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網記者毛麗娟 實習記者黃穗）9月18日，第四屆「人民·大公」灣區智匯政策圓桌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深圳研究院舉辦。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鵬發布了題為《開放型經濟的亞太共同體——APEC驅動開放、創新、合作與亞太繁榮發展》（以下簡稱《報告》）的研究報告。報告結合2026年APEC深圳會議所提出的開放、創新、合作三大優先方向，基於全球治理視角下的機制複合體理論分析框架，用翔實的數據和事例對APEC組織的治理實踐與效能進行了初步評估，全面總結了APEC在制度開放、創新融合和多邊合作三個方面存在的挑戰，並從深化制度型開放、統籌創新協同和完善多邊合作體系三個方面，對提升APEC在全球治理中的效能提出了政策建議。

劉鵬指出，APEC成立37年以來，持續推動區域內關稅持續削減，推進非關稅壁壘的削減與協調，促進商品、服務與資本跨境流動，夯實亞太經濟一體化的市場基礎。同時，經濟體之間相互深化科技研發協同，共建跨境數字基礎設施，培育數字貿易新業態，以技術創新驅動傳統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孵化，並構建多層次對話協商機制，在供應鏈韌性、綠色低碳發展等領域形成共識，打造包容、普惠的區域治理新範式。

問題評判：開放創新協同部分受阻

在開放維度，目前APEC區域內部貿易規則、投資准入與標準互認仍存在較多壁壘，各經濟體監管體系差異突出。《報告》指出，制度對接不足推高要素跨境流動成本，不利於構建協同高效的區域市場規則基礎。 在創新維度，各經濟體科技研發存在明顯 「孤島效應」，核心技術領域合作壁壘較高。跨境產學研協同聯動不足，創新成果轉化與共享渠道不夠通暢。在合作維度，區域各類合作機制數量眾多，但相互之間缺少有效統籌，疊加地緣因素擾動，集體行動協調成本抬升。

成因分析：異質性與機制局限

《報告》指出，APEC成員異質性顯著。APEC成員涵蓋發達與新興經濟體，在發展階段、利益訴求及制度文化上差異懸殊，這種天然的異質性導致政策協調成本高昂，達成廣泛共識面臨結構性阻力。其次，制度競爭與機制博弈複雜，亞太區域內多邊機制蓬勃發展，規則體系的碎片化導致資源分散，機制間的協調成本攀升，一定程度上稀釋了APEC作為核心論壇的凝聚力與治理效能。此外，合作體系缺乏硬約束，APEC長期奉行「非約束性」原則，依賴單邊行動計劃與自願執行。這種「軟法」特徵雖保障了靈活性，卻也導致協議缺乏強制力，執行力度不足。

路徑重構：開放創新協同共治

《報告》建議需要從三方面路徑來推動APEC治理提質升級：第一，擴大制度型開放。以FTAAP長期願景為引領，推動區域自貿協定的規則協調與標準互認。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三關稅區」框架下的跨境協作實踐，可以為亞太制度型開放提供「試驗場」參照。第二，強化創新驅動治理。聚焦數字經濟與綠色低碳轉型，圍繞AI技術賦能發展與數字鴻溝彌合凝聚共識，推動探索面向中小企業的亞太人工智能賦能合作項目。第三，深化多邊協同共治。強化APEC作為區域經濟合作核心平台的協調作用，堅持「自主自願、協商一致」原則，兼顧發展中成員訴求，推動從共識倡導向務實行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