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錦華

10月25日，我應邀出席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銘記抗爭歷史，守護世界和平」國際論壇，並在論壇上談及一個很少被放在會計視角審視的題目——日佔時期香港的經濟損失。

2026年正值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的意義，不只是懲治戰犯，更是以國際法確認「侵略必受清算」。而香港在1941至1945年的那三年零八個月，正是最具體的經濟罪證現場。

一場國家級的強制「清盤」

1941年的聖誕日，香港淪陷，日軍首先對其金融體系進行「接管清盤」。當時，滙豐、渣打、有利等發鈔銀行被佔領當局控制，金庫內的黃金、白銀、外幣被沒收，並將大量資產強行轉移至橫濱正金銀行與台灣銀行。而這兩間銀行，是當時日本任命作為「敵國銀行指定清算人」，負責處理日軍搶回來的非法財產。

更令人髮指的，是「迫簽鈔票」事件。日軍在槍口下，脅迫滙豐大班祁禮賓等銀行高層，在未發行、無儲備的庫存鈔票上親筆簽名，前後強行簽發1.198億港元面額的鈔票。從會計角度而言，這是一次徹底的「虛增負債」——資產負債表上多出一筆沒有準備金支持的負債，卻憑空創造出流通貨幣，再拿去澳門、內地套購戰略物資。

這不是普通的賬目問題，而是以刺刀背書的金融暴力。

軍票是一張沒有黃金的白條

其時，日軍隨即強行推軍票作為唯一法定貨幣，禁用港幣。兌換率曾由2港元兌1軍票，強壓至4兌1，1943年6月更徹底廢除港幣。

軍票本身無外匯儲備、無金本位的支撐，本質就是將戰爭成本轉嫁市民。據戰後統計，香港民間遺留軍票約12億元，按當時最後兌換率折合約48億港元（1945年幣值）；香港索償協會按民間測算，連本帶息索償規模可達4,600億至4,700億港元——但日本政府至今仍以《三藩市和約》為由，拒絕兌付。

米價是最殘酷的資產減值曲線：淪陷前一斤米約一角多港幣，1945年要300元軍票，按當時黑市匯率折算，港幣漲幅近萬倍。市民畢生儲蓄的購買力，一夜清零。

會計前輩留下的審計證據

黑暗中仍有專業良知。銀行家與會計師在日軍監視下，暗藏真實賬簿、記錄掠奪數據，甚至在迫簽鈔票上做暗號識別。這些憑證後來成為東京審判與戰後追責的關鍵證據，也讓香港能在廢墟上重建貨幣信用。

戰後滙豐自擔損失、分期補足準備金，政府立法確認鈔票效力——這是專業與法治合力修復資產負債表的經典案例。

當歷史被改寫：從賬簿到熒幕

值得警惕的是，80年後的今天，歷史敘事正被另一種方式改寫。央視近日點名批評日劇《別班》（Vivant）第二季，將侵華日軍用過的切指、刺腹等酷刑，顛倒嫁接至中國人身上；日本外務省更被指投入巨額資金，以AI生成內容、影視作品系統性洗白加害者身分。

當年日軍想燒掉賬簿、銷毀罪證；今天有人想重寫劇本、模糊罪責。本質都是同一件事——讓數字與記憶失效。

會計專業的當代責任

作為會計界議員，這段歷史有兩層深刻的啟示。首先，金融主權是財產安全的前提。沒有國家主權保障，再完整的會計制度、再嚴謹的審計準則，都擋不住刺刀下的「強制清盤」。

其次，真實記錄是不可讓步的專業底線。無論是當年冒死藏賬簿的前輩，還是今天面對AI深度偽造、認知戰的會計與核數人員，我們的責任都是同一句——數字不能改，歷史更不能改。

東京審判80年，波茨坦公告確立的秩序不容翻案。香港從廢墟中重建為國際金融中心，靠的不是忘記，而是把每一筆被掠奪的財富、每一頁被保存的賬簿，都變成守護主權與法治的根基。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會計人而言，這不只是一句歷史格言，更是每日簽署報表時，筆尖下那份對歷史與真相的重量。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