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淵

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競爭，早已不再只是算法、算力與模型參數的比拚，而是技術落地、市場准入、合規治理、資本運作與文化適配的綜合博弈。內地人工智能企業在大模型、計算機視覺、智能機器人、AI 工業軟件等賽道，已經積累起雄厚的技術底座和規模化落地經驗，在國內海量場景中完成了產品迭代，但是當企業試圖走出國門時，會直面複雜的海外監管、數據跨境規則、知識產權爭議、跨文化溝通壁壘、國際品牌認知不足、海外融資渠道受限等一系列難題。很多技術能力出眾的 AI 企業，不是輸在產品性能上，而是卡在出海第一步的合規審查，或是在海外市場談判中無法建立國際客戶信任。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香港發布回歸以來首份中長期發展藍圖《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 年）》，這份規劃和國家「十五五」規劃周期同步，把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強化「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功能作為核心戰略方向，人工智能被放在未來產業的核心位置，不再僅僅是香港本地產業升級的工具，更是香港對接國家新質生產力戰略、幫助內地 AI 企業走向全球市場的關鍵抓手。傳統認知裏，香港的超級聯繫人更多指向貿易、資本、實體商品的跨境流通，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把這個角色升級，打造面向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知識服務領域的新一代超級聯繫人。它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中轉通道，而是提供技術驗證、合規打磨、人才對接、國際融資、品牌塑造、本地化適配的全鏈條增值平台。接下來的五年，香港將依託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新田科技城、數碼港、科學園等空間載體，搭建 AI 研發、算力基礎設施、產業應用場景，打通內地 AI 技術和全球市場之間的斷層，為中國人工智能出海開闢一條差異化路徑。

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時代底色：從通道型聯繫到增值型鏈接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角色，是內地與全球之間資金、貨物、貿易合同流轉的通道。大量內地企業通過香港進行海外融資、貨物轉口、設立離岸公司。但隨着全球產業鏈重構、數字貿易崛起，單純的通道價值正在減弱。很多海外投資者、跨國機構不再滿足於資金簡單過境，他們希望看到技術真實落地、商業模式被驗證、風險可控，這就要求香港的角色必須升級，也就是規劃裏反覆提到的從「超級聯繫人」向「超級增值人」轉變。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本質上就是把這個角色升級落地，用五年時間搭建制度、基建、產業、人才四大支撐體系，讓香港能夠承接數字科創產業，尤其是人工智能產業的跨境協同需求。

在產業邏輯上，香港「一五」規劃明確了「研發在香港、量產在大灣區」的新型工業化模式。這套模式對於 AI 產業非常契合。人工智能產業分為上游基礎模型研發、算法優化，中游模型微調、行業解決方案開發，下游硬件製造、產品交付。香港適合做上游基礎研究、模型合規測試、國際標準對接、商業談判；深圳、東莞、廣州等大灣區城市，擁有全球最完整的電子製造、機器人硬件、傳感器供應鏈，能夠快速完成 AI 硬件產品的原型試製、規模化生產。內地 AI 企業可以把模型適配、海外合規測試、國際商務總部放在香港，把數據標註、模型訓練、硬件生產、工程實施放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形成「香港做國際接口，大灣區做產業底座」的分工。

這份規劃的另一個關鍵底色，就是堅持「一國兩制」下制度差異所帶來的規則優勢。內地和海外在數據管理、知識產權、AI 治理、商業法律體系上存在差異，香港普通法體系、國際化專業服務隊伍、接軌全球的合約與仲裁機制，恰好形成一個緩衝和轉換地帶。內地 AI 模型在內地完成訓練之後，可以在香港完成面向海外市場的二次微調、數據脫敏、安全評估，按照目標市場的監管要求完成合規改造，再推向東南亞、中東、歐洲等市場。這不是規避監管，而是在合規框架下，利用香港多元法律、審計、知識產權、數據治理專業服務，提前識別出海風險，減少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後面臨的處罰、業務停擺風險。

規劃同樣高度重視人才體系建設。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高校，計算機、人工智能、數據科學領域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同時持續推出人才引進政策，面向全球吸納 AI 算法工程師、大模型安全專家、數據合規專家、國際商務人才。規劃提出到2030年，創科領域人力需求持續擴容，AI 相關專業人才缺口巨大，香港一方面培養本土青年科研力量，另一方面吸引海外 AI 人才落戶，同時搭建內地科研人員赴港開展聯合研發的通道，讓內地 AI 團隊可以在香港和國際人才共同開展面向海外場景的技術研發。人才的雙向流動，是超級聯繫人能夠持續運轉的底層保障。

二、中國 AI 出海的現實困境：為什麼需要新一代超級聯繫人

中國人工智能產業已經走完國內市場的規模化驗證階段。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行業大模型、服務機器人、工業 AI 質檢等領域，大量企業已經在智慧城市、製造業、金融、醫療等場景落地，積累海量工程經驗，在模型效率、成本控制、場景適配層面具備很強競爭力。但是出海之路，遠比硬件產品出口更加複雜。AI 輸出的不只是實體設備，還包括算法模型、軟件服務、數據產品，屬於數字服務，涉及數據流動、算法透明度、倫理審查、文化價值對齊，這和傳統製造業產品出口完全不同。

第一個核心難題，就是跨境數據和 AI 監管碎片化。全球不同地區對人工智能的立法節奏、監管框架差異巨大。歐盟 AI 法案對高風險 AI 系統提出嚴格文檔留存、可解釋性、人類監督要求；東南亞各國的數據保護法規各不相同；中東市場對於內容倫理、文化表達有特殊約束。內地 AI 企業熟悉國內的數據管理規則，但對海外各國的合規標準缺乏實操經驗。如果直接將國內訓練的大模型部署到海外，很容易在數據來源、算法偏見、內容輸出層面踩紅線。很多企業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海外客戶，最後因為算法合規、數據跨境問題項目終止，前期投入全部損失。單純聘請海外律所，成本高昂，且律所只提供法律條文解讀，缺少 AI 技術層面的協同，很難完成算法、數據集、模型輸出內容的全鏈條整改。

第二個難題是市場信任和品牌壁壘。海外客戶尤其是跨國金融機構、醫療機構、大型製造企業，在採購 AI 系統時，高度看重供應商的國際化資質、第三方獨立評估、國際仲裁保障。很多內地 AI 企業在海外客戶眼中，只是來自中國的技術公司，客戶對其知識產權、技術獨立性、長期服務穩定性存在顧慮。海外客戶更傾向於和本地註冊、接受國際審計、有本地團隊的主體簽約。如果直接以內地主體簽約，客戶會在法律管轄、爭議解決上存在擔憂。

第三個難題是資本對接與估值體系差異。內地 AI 企業的估值邏輯，更多參考國內場景落地、政府項目訂單。國際風險資本、家族辦公室、海外產業資本，評估 AI 企業時更看重全球市場拓展能力、知識產權全球布局、跨區域合規框架、海外收入增長潛力。很多內地 AI 企業技術很好，但是缺少面向國際投資人的敘事方式，缺少海外路演、盡職調查、國際融資的渠道。港交所作為全球重要的科技融資平台，能夠為 AI 企業提供上市、私募融資，吸引全球資本，幫助企業獲得擴張海外業務所需要的資金。

第四個難題是本地化適配與文化對齊。大模型、對話 AI、多模態產品，不僅僅要語言翻譯，還要理解當地社會習俗、宗教文化、行業慣例。直接將國內訓練的模型輸出，很容易出現內容不當、價值觀衝突，引發輿論危機。模型需要使用本地語種、本地場景數據重新微調，還要有本地專家進行倫理審查。這個本地化工作，很難在內地遠程完成，需要一個多元文化、雙語甚至多語言人才聚集的地方作為試驗場。

第五個難題是國際科研網絡和行業標準參與。AI 產業的長期競爭力，離不開參與全球行業標準制定，和海外高校、科研機構、行業聯盟開展聯合研究。內地科研團隊參與國際 AI 標準、國際學術合作，存在溝通、合作機制上的障礙。香港高校長期深度參與全球 AI 學術網絡，可以作為橋樑，讓內地 AI 企業和國際學術界、行業機構聯合開展測試、共同發布研究成果，提升技術在全球行業中的認可度。

這些困境共同說明，AI 出海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貿易中介，而是一個融合合規、測試、資本、人才、品牌、標準服務的綜合樞紐，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就是主動承接這一需求，把自身打造成為專門服務中國 AI 出海的超級聯繫人。

三、香港作為 AI 出海超級聯繫人的五大核心功能，在「一五」規劃下落地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把人工智能納入頂層設計，讓超級聯繫人角色從概念轉化為可落地的五大功能板塊，覆蓋 AI 企業出海全生命周期，從早期產品驗證，到市場拓展、融資上市，再到長期國際運營。

第一，國際合規與 AI 治理試驗場。香港擁有普通法體系，獨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的數據保護條例，同時對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 AI 治理規則。在香港，內地 AI 企業可以設立海外業務主體，將準備出海的大模型、AI 行業解決方案，在香港環境中開展全面評估，完成數據脫敏、算法偏見檢測、內容安全測試、高風險 AI 文檔撰寫，按照歐盟、東盟、中東等目標市場要求完成預認證。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本地高校的 AI 安全實驗室，可以提供第三方技術評估，出具國際認可的測試報告。這份報告，能夠大幅降低海外客戶、監管機構對中國 AI 產品的疑慮。香港就相當於 AI 出海的 「質檢與合規中轉站」，產品在這裏完成國際化改造，再輸出到全球市場。規劃提出開放香港本地金融、醫療、養老等場景，內地 AI 企業可以在香港落地小型試點項目，產出真實的海外場景案例。一份在香港金融機構落地的 AI 風控案例，會比純國內案例更有說服力，企業拿着香港落地案例去開拓東南亞、中東金融客戶，更容易建立信任。

第二，跨境資本樞紐，覆蓋 AI 企業全周期融資。AI 行業研發投入巨大，大模型訓練、海外市場拓展都需要持續資金投入。香港擁有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聚集大量國際 VC、PE、家族辦公室，港交所不斷優化科技企業上市制度，支持未盈利科技企業上市。在「一五」規劃框架下，香港繼續強化科技投融資生態，特區政府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直接投向人工智能與機器人賽道，引導全球資本投向落戶香港的內地 AI 出海團隊。內地 AI 企業可以將海外業務板塊放在香港，以香港主體進行海外私募融資，後續選擇在港上市。融資獲得的資金，可以用於海外市場團隊搭建、國際專利布局、本地化模型開發。同時香港成熟的財富管理、外匯管理服務，方便企業進行跨境資金調度，管理海外項目現金流，規避匯率風險。很多 AI 初創團隊，在國內已經完成產品原型，但是缺少國際化融資窗口，香港能夠打通從種子輪、A 輪到上市的完整資本鏈路。資本不只是給錢，國際投資機構還會帶來海外行業資源、客戶網絡，進一步放大超級聯繫人的價值。

第三，全球人才交匯點，搭建跨境 AI 研發團隊。香港的人才優勢，在於人才來源的全球化。本地高校培養 AI 基礎科研人才，人才引進計劃持續吸納來自歐美、東南亞、亞太地區的數據科學家、AI 倫理專家、海外行業專家。內地 AI 工程師、算法團隊，可以在香港設立聯合研發中心，和國際人才共同開發面向海外市場的模型版本。例如針對東南亞多語種場景的大模型微調，由內地團隊負責模型基座，香港團隊聯合東南亞本地專家做語種對齊、文化校準；面向海外醫療 AI 產品，香港高校醫學院和內地 AI 團隊合作，完成臨床驗證和國際醫療產品認證。同時香港為內地科研人員、企業技術人員提供便捷的跨境往來通道，依託大灣區協同機制，人才、科研設備、非敏感數據集可以在可控範圍內流動。「一五」規劃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這些園區提供辦公、實驗室、算力空間，降低內地 AI 企業在香港設立研發分支機構的落地成本。河套合作區的特殊通關和科研便利安排，尤其適合需要深港兩地協同研發的 AI 項目。

第四，國際品牌塑造與市場對接平台。對於 AI 企業來說，品牌和信任就是市場准入證。香港常年舉辦各類國際科創展會、人工智能峰會、金融科技論壇，吸引全球企業、行業協會、採購商前來參會。內地 AI 企業可以依託香港平台，發布面向全球市場的產品版本，舉辦國際發布會，對接海外渠道夥伴、系統集成商。香港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專門搭建內地科創企業出海服務網絡，幫助 AI 企業對接東南亞、中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客戶。很多海外大型企業、跨國機構在香港設立亞太總部，這些亞太總部本身就是潛在客戶，同時擁有向全球總部推薦技術供應商的權限。內地 AI 企業在香港完成項目落地，就可以藉助跨國企業亞太總部，把產品推廣到整個亞太區域。這就形成「香港作為亞太總部窗口，撬動全球市場」的路徑。香港多元雙語環境，專業的公關、法務、市場營銷服務商，能夠幫助內地 AI 企業調整對外敘事，用海外市場能夠理解的方式介紹技術優勢，規避文化誤解，打造國際化品牌形象。

第五，知識產權與國際標準協作平台。人工智能領域專利競爭非常激烈，模型架構、訓練方法、多模態算法、行業應用都需要全球專利布局。香港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接軌，本地專利律師、知識產權仲裁服務成熟。內地 AI 企業可以在香港進行國際專利申請規劃，提前布局目標市場的專利組合，處理跨國知識產權糾紛。同時香港高校、科研機構積極參與國際人工智能標準組織，內地 AI 企業可以通過香港的科研合作網絡，參與全球 AI 行業標準、測試規範、安全框架的制定。標準話語權，是長期市場競爭力的核心。很多國家採購 AI 產品時，會優先選擇符合國際標準的供應商，參與標準制定，能夠幫助中國 AI 技術從產品輸出升級為標準輸出。

四、大灣區協同：香港超級聯繫人不是孤軍奮戰

香港的 AI 出海超級聯繫人功能，不能脫離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集群獨立運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把深化大灣區合作作為重要板塊，明確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作為深港科創聯動核心，形成香港研發 + 大灣區製造的閉環。內地 AI 企業的核心優勢，是大規模工程落地、算力工程化、硬件供應鏈。香港優勢是國際規則、人才、資本、市場網絡。兩者結合，才構成完整的 AI 出海產業鏈。

以具身智能、人形機器人賽道舉例。內地企業擁有機器人本體製造、伺服電機、傳感器供應鏈，能夠快速迭代硬件原型，大批量生產。香港可以承接海外需求定義、海外客戶溝通、產品合規認證、國際融資、海外品牌推廣。內地工程師完成機器人本體和基礎控制算法，香港團隊聯合海外客戶定義場景需求，完成安全測試，按照目標市場法規進行改造，再通過香港對接海外經銷商、行業客戶。訂單落地之後，生產製造放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產品通過香港安排物流、離岸貿易結算，形成「香港接單、灣區製造、全球交付」模式。AI 醫療也是類似路徑，內地 AI 影像算法團隊，和香港醫學院聯合開展臨床驗證，拿到國際認可的臨床證據，再推向東南亞、中東醫療市場。

數據要素協同上，也要區分邊界。涉及國家敏感數據，嚴格留在內地；面向海外市場的模型微調數據集，可以在香港完成脫敏、清洗、標註，在香港算力平台開展模型微調，不會觸碰內地數據監管紅線。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專門設置科研數據跨境的可控機制，在嚴格安全保障前提下，支持科研用途的數據流動，服務 AI 基礎研究。這套分工，既守住數據安全底線，又滿足 AI 模型本地化迭代的需求。

大灣區城市群之間，還可以實現人才協同。深圳大量一線 AI 工程人員，可以和香港的合規、國際科研人才組建聯合團隊，日常通過便捷通關往返深港，在香港的實驗室完成面向海外的驗證工作。香港的國際專家，也可以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和製造業、AI 企業交流，幫助內地團隊理解海外市場需求。香港的創科園區和深圳、廣州的科創園區聯動，共享算力設施、共享行業場景，降低整個區域 AI 產業的研發成本。

香港「一五」規劃把北部都會區作為空間重點，北部都會區緊鄰深圳，是深港要素流動的前沿陣地。未來五年，大量科創用地釋放，能夠容納更多內地 AI 企業設立國際總部、合規測試實驗室、海外市場部門。過去很多內地企業出海，選擇新加坡作為亞太總部，而香港依託大灣區強大產業底座，能夠提供新加坡不具備的硬件製造、大規模工程落地配套，形成差異化競爭力。

五、機遇背後的風險與約束，規劃框架下的平衡之道

香港作為 AI 出海超級聯繫人，擁有巨大潛力，同時也面臨多重風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專門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七大理念之一，在推動科創開放的同時，設置風險管控機制。

第一，數據安全與國家安全風險。AI 產業高度依賴數據，數據跨境流動天然存在安全隱患。香港的開放不等於無限制自由流動，規劃明確區分商用、科研、敏感數據，建立分級管理機制。敏感數據不離開內地，面向海外市場使用的數據，要完成脫敏、去標識化，在香港本地合規算力環境處理。河套合作區的數據跨境，嚴格限定科研用途，建立訪問審計、安全隔離機制。內地 AI 企業在香港開展業務，必須同時遵守內地數據安全相關法律，以及香港本地數據保護條例，雙重合規，避免風險。

第二，國際地緣政治帶來的外部市場不確定性。全球 AI 技術競爭加劇，部分市場會設置技術壁壘、出口管制，對來自中國的 AI 技術產品增加審查。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無法消除全球地緣衝突，但可以降低企業風險。通過在香港開展第三方獨立評估、國際知識產權布局、本地化模型改造，讓 AI 產品以符合目標市場監管要求的形態進入市場，減少被直接限制的概率。同時香港市場網絡覆蓋「一帶一路」沿線、東南亞、中東等多元化市場，幫助 AI 企業分散市場布局，降低單一市場政策變動帶來衝擊，避免全部業務集中在高壁壘區域。

第三，香港本地 AI 產業短板約束。香港本地市場體量小，製造業基礎薄弱，缺少大規模算力集群，AI 產業的下游工程落地能力不足。這也是為什麼規劃堅持香港不追求全產業鏈，而是聚焦高附加值的研發、合規、資本、國際對接環節，依託大灣區內地補齊製造、大規模算力、工程落地短板。香港並不打算和內地競爭 AI 模型訓練、硬件生產，而是做整個產業鏈的對外接口。

第四，人才供給壓力。AI 合規、大模型安全、跨境數據治理這類複合型人才非常稀缺，同時掌握 AI 技術、熟悉普通法、了解海外各國 AI 監管的人才供給不足。香港「一五」規劃通過高校學科建設、全球人才引進、校企聯合培養來持續補充人才，但人才培育需要較長周期，短期仍然存在缺口，需要內地和海外人才雙向流動來彌補。

第五，成本問題。香港辦公場地、專業服務費用較高，對於中小型 AI 初創企業，長期運營成本壓力大。為此規劃配套創科園區優惠、科研資助、政府引導基金，降低初創企業落地成本，數碼港、科學園、新田科技城為科創企業提供孵化支持，幫助中小 AI 企業以相對低成本，搭建海外業務橋頭堡。

結語

全球人工智能競爭的下半場，比拚的不只是模型能力，還有技術全球化落地的能力。內地 AI 企業手握強大技術底座，但是出海之路充滿制度、法律、文化、資本多重壁壘。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抓住這個歷史性機遇，依託「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以人工智能為核心抓手，將傳統的貿易資本超級聯繫人升級為面向數字科創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

未來五年，河套合作區、新田科技城、沙嶺算力園區、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共同搭建基礎設施，普通法體系、國際化專業服務隊伍提供合規保障，港交所和創科基金提供資本支持，大灣區完整產業集群提供製造與工程支撐，香港將打造覆蓋 AI 出海全鏈條的服務生態。在這裏，內地 AI 企業可以完成模型安全測試、海外本地化微調、國際專利布局、融資、品牌塑造，拿着經過驗證的產品與案例，走向東南亞、中東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廣闊市場。

當然，這條路不會一帆風順，地緣政治、人才缺口、成本壓力、監管博弈都是持續存在的挑戰，需要特區政府、內地 AI 企業、大灣區產業力量、國際專業機構持續協同，動態調整策略。但從長期看，香港這個新一代超級聯繫人，將打通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和全球市場之間的橋樑，讓中國新質生產力，以更穩妥、更可信、可持續的方式走向世界，這既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核心願景，也是中國人工智能全球化進程中，不可替代的戰略支點。

（作者為外資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