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新聞記者 李昌鴻）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在深圳舉行，對於其帶來促進深港合作的效應，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灣區經濟與產業規劃研究所所長安然認為，APEC落地深圳，為深港合作提供了在亞太高標準規則下進行戰略校準的窗口。作為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深港共同鏈接以東盟為核心的亞太市場，核心貿易品涵蓋電子產品、AI及高科技產品、機電產品等。把握這一機遇，深港需將提升數字能力置於首位，重點依託前海數據跨境流動試點與深圳AI硬件生態，聯合香港國際數據通道，共同打造面向亞太的數字供應鏈樞紐。

安然指出，深港合作的關鍵躍升在於：將現有的貨物流轉優勢，升級為以數字能力為底座、面向亞太的供應鏈規則話語權。這一升級不僅能夠鞏固深港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更能以卓越的數字競爭力和治理能力，為亞太地區提供高水平的制度型公共產品，實現從內部要素融合向對外規則輸出的根本性躍升。在他看來，APEC深圳年提供的正是這樣一個戰略校準的契機——不是簡單展示既有優勢，而是在亞太高標準規則框架下重新定位深港的功能坐標。

數字能力何以成為深港合作的「首要抓手」

安然將數字能力置於深港合作的首位，有其現實依據。前海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的先行先試已形成可量化的制度積累。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採用「傳驗分離」區塊鏈模式，已成為徵信數據南下香港的指定渠道，累計助力內地中小微企業在港融資取得實質進展，該模式並已拓展至深圳—新加坡跨境數據驗證平台，成為APEC數字經濟領域唯一合作倡議，獲得各經濟體廣泛響應。與此同時，前海已集聚數據企業超4200家，國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開通國際數據專用通道，前海至香港網絡時延降至80毫秒以內。這些基礎設施與制度成果，構成了深港聯合打造數字供應鏈樞紐的底層支撐。

在硬件層面，深圳的AI產業生態為數字能力提供了實體錨點。深圳人工智能規上企業超2600家，已建成和在建的智能算力規模達54.3E，核心產業規模穩居全國第一梯隊。從傳感器、核心零部件到整機製造的完整供應鏈，使深圳成為數字規則落地於實體產業的天然試驗場。安然所言的「深圳AI硬件生態」，正是將數據跨境規則與製造業場景結合的關鍵接口——規則若不能嵌入真實的產業流程，便難以形成可複製的制度產品。

香港的角色則在於「通道」與「增信」。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國際信任度，使其在數據跨境流動中具備內地城市難以替代的驗證功能。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已成為香港官方認可的首個跨境傳輸通道，上線後累計安全傳輸港人北上就醫醫療影像文件超497萬份。這一通道的實踐表明，香港並非簡單的數據中轉站，而是在「內地數據可信化—香港核驗增信—憑證出海」的鏈條中承擔增值環節。安然所強調的「聯合香港國際數據通道」，實質是將香港的制度信用嵌入數字供應鏈的規則設計之中。

從「要素融合」到「規則輸出」的躍升邏輯

安然分析中更具戰略意味的判斷，在於深港合作需要完成從「內部要素融合」向「對外規則輸出」的根本性躍升。過去數十年，深港合作的主線是貨物、資金、人員的跨境流動與便利化，其成果體現為全球電子產業鏈樞紐地位的鞏固。但在亞太區域合作框架下，僅僅依託物流效率與成本優勢已不足以支撐話語權。數字供應鏈的競爭焦點，正在從「誰流轉得更快」轉向「誰制定規則、誰提供信任基礎設施」。

這一躍升的可行性，恰恰建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之上。內地與香港法律傳統不同、數據治理規則各異，這種差異在傳統貨物貿易中曾是障礙，但在數據跨境場景中反而構成了規則試驗的獨特條件。安然所言的「戰略校準」，意味着深港需要在APEC框架下重新審視這一差異的價值：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將差異轉化為可銜接、可互認的規則接口。前海正在推進的「負面清單+合規指引」管理模式，以及網絡數據安全合規實驗室的落地，正是這一邏輯的制度實踐。

由此，深港聯合打造的數字供應鏈樞紐，其功能將超越單純的物流與數據流轉，指向一種制度型公共產品的供給。亞太地區多數經濟體在數據跨境規則上面臨「選邊」壓力，而深港組合提供的方案——內地出場景與標準、香港出驗證與增信——如果能夠跑通並形成可複製的模板，便為APEC成員提供了一種不依附於單一規則體系的第三條路徑。這正是安然所言「為亞太地區提供高水平的制度型公共產品」的實質含義，也是深港合作在APEC窗口期最具想像空間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