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启真

9月16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並發表2026年施政報告。連日來，「香港發展」成為輿論解讀的高頻關鍵詞。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更以「里程碑意義」形容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指其對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意義重大。在筆者看來，要理解這份文件的分量，不妨先了解五年規劃這套治理工具——從哪裏來、解決什麼問題、締造過什麼成就，又為何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七十餘載一脈相承

五年規劃是新中國最重要的治理經驗之一。1953年，百廢待興的國家啟動「一五」計劃，集中有限資源興建一批重點工業項目，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打下工業化根基，第一輛國產汽車、第一架國產飛機、第一座長江大橋，皆誕生於那個年代。此後70餘年，規劃一份接一份，目標一個接一個。「一五」解決「從無到有」，改革開放後的規劃推動「從有到優」。「十一五」起將「計劃」易名為「規劃」，一字之改，背後是治理理念從指令性安排轉向戰略性引導：政府指方向、定重點，市場與社會各展所長，各方合力共謀發展。及至「十三五」「十四五」，脫貧攻堅如期完成，高鐵成網、北斗組網、全面小康，樁樁件件，都有賴於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接續奮鬥。

再深究一步，為什麼要有五年規劃？現代經濟社會的重大課題，無論產業升級、基建布局、能源轉型還是人才儲備，建設周期動輒十年八載，往往超過單屆政府任期，亦遠超市場短期逐利的視野。若無跨越任期的整體謀劃，難免出現「新官不理舊賬」的斷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以及資源錯配的浪費。五年規劃的好處，正在於既有長遠願景把住方向，又有階段目標便於檢驗，還可按實際情況適時調整、保持彈性。可以說，五年規劃謀長遠而不失靈活，抓大局而落到實處。

「一國兩制」實踐之創舉

香港五年規劃的出台，是「一國兩制」實踐中的一項創舉。毋庸諱言，延續回歸前「積極不干預」的管治理念，本港施政長期偏重「一年一度」的預算案與施政報告，長於應急、短於謀遠；回歸後，創科轉型議而不決、土地房屋積弊經年、產業結構單一，衍生不小「副作用」。畢竟，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固然高效，卻解決不了基建先行、產業培育這類需要「看得見的藍圖」引領的課題。

今次特區政府編制首個五年規劃可謂對症下藥，標誌着施政理念從「守夜人」向「有為政府」的轉變。北部都會區逾900公頃熟地中四成以上將於5年內產出，當中住宅用地佔200公頃；三個新城區規劃面積逾1000公頃；洪水橋大學城院校明年起陸續進駐……時間表、路線圖、責任鏈條一應俱全，一改以往大型項目「議十年、拖十年」的問題。這正是「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在科學規劃下良性結合的體現。

更深一層看，香港「一五」規劃與國家「十五五」同年出爐、相互銜接，令「香港所長」對接「國家所需」機制化、長效化。國家規劃聚焦航天強國、科技自立自強、高水平對外開放等戰略方向，香港的國際金融、法律仲裁、基礎科研優勢大有可為。反過來，香港亦能借國家規劃的確定性，為自身產業多元化找到穩定依託。如此上下銜接、雙向賦能，正是「一國」之利的生動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借鏡內地做法並未影響「兩制」特色。香港既發揮着普通法體系、自由市場、資金自由流動、國際化網絡等傳統優勢，也吸收着內地規劃的前瞻眼光、量化指標、目標管理和督導落實機制。一邊深度對接國家戰略，一邊保持自身制度特色，兩者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令「一國兩制」活力更彰。

藍圖已繪 貴在篤行

當然，規劃的生命力在於執行。特區政府宜建立定期評估的督導機制，若遇落實遲緩等情況，及時調整追落後。工商界、專業界、高校等應主動把握規劃方向，將資本、專業、科研力量投向北都建設、創科產業等重點領域。廣大市民尤其年輕一代，也可藉此找準個人機遇：5年間新增的產業用地、學位、崗位，終究要由每一位個體去成就。只有全社會同向發力，才能把藍圖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競爭力和獲得感。

《荀子》有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已然開局，我們要一步一個腳印，用實際行動和接續奮鬥把「願景圖」逐漸變成「實景圖」。未來5年，值得期待！

（作者為濟南市政協委員、法律專業協進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