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洋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出台後，社會關注較多的是創科發展、北部都會區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鞏固提升等議題。這些固然重要。但從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內地企業持續「走出去」的現實需求看，香港還有一項功能值得進一步做深做實：建設成為服務內地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風險管理及爭議解決高地。
過去談企業「走出去」，更多着眼於市場、項目、融資和訂單。今天的形勢已明顯不同。企業出海面對的，不只是商業機會，更是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外部環境。地緣政治變化、制裁與出口管制、東道國政策調整、匯率波動、供應鏈擾動、數據合規、網絡安全等問題交織疊加，使不少有商業價值的項目，因風險預判不足、法律安排不周、爭議應對失當，付出遠高於預期的代價。
因此，今天講「走出去」，不能只看企業能否進入國際市場，更要看其能否在複雜環境中行穩致遠。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連接國際市場的平台，更是能夠在投資、交易、履約、爭議解決到執行回收全過程中提供支持的專業樞紐。
香港有條件承擔這一角色。香港同時具備中國優勢、普通法制度優勢和中英雙語環境，法律制度成熟，專業服務完備，仲裁、訴訟、調解等機制齊全，既對接國際規則，也熟悉內地企業的經營方式和實際需求。對企業而言，這些都是具體保障。無論是境外投資談判、融資安排、合同設計，還是爭議發生後的保全、追索和執行，企業最看重的始終是規則是否清晰、程序是否可信、結果是否可執行。
多年來，香港常被概括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這一定位並沒有過時，但在當前環境下，僅有「連接」已不足夠。對於越來越多出海企業而言，香港更應成為「落腳點」和「支撐點」，幫助企業在項目啟動前看清風險，在項目推進中穩住問題，在爭議發生後控制損失。
這一點在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尤為突出。「一帶一路」為內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打開廣闊空間，但項目所在地區的政治、法律和商業環境差異很大。企業面臨的，往往不只是合同履行分歧，還可能疊加當地政策變化、付款風險上升、資產追索困難、跨境執行複雜等問題。不少企業在前期更重視交易落地和商業推進，對適用法律、爭議解決條款、資產控制和後續執行路徑考慮不足，等到糾紛真正出現，才發現前期少做的一步，往往就是後期最難補的一課。
因此，香港的價值不能只體現在「事後解決爭議」，更應體現在「事前防範風險」「事中控制風險」。
在前端，香港可以在交易架構、盡職調查、融資與擔保安排、合同條款設計、制裁與合規評估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跨境項目真正的韌性，往往取決於基礎工作是否扎實。法律和風控安排做得越早、越細，企業日後處置風險時就越主動。
在項目進行過程中，香港也可以幫助企業在矛盾激化前及早介入。大量跨境爭議並非一夜之間爆發，而是在付款延遲、履約分歧、證據留存不足、外部環境變化中逐步累積。企業這時需要的，不只是單一程序選擇，而是綜合判斷：何時保存證據，何時採取緊急措施，何時爭取商業解決，何時同步部署不同法域的行動。
調解在此類案件中的作用，也值得更認真看待。調解並不意味着放棄立場，更不等於退讓。在合適案件中，調解恰恰是把法律優勢轉化為商業成果的務實手段。香港正推進國際調解發展，國際調解院也已在港設立，這為香港完善多元爭議解決體系提供了新的契機。
當然，真正重大的跨境爭議，最終仍要依靠成熟可靠的正式機制處理。香港仲裁制度成熟，法院處理跨境商事案件經驗豐富，法律人才儲備深厚，中英雙語環境也有利於不同背景當事人參與程序。特區政府提出推動國際商事法庭建設、完善仲裁法律制度、加強國際法律人才培訓，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對企業來說，制度優勢最終要落到一點：關鍵時刻能否真正解決問題。
實務中，企業需要的往往不是單一程序，而是一整套可協同運作的方案，包括緊急仲裁、禁制令、證據保全、資產追蹤、跨境執行、並行調解，甚至與清盤、破產程序銜接。所謂「一站式」，如果要落到實處，靠的不是概念，而是能否把法律服務、商業判斷和執行能力真正整合起來。
其中，資產回收最能檢驗一個爭議解決體系的成色。很多案件裏，贏得裁決或判決只是第一步，能否及時鎖定資產、阻止轉移、實現回收，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跨境糾紛一旦牽涉多層持股、離岸實體或多法域資產，案件處理就不能停留在紙面勝訴。香港在禁制令、資產追蹤、判決和仲裁裁決承認與執行方面有扎實實踐，又處於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關鍵位置，因此在這一環節尤具優勢。
航運和貿易領域，更能體現香港的綜合能力。國家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特區政府提出推動「金融＋航運」，並非簡單產業疊加。現實中，航運和貿易爭議往往同時涉及租船、貨損、保險、融資、擔保、制裁、扣船和執行等多個問題，處理起來高度綜合。香港在航運、貿易、保險、金融與爭議解決之間形成的完整生態，正是其競爭力所在。
同時也要看到，「出海」的主體正在變化。除了傳統基建、製造和能源企業，越來越多平台企業、高端製造企業、人工智能和數據驅動型企業正在走向國際市場。它們面對的，除了傳統合同和付款風險，還有數據跨境、網絡安全、知識產權、數字資產等新問題。香港若要把這一定位做實，就必須在這些新領域同步提升制度供給和專業能力。
首份五年規劃的公布，正好提供了新的起點。香港當然要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也要繼續發揮普通法制度和專業服務優勢。在此基礎上，香港完全可以再向前一步，更明確地把自身打造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可信賴、可依託、可落地的風險管理及爭議解決中心。
說到底，企業選擇一個平台，不只看它能否幫助成交，更看它能否幫助善後、控險和回收。在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今天，穩定預期本身就是競爭力。誰能幫助企業把風險管得更早、爭議解得更穩、權益護得更實，誰就更有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不僅關係香港自身下一階段發展，也關係香港如何更好服務國家所需。若能把自身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制度能力和實際成效，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中的獨特作用將更加突出，其國際法律和專業服務中心地位也會更加穩固。
（作者為海問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律政司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家諮詢組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