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孫志、任芳頡、凱雷　實習記者李思桐）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為紀念並弘揚「長征精神」，大公報記者獨家專訪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策劃者和指揮者之一，周恩來的崢嶸過往也在周秉德的憶述中緩緩流淌出點滴。「那時候的條件非常艱苦，而伯父抱病運籌軍機、謀劃戰略的身影，至今似乎歷歷在目。」

2006年，周秉德同部分革命後代重走長征路，踏過毛爾蓋的沼澤，到訪過轉折之地哈達鋪，也親眼見到紀念館中當年那一張曾經幫助紅軍確定前行方向的《大公報》。「我們知道陝北有自己的人，我們才敢向那邊進發，它讓紅軍有了目標。」周秉德說。

1934年，中共中央領導中央紅軍主力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周恩來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成員之一，並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長征途中參與制定重大戰略決策，對紅軍長征的勝利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作軍事副報告，直面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失誤，主動開展自我批評，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以自己在黨內軍內的重要地位全力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積極推動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會議之後，周恩來受黨內委託，成為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堅定維護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為紅軍走出困境、扭轉長征戰局奠定重要基礎。

擔架上處理軍情 不捨晝夜

周秉德說，伯母鄧穎超曾憶述：「長征路上，周恩來走得十分辛苦。」1935年7月，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川西毛兒蓋後，由於日夜操勞，體力透支過多，加上和紅軍戰士們一起吃野菜和青稞，導致嚴重營養不良而病倒，連日高燒40度不退，昏迷不醒，不能進食。

即便被病痛折磨，周恩來依舊沒有放下軍機要務。只要意識稍清醒，他便召集相關同志研判局勢，參與處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面對張國燾恃兵力優勢爭權的嚴峻局面，周恩來以全黨團結為重，從革命大局出發，主動讓出紅軍總政委一職，促成兩大紅軍主力統一行動，最大限度維護紅軍的團結。很多時候，周恩來躺在擔架上看閱軍情文電，在顛簸的路途中思考行軍部署。夜晚部隊宿營，他依舊在油燈之下草擬命令、梳理各路紅軍的動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擺脫敵軍圍追堵截的謀劃當中。

「長征隊伍沒有可吃的食物，只能取一些草根樹皮來煮。」周秉德表示，「那時伯父患有肝膿瘍無法行走，並且經常昏迷，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擔架上。伯母本來在婦女的隊伍中，後被組織調來照顧伯父，當時的衞生條件很差，伯父的毛衣上長了很多蝨子，數都數不過來。伯母給伯父掐蝨子，掐滿手都是血紅的。」

當時的環境無法消毒，又沒有條件做手術，只能採取保守療法。「沒有合適的藥物，毛主席便派人找冰塊給伯父降溫。」周秉德聽伯母講述，紅軍離開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戰友們組成擔架隊抬着周恩來過草地。為保障周恩來安全穿越草地，彭德懷甚至下令埋掉僅存的迫擊炮。他說，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由於不忍心看到戰士們步履艱難地抬着自己，伯父多次爬下擔架自己走，但又一次次被戰友們按到擔架上。」周秉德說。

2006年，周秉德參與「情繫長征路──開國元勳子女重走長征路」大型活動，和二十多位革命後代一同踏上父輩當年的征途，歷時一個半月重走長征路。尋訪途中，她來到毛爾蓋、哈達鋪等關鍵舊址。站在毛爾蓋的土地上，沼澤地貌依舊清晰可見：「進城之前兩邊都是沼澤地，人踩到沼澤會沒過大腿。」親身踏訪，讓她對當年草地行軍的兇險有了更直觀的體會。

「《大公報》讓紅軍有了目標」

作為紅軍長征途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節點，哈達鋪鎮留給周秉德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知道陝北有自己的人，我們才敢向那邊進發，它讓紅軍有了目標。」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秀雲指出，紅軍長征開啟之後，《大公報》第一時間跟進報道。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大公報》累計刊發600餘篇報道，涵蓋消息、通訊、評論、遊記、訪談等多種題材。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十分重視研讀各類報刊，張聞天撰寫的讀報筆記刊發於《前進報》，文中大量摘引《大公報》關於紅軍在陝甘活動的報道。在哈達鋪鎮，紅軍不僅得到了物資和人員的休整，更通過《大公報》獲取了關鍵情報，從而確立了「到陝北去」的戰略方向。

特稿｜從撰稿到記者　家族結緣《大公報》

《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是周秉德丈夫沈人驊的姑父。新中國成立後，范長江曾任新華通訊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長征報道篇章裏，范長江是無法繞開的關鍵人物。他始終獨立思考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理論。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記者身份自天津出發，經煙台、青島到上海，再沿長江西行，經重慶到達成都，後深入西北，歷時10個月，行程6000餘里，踏及四川、陝西、甘肅、青海和內蒙古五個省區，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紅軍長征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將旅行沿途見聞著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其間，范長江在《大公報》刊發了21篇旅行通訊，其中11篇涉及長征。他結合政治、軍事、地理等多方維度，分析預判紅軍戰略與行軍路線。他摒棄「共匪」、「赤匪」等污名稱謂，直接使用紅軍，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提升了報道的真實性與思想價值。

周恩來與《大公報》淵源深厚。青年求學天津時，他常年研讀《大公報》洞察時局，赴歐留學期間，還為報紙供稿數十篇，向國內傳播進步新思潮。作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引領者，周恩來十分認可深度調研、實事求是的新聞作風，曾專門約談范長江，高度肯定其深入一線、直擊真相的採訪履職，稱讚這是新聞工作者的本分與擔當。1958年，周恩來在談到《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特別指出，「第一，她是愛國的；第二，她是堅持抗日的；第三，她為中國新聞界培養了大量的傑出人才。」

吃野菜徒步行軍　和將士共患難

長征初期受「左」傾錯誤影響，紅軍一度採取「大搬家式」行軍，戰士背負大量物資負重轉戰。相較其他領導人，周恩來的行囊極為簡樸，僅有兩毯一單、幾件換洗衣物，包袱隨身、就地作枕。他從不勞煩戰士替自己擔行李，公文盡數收納小木箱由馬匹馱運，還主動騰出馬背搭載傷員，最大限度減輕隊伍負擔。「長征步步艱難，戰士們本就極度辛苦，伯父從不願給大家添任何負擔。」周秉德說。

長征途中，周恩來始終與戰士同甘共苦。他極少乘騎為他準備的騾子，多將牲口讓給傷病員代步、馱運物資，自己徒步行軍，全程不接受特殊待遇，和普通將士一同野菜充飢、艱苦跋涉。

「伯父心裏始終裝着基層戰士。」周秉德說，每到宿營地，周恩來都會深入連隊慰問官兵，安排戰士食宿、傷病情況，叮囑幹部勘察地形、研判敵情、部署行軍預案。行軍間隙，他還主動和戰士交流、宣講政策，穩定軍心。

即便終日行軍勞頓，周恩來依舊通宵處理軍務，晚上周恩來剛回到自己的住處，參謀人員就又送來了電報、文件。當紅軍指揮員們向他匯報工作時，他總是邊看文件、電報，邊聽匯報，並迅速加以處理。「夜裏所有人都休息了，年輕的戰士們半夜起來檢查內外警戒時，經常看到伯父屋裏的小油燈還在亮着，考慮下一步的行動安排。」周秉德說。

「伯父不許我在外講我們的關係」

家風正則後代正，源頭正，則國正。周恩來經常教導晚輩不能特殊化，要做普通人，以國家為先，做對國家有益的事。周恩來告誡周秉德，「在外不要講與我的關係，不然別人容易對你有特別照顧。」

「在學校我從來不和別人講我和伯伯的關係，從內心來講，我一直把自己當作普通學生。」周恩來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着周秉德。「上世紀五十年代，留蘇（留學蘇聯）是許多中學生嚮往的潮流。我當時看到報紙上說我國的文盲還很多，我就覺得做老師是最需要的，所以上初二時我就決定以後要就讀師範學校。」周秉德告訴周恩來，她立志到一線做小學老師，教書育人，為祖國的發展培養更多人才，這個決定受到了周恩來的鼓勵和支持。

1955年，周秉德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鄉鎮小學做老師。兩個月以後，被調到區委機關肅反辦公室工作。「伯伯知道後問我，『你怎麼離開基層到區委機關了？是因為我的關係嗎？』」周恩來希望周秉德留在一線艱苦的地方，後來周恩來了解到周秉德是因為黨員身份的工作需要被調動，而非他的關係才作罷。

設慈善基金助學　開設「周恩來班」

2016年，周秉德發起成立「大鸞翔宇慈善基金會」並出任創始會長，其子沈清擔任理事長，多位革命後代受聘名譽副會長。基金會以周恩來乳名「大鸞」、字「翔宇」命名，核心宗旨便是傳承弘揚周恩來精神、賡續紅色血脈。

基金會深耕紅色教育與助學公益，在長征沿線開展捐資助學，依託「周恩來班」「恩來榮譽社團」等載體傳承革命先輩遺志。1986年全國首個「周恩來班」在南京梅園中學落地，如今全國已有兩千餘個「周恩來班」，一代代學子立志傳承偉人精神、報國奮進。周恩來一生崇尚讀書、善於學習，「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後人。基金會曾向多所學校的「周恩來班」捐贈紅色優質圖書，助力學校深入開展閱讀教育。

與此同時，基金會積極走出國門，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多領域開展慈善活動。「我們基金會參加了尼泊爾、蒙古的扶貧活動，對於學習優秀、家庭貧困的學生也給予了幫助。」周秉德說。1958年周恩來以中國政府名義援建尼泊爾的「悲憫樓」，在2015年尼泊爾強震中嚴重損毀，基金會捐資122萬餘元人民幣完成重建。2019年，基金會還發起「風鈴行動」，向蒙古國捐贈病床、助聽器、護理包等醫療物資，助力當地改善醫療與助學條件。

（來源：大公報A10：內地 2026/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