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3日，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2026科技+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上透露，特區政府將於今年內公布《香港新型工業化中長期發展方案》，並加快推進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

這次講話值得重視的不僅是政府提出了新的產業發展措施，更重要的是，香港開始嘗試從過去以科研投入、科技園區建設和初創企業扶持為主的創科政策，轉向更加重視產業形成、企業成長和經濟結構轉型的發展模式。

孫東提出兩項值得關注的量化目標：到2030年，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的比重力爭達到3%，而製造業與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則提高至5.5%。相比2024年的1.63%和3.8%，這意味着香港未來數年必須明顯加快創新投入與產業發展。

但我認為，衡量香港新型工業化是否成功，不能只看科研經費增加了多少、興建了多少科技園區、引進了多少科研機構，而應該回答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香港能否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再把這些企業培育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上市公司——這才是香港創科政策能否真正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的關鍵。

一、從科研中心走向產業中心，香港需要改變發展邏輯

香港並不缺乏科研資源。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知名大學，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微電子等領域具備一定研究優勢。然而，科研能力強並不必然意味着產業競爭力強。科研成果能否形成產品，產品能否進入市場，企業能否持續擴張，是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此次政策最值得肯定的，是政府明確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獨角獸為牽引、現代金融為賦能」的創科發展體系。這意味着香港開始更加重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核心作用。

但政策方向正確，不代表產業轉型就會自然發生。香港必須正視自身土地成本、勞動力供給、產業鏈配套和市場規模的現實約束。香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複製深圳、蘇州或東莞的大規模製造業模式。

香港的新型工業化應當是一種跨境產業組織模式：把香港的科研、金融、知識產權、國際市場和專業服務優勢，與大灣區的製造能力、工程技術和供應鏈體系結合起來。

真正重要的不是所有生產環節都必須留在香港，而是香港能否掌握技術、品牌、資本配置和全球市場等高附加值環節，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增加值。

這也意味着，香港必須建立更加清晰的產業統計與價值歸屬機制。企業總部設在香港、工廠位於內地，並不代表其全部產值都能計入香港GDP。只有真正發生在香港的研發、管理、服務和其他增值活動，才能形成香港本地經濟的實際貢獻。

二、從科技園區到企業培育，政府應當更加重視成長結果

香港正在形成河套香港園區、科學園和數碼港三大創科園區，以及五大研發機構協同發展的新格局。這些平台有助於集中科研資源、吸引人才和促進技術轉化。

然而，國際經驗表明，科技產業的成功從來不是單純依靠園區建設。

矽谷之所以成功，不只是因為擁有斯坦福大學和大量科研機構，更因為形成了由創業企業、風險資本、成熟企業、專業人才和資本市場共同組成的企業成長體系。

香港目前的政策已經開始向這個方向轉變。2026年《施政報告》披露，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已支持超過130條智能生產線，帶動接近17億港元投資；新型工業加速計劃支持的九個項目，涉及總投資超過40億港元。

這些投入值得肯定，但未來還應增加另一組衡量標準：受扶持企業的收入、盈利、研發效率、國際市場份額和資本回報率究竟提高了多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已推出「新型工業菁英企業培育計劃」，首批選出八家企業。這是一個積極信號，但培育不應停留在資金資助或政策認定，而應建立長期、可量化的企業成長機制。

政府可以支持早期研發和公共技術平台，但企業最終必須接受市場檢驗。政策資源應更多流向那些能夠把技術優勢轉化為持續收入、利潤和全球競爭力的企業。

三、香港最大的優勢，是把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結合起來

香港發展新型工業化有一項其他內地城市難以完全複製的優勢，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和資本市場。

科技產業成長需要長期資本。從實驗室技術到商業化產品，再到規模化企業，往往需要經歷多輪融資、產業整合和國際市場拓展。

香港既擁有國際金融市場，又具有連接內地產業和全球投資者的制度優勢，完全有條件形成「科技研發—產業轉化—企業培育—資本市場—產業再投資」的完整循環。

過去香港資本市場改革主要聚焦於如何吸引更多新經濟企業上市，包括同股不同權、未盈利生物科技企業上市及特專科技公司上市等制度創新。這些改革擴大了香港市場服務創新企業的能力。

但下一階段的重點應當從「吸引企業上市」進一步轉向「支持上市企業成長」。

上市不是企業發展的終點，而應當成為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加快成長的新起點。特別是香港大量中小上市公司，雖然部分企業面臨估值偏低、流動性不足和融資困難，但其中也有企業具備產業基礎、管理能力、上市平台和跨境資源。如果能夠通過產業升級、併購重組、科技賦能和資本運作，推動其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這些企業完全有機會成為香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參與者。

因此，香港不應只培育新的獨角獸，也應當培育現有上市公司中的下一批行業龍頭。這也是我們推動「百億市值上市公司培育計劃」的重要出發點：把企業成長、產業資源、專業教育和資本市場連接起來，建立長期的價值創造機制，而不是把市值增長簡單理解為股價炒作。

四、北部都會區需要的不只是大學城，更是產業生態系統

此次政策另一個重要方向，是以北部都會區建設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特區政府提出在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布局大學城，並以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協同發展的理念，推動形成新的創新生態圈。

這一方向具有戰略意義，但需要警惕一個問題：大學、科研機構和產業企業在地理上集中，並不必然產生真正的協同創新。

北部都會區的成功，取決於能否形成完整的企業成長環境，包括科研成果轉化、產業基金、試驗生產、人才流動、跨境物流和市場應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生命健康等產業中，算力、電力、數據和試驗設施已經成為重要的基礎生產要素。香港在規劃北都時，應同步考慮能源供應、算力基礎設施和跨境數據流通，而不是等到企業落地後才逐項解決。

更重要的是，北部都會區應與深圳及大灣區其他城市建立明確的產業分工，避免重複建設和同質化競爭。

五、從政策投入轉向市場回報，香港需要建立新的考核機制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的創科目標，具有明確的政策引導作用，但從經濟學角度看，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必須加以區分。

研發開支佔GDP達到3%，反映的是創新資源投入強度；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GDP達到5.5%，反映的是相關產業對本地經濟的直接貢獻。

這兩者都很重要，但都不足以完整衡量創新政策的最終成效。真正應當關注的，是香港能否形成更多具有自主技術、持續盈利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以及這些企業能否創造高質量就業、提高生產率並帶動經濟增長。

我建議，未來香港可以在既有政策指標之外，建立企業成長的長期評估體系，追蹤受扶持企業五年內的營收增長、研發成果轉化率、私人資本投入倍數、出口收入和資本回報。

同時，政府產業基金應當堅持市場化、專業化運作，避免行政部門直接代替市場選擇企業。對技術路線尚不明確的早期項目，可以適度承擔試錯風險；對已經進入商業化階段的企業，則應更加重視市場需求和資本使用效率。

政府需要有為，但市場必須有效。兩者結合的關鍵，不是政府投入越多越好，而是有限公共資源能否撬動更多私人資本，並形成可持續的產業增長。

結語：香港創科的最終成績單，應當寫在企業成長之中

孫東局長此次講話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香港創科發展正在由單純重視科研與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走向產業化、企業化和市場化。

這是值得肯定的政策方向，但香港新型工業化的成敗，最終不能僅由科技園區面積、科研投入金額或獲得資助的企業數量來衡量。

未來五年，如果香港能夠培育出一批從初創企業成長為獨角獸、從中小上市公司成長為百億乃至千億市值企業的產業龍頭，並形成可持續的科技創新與資本循環，那麼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才真正取得了具有經濟意義的成果。

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力，不僅在於能讓多少企業上市，更在於能幫助多少企業從小變大、從弱變強。香港新型工業化，同樣應當以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作為最重要的成果。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