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在北京通過，明確提出利用技術促進平等。三十年過去，數字技術重塑了全球經濟結構，從電子商務到遠程辦公，從數字金融到智能應用，其觸角已延伸至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然而，技術的擴散無法自動抹平性別差距。

在亞洲，數字基礎設施近年迅速擴張，智能手機與網絡覆蓋率持續提升，性別平等意識與制度配套卻未能同步推進。女性在數字技能掌握、數字就業參與和數字創業機會上普遍落後於男性，這種落差並未隨技術普及而自然消弭，反而在部分領域持續擴大。技術本身不會自動矯正性別不平等，當女性因家務負擔、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或職場歧視而無法平等地接觸和掌握數字工具時，數字化進程便難以成為賦能的力量，反而可能將既有的性別差距帶入新的場域並持續放大，成為分化加劇的加速器。

日本社會的性別落差體現在多個層面，一項針對數字技術自我效能感的調查顯示，女性在使用數字技術時的自信程度顯著地低於男性。研究者指出，這種「不擅長」的自我認知是後天形成的刻板印象，一位受訪日本女性「我是文科出身，所以不行」的表述頗具代表性，這句話已成為許多日本女性面對IT技能時的第一反應¹。在日本社會，機械工程與計算機科學長期被視為「不適合女性的職業」，自基礎教育起，女孩便被引導向文科、家政、教育、護理等被認為「適合女性」的領域，於是，許多女性在尚未真正接觸機械工程或計算機科學之前，便已形成「我是文科出身，所以不行」的自我認知，將結構性分流誤認為個人能力不足。

東南亞的情況呈現出另一種結構性落差，在印尼最大的電商平台之一Lazada上，女性賣家擁有的店舖佔平台商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在菲律賓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三分之二，女性已經進入數字經濟，但她們在進入之後所面臨的持續性時間貧困，使得這種進入難以轉化為與男性對等的商業成果。國際金融公司2021年的報告估算，女性商家在電商平台的銷售額在2025年至2030年間可增加超過兩千八百億美元的價值，然而這筆潛在收益並未按預期速度增長，其根源在於女性因照護家庭責任而被迫壓縮業務時間²。育兒和家務勞動被默認為東南亞女性的首要責任，許多女性商家在經營過程中不得不拒絕那些需要投入更多時間的發展機會，其業務增長的空間因此受到結構性的壓縮。

從日本社會在教育階段的分流，到東南亞女性電商賣家被家庭負擔壓縮經營時間，亞洲的困境具有共性，數字時代性別落差並非單一環節的結果，而是沿着教育、職場與家庭責任等層面遞進生成。數字基礎設施的鋪設速度遠快於性別平等意識的普及，許多經濟體在推動數字化時默認技術是中性的，卻忽略了使用技術的人所處的社會結構。技術普及若缺少制度介入，只是把原有的差距帶進新的領域，反而在部分領域形成新的結構性障礙。

在中國，制度先行讓中國在數字領域的性別平等方面搶得先機，也為亞洲乃至全球應對數字時代的性別落差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實踐路徑。隨着中國互聯網的蓬勃發展與數字基礎設施的迅速鋪開，數字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引擎，女性網民規模持續擴大，在電商、內容創作、在線教育等領域的參與度不斷提升，已成為數字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力量³。所以，中國較早把婦女數字能力提升納入國家戰略，將性別平等目標與數字化發展議程相互銜接，把提升女性數字素養視為釋放社會生產力、促進性別平等與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環。《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提出全面提升婦女的媒介素養，為婦女數字能力的提升設定了明確目標⁴；《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將婦女列為重點群體，從數字生活、數字學習、數字工作等多個維度提出具體舉措⁵；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則把技能培訓一路送到基層，要求各地結合本地產業特色開展針對性培訓。這些文件均配套了專項資金、培訓體系和考核指標，政策意圖得以向下傳導至縣鄉一級，形成從中央到基層的系統性推進格局。

在科技領域，中國把數字技術用來糾正性別偏見，也用來創造就業，這與前述制度框架形成互補，把性別平等的目標從政策文本推進到技術應用的具體環節。檢察機關運用大數據模型識別家暴風險和招聘歧視，讓算法成為保護婦女權益的工具，而不是複製偏見的幫兇。當招聘平台上出現歧視性表述時，監督模型能夠自動識別並推動平台整改；當家暴受害者反覆報警卻未能獲得有效保護時，風險算法會向檢察機關發出預警。這些實踐說明，技術本身並不中立，關鍵是誰來設計、為誰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是工具，制度是保障，兩者結合才是數字時代性別平等的根基。

公益力量在數字時代推進性別平等，承擔的是補位角色，補上制度與科技最難抵達的「最後一公里」。面向鄉村女童的科技教育項目已在多省落地，數字木蘭等計劃在縣域建立數字就業中心，把數據標註、雲客服等崗位送到家門口，「加油木蘭」則為欠發達地區女性提供教育和醫療公益保險，依託數字技術實現線上理賠⁶。公益無法取代制度變革與科技普惠的根本性力量，但公益的價值在於它能靈活識別那些具體的、分散的、制度難以精準回應的需求，並在回應過程中積累經驗、形成模板，為制度的精準化調整提供實證依據。當一個縣域數字就業中心成功運轉，周邊地區便有了可複製的模板；當一批鄉村女性通過數字技能實現經濟獨立，她們的家庭和社區對女性角色的認知也會隨之改變。

三十年間，制度、科技與公益在中國逐步接上了同一條線，三者相互支撐，形成了一個有機的賦能體系。制度提供普惠的框架和資源，科技提供規模化的工具和機會，公益則以靈活、精準、有溫度的方式，確保這些紅利不會在到達基層之前就耗散掉。先行者的意義不僅在於自身進度較快，更在於證明這條路徑可行，並值得更多經濟體一同推進。

Reference：

[1] 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5: Japan Country Note. 2025.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SEADS & Tech for Good Institute. Helping E-commerce Merchants in Southeast Asia Unlock Their Potential. 2023.

[3]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2025年.

[4] 中國國務院.《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 2021年9月.

[5]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 2021年11月.

[6] 螞蟻公益基金會. 數字木蘭項目年度報告. 2025年.

[7]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中國推進婦女全面發展的實踐與成就》白皮書. 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