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孫志、李暢、凱雷，實習記者 王岩冰）在程海燕的記憶裏，曾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的父親程子華，很少向家人講述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飢寒傷痛。但那雙始終無法自如伸展的手，卻留下了長征的印記，以及堅持和探索信仰的烙印。正是這對在長征途中落下傷殘的手，與戰友們共同把身處困境的紅二十五軍帶了出來，使其在轉戰中發展，並在更大的革命進程中發揮作用。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九十周年。程海燕接受《大公報》專訪，追憶父親與戰友們走過的征途。她說，今天回望歷史，人們已經知道勝利的結局，但置身當年的艱險之中，他們未必知道勝利何時到來，也無法預見自己最終會走向哪裏。支撐父親堅持下去的，是對革命的信念，也是希望民族和國家強大、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願望。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是參加長征的四支主力紅軍隊伍之一。1934年11月，這支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出發的隊伍，歷時十個月、轉戰近萬里，先期抵達陝北。出發時約2980人，到達陝北時發展到3400餘人，是長征途中唯一一支人數不減反增的隊伍，還在長征途中創建了唯一根據地──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敵強我弱 迂迴轉向保存部隊實力

1934年，程子華受中央派遣，從中央蘇區輾轉前往鄂豫皖，傳達戰略轉移、建立新根據地的指示。同年11月，花山寨會議任命程子華出任紅二十五軍軍長，與政委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一起率不足三千人的隊伍從河南羅山何家衝出發，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踏上長征之路。如何在敵軍圍追堵截中保存力量，是出發以後首先面對的問題。

程海燕記得父親曾講過，部隊出發時盡量輕裝，「就帶了三天的乾糧、兩雙草鞋」。在路線選擇上，也不能只看地圖上的遠近。「他說，行軍路線要拐彎地走，不能走直線。」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地圖上的近路未必就是部隊能夠安全通過的路，紅二十五軍不斷迂迴轉向，盡量避開敵軍主力，以保存有限的有生力量。

然而，長征開始不到一個月，部隊便遭遇一場惡戰。1934年12月，紅二十五軍轉戰至陝西庾家河，程子華雙手負傷，徐海東也身受重傷。戰士們輪流抬着擔架，在山路間行進。由於缺少藥品和治療條件，程子華的雙手最終留下終身殘疾。

對紅二十五軍而言，要在轉戰中堅持下來，就必須找到能夠立足的地方。進入陝南後，部隊開闢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在作戰的同時發動群眾、補充兵員，為繼續前進積蓄力量。

談到紅二十五軍為何在長征後人數不減反增，程海燕說，輕裝前進、避開敵軍主力，使部隊盡可能減少了損失；根據地的建立，則為休整、補給和擴充創造了條件。第二次反「圍剿」期間，紅二十五軍採取「誘敵深入、先拖後打」等方針，利用山地同敵軍周旋，拉長對方補給線，待其疲憊後再尋找戰機。程海燕記得父親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話概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

勝仗也意味着槍支、彈藥和生活物資得到補充。程海燕談到，她曾在王誠漢（開國上將，曾於紅二十五軍任連長）的回憶文章中讀到一個生動的細節：有時戰鬥勝利後繳獲了一些物資，平日難得見到的糖一時多起來，戰士們喝水放糖，做菜也放糖。在長期缺衣少食的行軍生活中，這樣一點尋常的甜味，顯得格外難得。

軍紀嚴明 「仁義之師」贏得民心

支撐隊伍發展的，還有一路爭取到的民心。紅二十五軍散發《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和《什麼是紅軍》，通過布告、標語和傳單宣傳抗日主張。經過寧夏興隆鎮等回族聚居地區時，部隊制定「三大禁令、四項注意」，當地群眾稱讚紅二十五軍為「仁義之師」。毛澤東後來接見徐海東、程子華時，稱讚其民族政策水平高、執行得好。程子華從中央蘇區帶來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條例，到陝北後由程坦、劉華清配曲，中央紅軍到達後隨即在全軍推廣開來。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從繳獲的《大公報》上得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繼續北上的消息，決定西征北上策應主力。9月7日，部隊到達甘肅豹子川，程子華代理省委書記兼軍政治委員，徐海東任軍長。9月15日，紅二十五軍抵達陝甘根據地永坪鎮，與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隨後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10月19日，中央紅軍抵達吳起鎮，陝甘根據地進一步鞏固擴大。

毛澤東後來曾肯定紅二十五軍「為革命立了大功」，並在談到其由陝南經隴東到陝北的行動時，指出其起到了「中央紅軍之嚮導」的作用。採訪中，程海燕特別提到，陝北原本已有紅軍和根據地，紅二十五軍的到來進一步加強了當地革命力量，使隨後到達的中央紅軍有了更穩固的立足條件。

她由此談到毛澤東關於陝北「兩個點」的概括。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從長征在這裏落腳，到紅軍改編後奔赴抗日前線，革命力量在這裏保存、發展，又由此開啟新的征程。紅二十五軍的先期到達，是這段歷史中的重要一環。

《大公報》關鍵信息　助兩路紅軍落腳陝北

與黨中央長期失去聯繫，紅二十五軍如何判斷主力紅軍的動向，又怎樣選擇前進方向？在這段歷史中，《大公報》曾傳遞過重要的信息。

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在威逼西安的行動中，通過繳獲的《大公報》，意外獲得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繼續北上的消息。7月15日，交通員石健民隨後來到部隊駐地，帶來中央此前的文件，進一步確認了主力紅軍的動向。省委和軍領導據此研究形勢，決定西征北上，策應主力紅軍行動。

進入8月，部隊又從繳獲的報紙中得知中央紅軍可能前往洮州、岷縣、西固一帶，隨即進入甘肅，向敵人後方展開行動，牽制其兵力。此後，紅二十五軍一度切斷西蘭公路，迫使敵人調兵應對，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儘管未能與中央紅軍直接取得聯繫，這支隊伍仍努力從有限的信息中判斷形勢，主動配合革命和戰略全局。

與此同時，中央紅軍也在尋找能夠立足和發展的根據地。1935年9月，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哈達鋪。偵察人員搜集來的報紙，包括《大公報》，提供了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重要消息：陝北有劉志丹等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徐海東等人領導的紅二十五軍3000餘人已與紅二十六軍在陝北會合。這些信息，為中央判斷陝北形勢、進一步確定北上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邊從報紙中尋找黨中央和主力紅軍的消息，一邊從報紙中了解陝北的革命力量，兩支隊伍在不同地點判斷彼此的動向。一張報紙引的路，讓兩路紅軍在陝北先後落腳。

重走長征路 與當年的父親「重逢」

多年以後，程海燕曾到紅二十五軍長征出發地及沿途舊址尋訪。那些在父親經歷中出現的地名，變成了眼前真實的山川與村莊，也讓她對當年的艱難有了更深的體會。

程海燕記得，有一次從西安前往旬陽，汽車在山間繞行了四五個小時。坐車尚且覺得疲憊，想到父輩當年靠雙腳行軍，還要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戰鬥，她更覺那段路走得不易。山中冬日寒冷，今天到訪的人可以穿上厚衣保暖，當年的戰士卻未必有地方安穩過夜。

在程海燕看來，長征精神很難用一句話說盡。那些年輕的戰士，許多人曾飽受貧困與壓迫，因為有了理想，才願意承受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今天講述一段歷史，幾句話便能帶過；置身其中的人，卻要一天天熬過傷痛、飢餓和生死考驗。

曾有人問她，父親那一代人當時是否相信自己一定能夠成功。她的回答帶着女兒對父輩經歷的理解：父親打了二十多年的仗，很長一段時間裏，面對的都是艱難處境，未必能夠預見勝利何時到來。但他們仍然堅持了下來。

父親很少向家人細說戰爭中的苦難，程海燕便在回憶、閱讀和尋訪中，一點點理解他走過的路。那雙無法自如伸展的手、讓給傷員的騾子，以及晚年仍放不下的百姓冷暖，成了她認識父親的具體線索。

「他把自己的坐騎讓給傷員」

1934年12月，紅二十五軍轉戰至陝西庾家河。激戰中，程子華雙手負傷，副軍長徐海東也身受重傷。部隊仍要應對敵人的追擊，兩位傷員的救治與轉移，都只能在艱苦的行軍途中進行。前路山高路險，戰士們輪流抬着擔架，還要隨時防備敵人的襲擊。

對程子華而言，雙手貫穿傷痛之外，更難忍受的，是生活無法自理以及由此給戰友增加的負擔。由於缺少藥品和治療條件，傷口感染，清洗時疼痛難忍。他曾請求軍醫錢信忠為自己截肢，錢信忠堅持繼續救治，最終保住了他的雙手，留下終身殘疾。

這份情誼延續到抗戰時期。因雙手傷殘騎馬不便，程子華配有一頭大騾子，路上卻常常把騾子讓給傷員，自己步行。照料騾子的同志看在眼裏有些着急，覺得首長到了目的地還要辦公，路上應當多保存體力，便忍不住念叨；這番話又讓騎在騾子上的傷員不好意思，不知道是該下來，還是繼續坐着。

程海燕講起這段往事，感慨的是那時官兵之間的感情。長征時，是戰士們抬着擔架護送重傷的父親；抗戰中，他又把自己的坐騎讓給傷員。這份生死相依的情誼，貫穿了這位紅二十五軍軍長的一生。

（來源：大公報A13：內地 2026/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