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場域。
「在遺址公園建設當中,我們始終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條主線貫穿保護、研究、展示利用全過程。」晉寧區石寨山大遺址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周忠全說。團隊循着《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梳理從古滇立國到設立益州郡,再到西南邊疆逐步融入大一統格局的完整史實。
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面積1.83平方公里,建設面積723畝,重點建設遺址博物館、滇王墓群展示、漢益州郡治展示、文創市集及考古體驗中心,形成「遺址保護+文化展示+公眾參與」的立體格局。目前,考古工作站、沉浸式展廳已建成對外開放,展出文物二百餘件(套),通過3D復原影像、文物展櫃和生動講解,復原古滇國生產生活場景。遺址現場展示項目仍在推進,待完工後將面向社會開放。
文物無言,歷史有證。站在石寨山下,一枚金印、一枚封泥、一牘木簡,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滇池之濱留下的年輪。它們沉默着,卻又分明在「講述」——講述一個邊疆與中原攜手同行的漫長故事,講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最深厚的歷史底氣。
【來源】雲南政協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