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之後，人們最容易關注的是其中增加了多少土地、設立了多少基金、建設了多少產業園區，以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微電子等產業獲得了多大力度的支持。

但如果只把這份規劃看成一張政策項目清單，就會低估它的真正意義：這份規劃最值得關注的，不是香港未來五年準備做多少件事，而是香港開始改變過去組織經濟發展的方式，這意味着香港正在從以年度施政、單項政策和市場自發調節為主的發展模式，轉向以中長期戰略統領土地、產業、金融、科技、人才和公共資源配置的新模式。

香港仍然堅持自由市場，但不再假設市場能夠獨自完成所有長期發展任務，這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最深層的經濟學意義。

一、香港第一次把時間變成經濟政策工具

香港過去的經濟治理高度依賴市場訊號：企業根據價格和利潤調整投資，政府主要維護法治、自由貿易、低稅制和金融穩定，並通過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回應現實問題。

這套模式曾經非常成功。在全球化快速擴張的年代，香港不需要主動建設一條完整的製造業鏈條，也不需要政府判斷下一項顛覆性技術是什麼，香港只要維持開放、高效和低成本，就能夠承接內地改革開放、國際貿易增長和全球資本流動帶來的紅利。

但今天的經濟競爭已經發生變化。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醫藥、機器人、新能源等產業，具有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技術不確定性高和產業協同要求複雜等特點。企業可以判斷某項產品是否有市場，卻無法單獨建設算力基礎設施、跨境數據制度、中試平台、大學城、產業園區和國際監管體系。

這類產業面對的最大問題並不只是資金不足，而是不同投資主體之間的時間不一致。

大學進行的是長期研究，企業關注未來三至五年的市場，風險資本需要退出，銀行要求現金流，政府基礎設施可能十年以後才能完全發揮效益。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中長期框架，這些主體即使都願意投資，也可能因為彼此無法形成可信預期而選擇等待。

因此，五年規劃的第一個經濟價值，是降低長期發展的制度不確定性：它告訴大學未來產業將在哪裏布局，告訴企業土地、算力和監管如何安排，告訴資本政府準備支持哪些公共平台，也告訴社會香港未來的資源將向什麼方向配置——規劃由此成為一種「預期協調機制」。

二、從年度施政轉向一套連續運行的經濟機制

過去香港並不缺少藍圖和政策文件，真正缺少的是不同政策之間的連續性。

創科政策由創科部門負責，土地由發展部門負責，大學由教育部門管理，金融由財經部門推動。每一個部門都可能擁有合理政策，但企業真正需要的不是五項分別合理的政策，而是一條可以走通的產業化路徑。

首個五年規劃開始嘗試解決這個問題。規劃建立了「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匯報」的機制。五年規劃確定方向，施政報告把中長期目標轉化為年度任務，財政預算案提供資源，政府再通過動態監測、中期評估和年度述職檢驗執行結果。

這意味着，施政報告不再是每年重新出發，財政預算也不再只是分配當年收入，而要共同服務於一組跨年度的戰略目標。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相當於香港為自身建立了一套新的「經濟作業系統」：規劃負責確定長期方向，財政負責資源支持，市場負責項目選擇和商業競爭，年度評估負責糾偏，其真正的突破不在於政府提出了更多政策，而在於分散政策開始被組織成一條治理鏈條。

三、香港正在從「管理市場」走向「建設生產系統」

規劃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裏的「有為」，已經不只是補貼企業或者招商引資，而是體現在更廣泛的經濟組織能力上。

政府提出重點產業方向，建設北都大學城和產業園區，設立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和創科創投基金，通過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耐心資本，建設沙嶺數據園區，引導科研機構發展中試能力，並以政府全資平台公司分階段開發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橋產業園。

這些安排，反映出政府正在同時組織五類資源：空間、資本、技術、人才和制度。

過去香港的比較優勢主要是讓資本、人才、貨物和信息自由流動，未來則要進一步讓這些要素在香港形成新的組合，產生技術、企業、產業和可交易資產。二者的差別在於，前一種模式主要創造流量，後一種模式則要求形成產能和增量。

但這並不意味着政府要代替企業經營，更不意味着香港轉向計劃經濟。政府真正需要建設的是市場難以單獨提供的公共能力：基礎設施、中試平台、跨境規則、長期資本、產業空間和應用場景。至於什麼技術最終成功、什麼產品獲得客戶、哪家企業能夠生存，仍然必須由市場決定。

四、規劃的最大進步，也是下一步最大的考驗

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這份規劃在治理架構上的突破，大於它在經濟結果約束上的突破。

規劃列出了22項主要指標，其中只有5項屬於約束性指標，其餘17項屬於預期性指標；5項約束性指標中，有4項與環境有關，而唯一的非環境類約束性指標，是北部都會區五年「熟地」產出達到900公頃。嚴格地說，這一指標屬於建設發展範疇，而不是對某個產業產值作出的剛性承諾。

相比之下，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比重達到3%、製造及新型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5.5%，都屬於預期性指標，而且表述為「力爭2030年後達到」。這裏還要特別注意統計口徑：規劃所稱「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包含企業應用開發等創新活動，2024年基準值為GDP的1.63%；若採用較窄的「本地研發總開支」口徑，2024年則約為GDP的1.13%。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因為GDP沒有設定固定增長目標，勞動生產率也只是要求「維持平穩」。

這種處理有其現實考慮。香港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增長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全球貿易和地緣政治影響，政府確實不宜作出脫離市場條件的剛性承諾。但它也反映出一個重要問題：香港已經建立規劃體系，卻還沒有完全建立產業結果的硬約束體系。

土地供應、基金規模、園區面積和科研機構數量都是投入指標。真正決定規劃成敗的，是五年以後香港增加了多少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科研成果形成了多少收入，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製造業和科技產業創造了多少高質量就業，以及有多少中小企業成長為大型企業。

如果規劃最終完成的是一系列工程，而不是一批能夠持續產生現金流、利潤、稅收和就業的企業，那麼香港可能完成了空間建設，卻沒有完成經濟轉型。

五、規劃不是現成答案，而是一套持續尋找答案的機制

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歷史意義，不應簡單概括為政府變得更加積極，也不能只用「從積極不干預走向有為政府」來解釋，更準確地說，香港正在承認一個新的現實：在產業革命、科技競爭和地緣經濟重構同時發生的時代，僅僅維持良好營商環境已經不足以自動產生新的增長引擎。

政府必須解決長期投資不足、跨部門協調失敗、科研成果難以轉化和新產業基礎設施缺失等問題；市場則繼續承擔技術選擇、商業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功能。

香港過去最強的能力，是讓全球資源自由進入和離開；未來需要建立的新能力，是把進入香港的資金、人才、技術和資訊組織起來，轉化為企業、產業和財富。因此，首個五年規劃的真正突破，不在於香港有了第一張五年藍圖，而在於香港第一次嘗試把自身的制度優勢、金融優勢、大學科研、北都空間和大灣區產業能力，組織成一套新的經濟生產系統。

藍圖已經形成，接下來的問題只有一個：香港能不能把政府規劃的確定性轉化為企業投資的確定性，再把企業投資轉化為生產率、就業、收入和市值的真實增長——這才是評價首個五年規劃最終成敗的標準。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