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計劃在香港設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的消息，引起了市場和政策界不少關注。對於一個長期以金融、貿易、專業服務見長、製造業佔經濟比重已經很低的城市而言，「先進製造」重新成為關鍵詞，本身就值得注意。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又一個國際機構和合作平台落戶香港，但如果僅僅從「香港又多了一個國際組織項目」的角度理解這件事，其意義其實被低估了。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香港多了一個什麼「中心」，而是它所折射出的一個更深層變化：過去幾十年，香港經濟最成功的地方，是把製造業生產環節逐步轉移出去，把金融、貿易、航運和專業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留在香港；而今天，香港正在嘗試重新把科技、資本、產業、製造和全球市場連接起來。

這並不意味着香港要重新回到傳統製造業時代，更不是要重新建設大量勞動密集型工廠。恰恰相反，香港正在探索的可能是一種屬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重構時代的新工業模式。也正因為如此，UNIDO此次選擇香港，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只是一個機構為什麼來香港，而是香港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重新談「工業」，以及這背後反映出怎樣的下一輪增長邏輯。

一、為什麼是香港？

這其實是理解整個問題的起點。一個長期被視為高度服務業化、土地和人工成本都相當昂貴的國際金融中心，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工業組織布局先進製造的重要節點？

如果按照20世紀的工業邏輯看，這似乎有些反常。傳統製造業首先考慮土地、廠房、勞動力、能源和生產成本，在這些方面，香港顯然很難與珠三角乃至東南亞的製造業城市競爭。然而，人工智能、機器人、微電子、生物科技、先進材料和智能製造正在改變工業的價值鏈結構。未來先進製造業競爭的核心，越來越不是「哪裏生產最便宜」，而是誰能夠同時組織技術、資本、人才、標準、供應鏈和全球市場。

當工業的競爭邏輯發生變化，香港的比較優勢也需要重新評估。

香港擁有國際化大學和科研體系，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體系，擁有普通法制度以及會計、法律、知識產權等專業服務網絡。更重要的是，香港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體，其背後連接的是深圳以及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極其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在幾十公里範圍內，研發、融資、工程化、供應鏈和規模製造可以形成一種世界上並不多見的組合。

因此，香港真正能夠提供的，並不是一座傳統意義上的「世界工廠」，而可能是一個全球先進製造業的資源配置平台。UNIDO選擇香港的價值，也應該放到這一背景下理解：香港的優勢不一定是自己生產所有東西，而是能夠把生產一件複雜產品所需要的全球資源組織起來。

二、香港需要的不是「製造業回流」，而是「工業能力回歸」

長期以來，香港討論產業結構時經常陷入一個誤區。製造業佔GDP比重下降，於是很容易把「重新工業化」理解成把過去遷出去的工廠重新搬回來。

我認為，這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香港真正應該追求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製造業回流」，而是「工業能力回歸」。兩者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前者關注的是工廠、機器和生產線是否位於香港，後者關注的則是一座城市是否擁有從技術研發、產品定義、資本形成、標準制定、中試驗證，到規模生產、供應鏈管理和全球銷售的產業組織能力。

在新的全球產業體系中，真正決定一座城市工業地位的，未必是它擁有多少廠房，而是它控制了產業鏈中的哪些關鍵環節，以及這些環節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定價權。

香港最新的產業規劃已經開始體現這種變化。政府提出提高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同時大幅提高本地創新活動投入。這兩個指標必須放在一起理解。如果只有科研投入而沒有產業增加值，香港最終可能仍然只是「論文和專利的生產地」；如果只有生產而沒有科研、技術和知識產權積累，又很容易重新陷入成本競爭。

香港真正需要建立的，是從科研、中試、產業化，到資本化、規模化和國際化的完整鏈條。所謂新型工業化，最終應該解決的正是這些環節長期彼此割裂的問題。

三、香港過去真正的短板，是「0到1」之後的斷層

香港並不缺少優秀大學，也並不缺少基礎科研能力。香港多所大學長期處於國際大學排名前列，在生命科學、醫學、人工智能、材料科學等領域也積累了相當強的科研能力。因此，把香港創科發展相對緩慢簡單歸因於「科研能力不足」，並不準確。

真正長期存在的問題，是許多科研成果完成「0到1」以後，很難繼續完成「1到10」和「10到100」。

一項技術可以在香港的大學實驗室誕生，可以發表論文、申請專利，也可以成立一家初創企業，但當企業真正進入工程化、中試、市場驗證、供應鏈組織和規模生產階段時，所需要的已經不只是科學家，而是工程師、產業資本、供應商、客戶、生產體系和市場。過去香港恰恰在這些環節存在明顯斷層。

於是出現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現象：知識產權可能誕生在香港，企業價值卻在其他地方成長。

因此，未來評價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是否成功，不能只看投入多少科研經費、發表多少論文、申請多少專利，甚至不能只看產生多少初創公司和獨角獸。更加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有多少技術真正變成了產品，有多少產品最終形成了產業，又有多少企業從實驗室走出來以後，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香港近年來推出產學研合作、新型工業化支持計劃以及產業投資基金等政策工具，本質上都在試圖填補這一斷層。政策思路正在從過去相對單一的「支持科研」，逐步轉向「培育產業」。這看起來只是幾個字的區別，背後實際上代表着政府產業治理邏輯的變化：科研政策主要關心知識生產，而產業政策最終必須關心企業能不能成長、產業鏈能不能形成，以及私人資本是否願意持續進入。

四、香港新型工業化最大的變量，其實是深圳

不過，如果把香港的新型工業化理解成香港自己建立一條完整製造產業鏈，同樣可能走錯方向，因為香港的土地、人口和成本結構，決定了它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複製深圳或者東莞。

香港真正獨特的機會，恰恰來自「香港+深圳+珠三角」這個全球並不多見的產業組合。

世界上擁有優秀大學和科研能力的城市很多，擁有先進製造能力的地區也很多，擁有國際資本市場和專業服務能力的城市同樣不少，但在如此狹小的地理範圍內，同時集中國際金融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全球製造業基地，並不常見。香港與深圳之間只有幾十公里，卻分別擁有資本市場、大學科研、國際化制度，以及工程師體系、科技企業和完整供應鏈，如果能夠真正連接起來，其產業效率很可能遠遠高於任何一個城市獨立發展。

因此，香港與深圳之間真正合理的關係並不是爭奪工廠，而是重新進行產業分工。香港可以更多承擔基礎研究、國際融資、知識產權、標準認證、全球總部、專業服務和產業資本等功能，深圳及珠三角則繼續發揮工程化、供應鏈和規模製造優勢。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理解，未來衡量「香港工業」的邊界，也不能簡單看有多少廠房和生產線位於香港行政區內，真正重要的是一家企業的核心技術在哪裏形成、資本在哪裏配置、總部功能在哪裏落地、知識產權和全球業務在哪裏組織。

理想狀態可能是：企業總部在香港，部分核心研發在香港，資本形成在香港，國際市場透過香港，而工程化和規模製造分布於深圳、東莞乃至整個大灣區。

這實際上是一種完全不同於20世紀的工業化模式。過去的工業城市把生產線留在本地，未來的產業樞紐則更重要的是把價值鏈中最難替代、最有定價權的環節留在本地。

五、UNIDO帶給香港的另一重價值，是全球市場

如果僅僅把UNIDO理解成一個工業技術合作機構，可能仍然低估了它對於香港的潛在價值。UNIDO面對的許多成員經濟體正處於工業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對智慧製造、綠色能源、數位化工廠、機器人和工業人工智能等存在巨大需求。

這與中國先進製造業正在尋找新的全球市場，恰好形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結合點。

過去香港最重要的國際功能之一，是幫助內地企業融資以及「走出去」。但在未來全球產業格局中，香港還可以承擔一個更加複雜的角色：一方面幫助中國先進製造技術、設備和解決方案進入東南亞、中東、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市場，另一方面幫助全球技術、資本、人才和產業資源進入中國以及亞洲市場。

如果這一功能能夠形成，香港的國際化就不再只是金融意義上的資金跨境流動，而會逐漸升級為技術、資本、產業和市場的全球配置。

這也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外值得重新挖掘的一種能力。金融中心最大的價值並不是金融業本身創造多少GDP，而是資本能否服務於產業，產業能否藉助資本進入全球市場。如果UNIDO的平台最終能夠把香港的國際金融能力、大灣區的製造能力與新興市場的工業化需求連接起來，其意義顯然遠遠超過一個國際機構在香港設立辦公室。

六、最終的檢驗標準，是香港能不能長出大企業

當然，國際機構落戶、科研中心增加、產業基金成立，都只是投入端指標，任何產業戰略最終都要接受一個更加現實的檢驗：十年以後回過頭來看，香港有沒有出現一批從幾億、十幾億估值逐漸成長到百億、千億甚至更高規模的科技和工業企業？這是我尤其關注的問題。

一個成熟資本市場最大的價值，不只是幫助已經成功的大企業完成IPO，更重要的是能夠不斷發現、融資和培育未來的大企業。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其實擁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條件：一邊是大學科研體系，一邊是全球資本市場，中間又連接着大灣區強大的製造業。

問題在於，過去這三者之間並沒有形成足夠緊密的循環。

如果未來能夠逐漸形成「大學科研-技術轉化-創業企業-產業資本-香港上市-併購整合-全球擴張」的企業成長鏈條，那麼香港資本市場與新型工業化就不應該再被理解為兩個彼此分離的政策議題，而應該成為同一個經濟增長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

這一變化對於香港現有大量中小上市公司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很多中小上市公司真正缺少的並不只是一次融資，而是新的產業能力和第二增長曲線。如果AI、機器人、生物科技、微電子和先進製造等新產業能夠透過技術合作、產業併購和資本重組進入上市公司體系，資本市場本身就可以成為香港產業升級的基礎設施，而不只是企業完成產業升級以後才來融資的終點。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這甚至可能成為判斷香港新型工業化是否成功的一個關鍵指標：香港不僅能不能吸引已經成熟的大企業，更能不能讓一批今天還不起眼的中小企業，在香港的科研、資本和國際化體系中成長為未來的大企業。

結語：香港需要重新定義「工業」

因此，香港今天重新談「工業」，本質上並不是經濟政策向舊時代回擺，而是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鏈重構的大背景下，重新尋找自己在下一輪全球產業體系中的位置。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是從製造中心轉型為國際金融、貿易和專業服務中心。下一階段真正值得期待的，並不是重新回到「製造之城」，而是在原有金融和國際化優勢之上，重新建立與實體產業之間的連接，把科研、資本、製造能力和全球市場組織成一個新的經濟體系。

如果這一轉型能夠完成，那麼所謂「新型工業化」就不只是製造業佔GDP比重提高幾個百分點，也不是多建幾條生產線、幾個科研中心，它意味着香港經濟增長邏輯可能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從主要依賴金融、地產、貿易和專業服務，逐步增加科技和產業驅動力；從主要充當資本與貨物流動的中介，進一步參與技術商業化、企業成長以及全球產業價值的創造和配置。

從這個意義上說，UNIDO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落戶香港，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它最終有多大的辦公面積，也不是舉辦多少會議、簽署多少合作協議，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支點，讓香港重新進入全球工業體系的核心網絡。

香港當然不需要重新成為世界工廠，但它需要重新擁有工業時代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種能力——組織產業的能力。如果香港能夠把國際資本、科研能力、大灣區製造體系和全球市場真正連接起來，那麼今天所說的「新型工業化」，最終改變的就不只是香港的產業結構，而可能是香港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增長模式。

這或許才是UNIDO落戶香港背後，最值得討論的香港下一輪增長邏輯。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