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五所位列世界百強的大學，在基礎研究、生命科學、人工智能、材料科學和工程技術等領域具備相當實力。但與大學排名和科研水平相比，香港產生的世界級科技企業仍然不夠多，科研對本地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不夠明顯。

這一反差說明，大學擁有科研能力並不等於城市自然擁有科技產業。科研成果從論文變成技術，從技術變成產品，從產品變成企業，需要一套複雜的轉化制度。香港過去最缺少的不是聰明的教授、優秀的學生或先進的實驗室，而是把知識變成生產力的中間機制。

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建設北都大學城，並把「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產業發展」放在同一個體系中，這意味着香港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的經濟功能。

一、大學正在從教育機構轉向知識生產平台

傳統大學主要承擔教育和學術研究兩項功能。大學培養人才，政府和社會承擔教育成本，畢業生進入企業和公共機構，由勞動力市場實現人力資本回報。

在科技經濟時代，大學出現了第三項重要功能：生產可以被產業化的知識資本。這種知識資本可能表現為專利、算法、藥物靶點、材料配方、芯片設計、醫療數據和工程工藝。它與傳統有形資產不同，早期價值難以判斷、商業化過程高度不確定，但一旦成功就可能產生巨大的規模收益。

可問題在於，知識不會自動變成資產。一項科研成果要具備經濟價值，必須明確知識產權歸屬，完成技術驗證，找到應用場景，經過監管和認證，獲得首批客戶，再由企業組織規模化生產。

大學中的科研評價、企業中的商業決策和資本市場中的估值邏輯完全不同。如果缺少專業轉化機構，教授面對的是自己不熟悉的商業問題，企業又無法判斷早期技術價值，科研成果就容易停留在論文和專利庫中。

香港需要建設的不只是科研體系，而是「知識資本形成體系」。

二、北都大學城不是一次簡單的校園擴建

規劃提出建設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三個大學城，預留約300公頃教育設施用地；若連同周邊科技、產業及相關發展空間計算，整體發展規模將超過1,000公頃。兩個數字口徑不同：前者是教育設施用地，後者是大學城與周邊功能協同後的整體空間。

三個大學城也不是同質化複製：新田大學城重點發展醫學、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機器人、微電子和新興產業，並與河套及新田科技城連接；洪水橋大學城重點發展智能製造應用型教育、國際人才培養和生產性服務業；打鼓嶺大學城則為新興產業、先進建造業、傳統產業升級和新型工業預留空間。

這一布局反映出一個重大變化：大學不再被看成獨立的校園，而被放入完整的城市與產業體系。大學周邊同時配置實驗室、中試平台、企業、人才住房、交通、生活社區和資本服務，目的不是把教育用地做大，而是縮短知識、人才與產業之間的距離。

真正的大學城不是「大學加房地產」，而是「大學加產業組織」。

如果新校區只是增加教室、宿舍和學位，北都大學城對香港經濟結構的改變將非常有限，它必須產生新的科研團隊、技術公司、產業項目和國際合作平台，並讓畢業生能夠在附近完成從學習、研究到創業和就業的連續過程。

三、香港必須打通科研轉化的六個關鍵環節

從科研到產業，至少要經過六個環節：基礎研究、概念驗證、工程開發、中試認證、市場應用和規模化融資。

規劃已經開始覆蓋其中若干重要節點。全國重點實驗室和InnoHK承擔基礎及應用研究，五大研發機構增強技術攻關和工程化能力，新田科技城建設概念驗證與中試平台，微電子研發院配置芯片試產線，醫療創新體系通過臨床試驗、真實世界數據和自主藥械審評推動產品進入市場，資本市場和產業基金則提供後續融資。

這條鏈條一旦形成，香港大學的科研價值就不再只體現為論文引用和國際排名，還能夠體現為企業收入、知識產權許可、產業投資和上市公司價值。

但目前最容易中斷的環節，仍然是從技術驗證到首批市場應用。科研人員能夠證明技術可行，企業卻需要證明產品可以穩定生產、符合監管標準並且有人願意付費。這一階段風險很高、投入很大，銀行通常不願貸款，普通風險資本也可能因為退出週期過長而保持謹慎。

政府和公共機構可以在這裏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醫院、交通、房屋、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可以為本地創新產品提供嚴格但開放的首試場景。政府不是降低標準，而是為達到標準的新產品提供進入真實環境驗證的機會。

沒有首批應用，技術就無法形成收入；沒有收入，資本市場也無法進行有效定價。

四、科研轉化需要改革大學內部激勵

建設大學城和科研平台只是外部條件，真正決定轉化效率的是大學內部制度。

首先，要重新設計科研人員的激勵機制。教授參與創業、技術許可和產業合作，不能被視為偏離學術使命。大學應當在利益衝突可控的前提下，允許科研人員持股、階段性離崗創業，並讓團隊能夠分享技術商業化收益。

其次，大學技術轉移機構不能只是專利行政部門，而應成為專業的知識資產管理者。它需要懂技術、產業、法律和資本，能夠判斷專利組合價值、尋找企業合作方、設計許可模式並參與後續融資。

再次，知識產權定價不能過度追求一次性收益。如果大學在早期要求過高許可費或股權比例，可能使尚未形成商業模式的企業失去發展空間。更合理的方法，是讓大學通過分階段授權、里程碑付款和適度持股，分享技術長期成長的收益。

此外，還應建立跨校共享的中試和專業服務平台。並非每所大學都需要重複建設昂貴設施，但所有科研團隊都應能夠以透明、合理的成本使用這些設施。

大學科研評價也需要加入產業影響維度，但不能簡單把學術研究變成短期商業項目。基礎研究仍然需要長期支持，真正的改革是讓基礎研究與產業轉化之間多一條通道，而不是用市場收入取代學術價值。

五、大學、企業和資本必須重新分工

大學成果轉化最容易出現的誤區，是要求教授同時成為科學家、企業家和融資專家。真正高效的創新體系應當形成專業分工：大學負責發現新知識，科研機構負責技術驗證，職業經理人負責組建企業，產業龍頭提供供應鏈和市場，資本負責承擔不同階段的風險，政府負責公共平台和制度協調。

現有上市公司在這一體系中可以發揮更大作用。香港一些中小上市公司擁有上市平台、治理結構、客戶網絡和融資能力，但缺少新的技術和成長方向；大學擁有技術，卻缺少工程化、市場化和資本化能力。雙方可以通過聯合研發、知識產權授權、產業投資、併購或技術資產注入形成合作。

科研成果並不一定都要從零開始培養一家獨立上市公司，利用現有上市平台完成產業整合，就可能是香港提高科研轉化效率的一條現實路徑。

六、評價大學城不能只看面積、學位和排名

未來衡量北都大學城成敗，必須建立新的指標體系。

除了校園面積、學生人數和國際排名，還應觀察大學獲得多少企業委託研發，科研成果從實驗室進入中試平均需要多長時間，技術許可收入是否增長，孵化企業三年和五年後的存活率如何，有多少企業形成持續收入，又有多少企業完成產業融資、併購或上市。

更重要的是，這些成果是否留在香港形成就業、稅收、知識產權和企業總部。如果科研成果在香港產生，卻在其他地區完成產業化和資本化，香港只能獲得科研聲譽，無法獲得完整的經濟回報。

香港擁有優秀大學，這是既有優勢；能否把大學科研組織成新的產業能力，才是未來競爭力。

首個五年規劃已經邁出關鍵一步：它不再把大學僅僅看成人才培養機構，而是把大學放進城市、產業和資本體系之中。下一步要做的，是把知識從論文中釋放出來，把科研成果變成可以驗證、可以交易、可以融資、可以規模化的知識資產。

香港未來最有價值的土地未必只是北都的產業用地，最重要的資產也未必是傳統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它可能來自大學實驗室裏尚未被定價的知識。誰能夠建立知識資本形成機制，誰就能夠把大學排名轉化為企業價值、把科研優勢轉化為下一輪經濟增長。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