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浩

懸置9個月，談了僅2天。世界矚目的俄美烏三方阿布扎比談判，除了換俘落地，其他事項都沒談成。把這場僵局歸因於談判技巧，或某個領導人的意志，都太輕率。所謂「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橫亘在雙方之間的，是由冷戰結束產生的兩種完全對立的安全焦慮：一種以俄羅斯為中心，一種以烏克蘭和歐盟為中心。

俄羅斯的焦慮：起點在蘇聯解體的被剝奪感

蘇聯解體前，兩德統一談判中的北約「不會向東一英寸」 口頭表述，被俄方視為承諾，西方卻否認其具法律效力。蘇聯解體後，一個習慣以戰略縱深定義自身安全的國家，忽然發現緩衝地帶變成別人的前沿。此後北約多輪擴員、反導系統前推、軍事基礎設施東移，在俄方看來是旨在包圍。於是 「安全不可分割」 這個原本屬於歐洲的原則，變成俄方手裏的訴訟書：它主張自己不是擴張者，而是歷史爭議的受害者，是被辜負的一方。

這種心態在阿布扎比的談判桌上留下痕跡。里亞布科夫說，會談讓他看到一種前景，能 「確保未來達成協議的可持續性，並將目前的緊張和升級趨勢轉變為共存。」「共存」 這個詞，暴露的正是俄方難以言說的恐懼，即要確認自己不會被再次愚弄。

歐洲的焦慮：起點在冷戰結束後的新邊界

對布魯塞爾、華沙、維爾紐斯而言，1975年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寫下的「邊界不可侵犯」，是歐洲戰後秩序的地基；烏克蘭1994年在《布達佩斯備忘錄》中，以放棄核武器換取領土與主權承諾，成為這塊地基上的一塊界碑。2014年克里米亞、2022年全面衝突，不僅改變地圖，更改寫 「戰爭能否改變版圖」 的答案。歐洲的憤懣因此不止於安全，也在規則：若邊界可由武力重劃，歐洲過去數十年賴以運轉的那套規則就失效了。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的強硬，根源也在此，他們焦慮的不是抽象秩序，而是自己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兩種焦慮用的不是同一種語言

俄羅斯講空間：縱深、緩衝區、勢力範圍、地位。歐洲講規則：主權、邊界、條約、可核查的承諾。同一句話，一邊講的是防禦，在另一邊講的是威脅。更麻煩的是，兩者互為因果：中東歐的安全恐懼推動北約東擴，東擴則加劇俄羅斯的受害者敘事，俄羅斯以戰爭回應，戰爭又坐實中東歐的恐懼，把芬蘭、瑞典也推入到北約之中。這是一個閉合的螺旋，每一方都認為自己受到威脅，自己不得不去積極防守。

看清這一點，才能讀懂莫斯科內部的策略邏輯。莫斯科同時懷揣兩層訴求：一方面，它希望把自身源於戰略空間的安全焦慮，轉化為一套歐洲各方能夠認可、具備約束力的制度化安排，用條約、軍備約束、常態化對話機制、書面安全承諾等規則化方式，鎖定俄方長期的安全紅線，從根源上消解北約持續東擴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它並不單純寄望於紙面協議，莫斯科深知規則本身不足以自動兌現安全保障，必須依託戰場形成的實力邊界來托底，因為所有外交談判，本質上都是對現有力量格局的確認與固化。外交上爭取規則背書，戰場上守住籌碼，二者互為支撐。正如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主任科爾圖諾夫曾指出，「停火對烏克蘭而言是首要任務，烏方的理想狀態是達成一份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停火協議。但俄羅斯想要的是一套全面的政治解決方案。」

阿布扎比談判僵局，正是這兩種焦慮的投射。換俘、黑海航運、能源設施安全，這些都相對好談，因為不觸碰任何一方的核心焦慮。但領土、安全保障及歐洲架構則舉步維艱，因為這些恰好是兩種焦慮的交點。歐洲坐在門外，說明第三種焦慮還沒有被列為議題。討論歐洲安全卻不給歐洲席位，說明這個問題還不是成熟的時機。就如率領俄談判代表團的梅金斯基所言， 「我們不太清楚他們在這裏的身份。」

由此看和平的可能形態

和平的樣子，應當是一份能同時給兩種焦慮留出位置的文件，不必由一方說服另一方。對俄方，是可核查、限制前沿軍事基礎設施的安排；對烏方與歐洲，是不可逆、有擔保、違約有代價的邊界承諾。兩者缺一，都無法為後世開太平。

1815年維也納、1919年凡爾賽、1945年雅爾塔三次重寫歐洲秩序，且都發生在大戰結束之時。這一次沒有戰勝國，只有兩種都自認受害的焦慮。所以更現實的結局仍是不完全的停火：能執行的人道安排、一條事實上的接觸線、一套各方保留解釋權的表述。

和平的門檻從來不在措辭，而在於兩邊是否願意承認對方恐懼的東西也真實存在。承認不等於讓步，但否認一定通向下一場戰爭。冬天已至，阿布扎比時刻之後，談判將以刀槍進行對話。歐洲秩序的重寫，還在等待一個能同時緩解兩種焦慮的方案出現。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專題 202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