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一八事變」爆發95周年，9月11日《學習時報》刊發《抗戰時期〈大公報〉的六遷遠征》文章，講述抗戰期間，《大公報》六度遷館，義不受辱，為抗戰的吶喊從未停止的歷程，引發廣泛關注。文章全文如下：

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出版時間最長的報紙，創刊於1902年的《大公報》已經出版發行了124年，而天津新記公司時期的《大公報》在抗戰時期曾歷經磨難，經歷了一場悲壯的六遷遠征。它從創辦之地天津，先後遷址上海、漢口、香港、重慶、桂林等地建館出報，不是為了擴張商業版圖，而是為了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絕不在日本侵略者的槍炮、刺刀下奴顏婢膝、苟延殘喘，彰顯了中國近代史上愛國報人拒辱守節、共赴國難的民族氣節。

《大公報》被迫在天津、上海同時刊行。1926年天津新記公司時期的《大公報》，頗具民族擔當和時代責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當天，《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北寧路局長高紀毅處得知，瀋陽方面傳來消息：日本侵略軍調動頻繁，景象異常，可能有大事要發生。因此，一直守候在路局，直到夜深，路局才接到瀋陽的電話，日本侵略軍果然開火了。汪松年馬上打電話給天津旭街報館，緊急報告，最後在次日報紙要聞版上告知世人：北大營方面的日本侵略軍，忽於昨晚起對我軍發動進攻，槍炮聲迄今尚未停止，居民極為恐慌。這則短消息是獨家新聞，因為日本侵略軍在發動進攻之後，就切斷了所有通信交通線路，其他報紙根本沒有辦法披露這樣的重大消息。

《大公報》馬上召開會議，調整編輯方針為「明恥教戰」。所謂「明恥」，即把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侵華的歷史揭露出來，告之天下。「教戰」即請著名軍事家蔣百里主編《軍事周刊》，向國人介紹現代軍事知識。為了號召國人做好抗戰的準備，《大公報》還發表了闡釋「明恥教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社論。然而，東北的陷落，還是讓總編輯張季鸞感到日本侵略者對平津的威脅，張遂提議遷址上海，經過與報社同仁胡政之、吳鼎昌的反覆商議，最後決定：在繼續出版天津《大公報》的同時，在上海愛多亞路建館，出版上海《大公報》。1936年4月1日，新記公司發布啟事：「本報自今日起，在上海、天津兩地同時刊行，敬希各界注意！」在《今後之大公報》一文中，報人們坦言：「此次本報津滬同刊之計劃，既非擴張事業，亦非避北就南，徒迫於時勢急切之需要。」

寧可停刊也絕不投降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者瘋狂進攻京津等地，切斷了《大公報》向天津市外發行的渠道。7月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天津本報發行轉移之聲明》的社評，聲明「今者國有大難，本報及本報同人，義應對國家盡其忠誠，而甘受一切犧牲與禍害……非至萬不得已，不應停止津版。故目前在天津市內，仍勉力發行，惟為各省讀者便利之計，津市以外者，改由滬社寄遞……萬一津市合法官廳有中斷之日，則不論其為外國軍事佔領或出現任何非法的中國人之機關，本報將即日自動停刊，待國家合法的統治恢復之日，再繼續出版……本報同人，惟期隨全國同胞之後，共同宣揚民族國家之大義，以求禦侮建國最後之成功」。隨着天津的淪陷，8月5日，在發布《天津本報自今日起停刊啟事》後，天津《大公報》毅然決然地不再出刊。

從上海到漢口再到重慶。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攻，《大公報》人不僅毫不畏懼、英勇鬥爭，而且未雨綢繆，提前做好遷址的準備。日軍佔領平津前，《大公報》就在上海建館出報。可是，上海《大公報》的發展也遇到重重困難，受淞滬戰事影響，曾多次中斷。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報》接到「通告」，日本人要檢查新聞小樣。上海《大公報》所發表的抗戰文章，刊登范長江率戰地記者不顧生命危險採訪來的通訊，必將受到嚴格限制。胡政之等人決定寧可停刊也絕不接受檢查。上海《大公報》宣布停刊時，連發兩篇社論，一為《暫別上海讀者》：「我們是中華子孫，服膺祖宗的明訓，我們的報及我們的人義不受辱，我們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日敵人的『通知』使我們決定與上海讀者暫時告別。」「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二為《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在上海《大公報》停刊前，報人們再次開始遠征。1937年8月17日，張季鸞等人在漢口寶潤里建館，9月18日，漢口《大公報》創刊。張季鸞在《本報在漢出版的聲明》中說：「此次平津淪陷，我們在天津停版了，接着上海戰起，上海本報也郵遞困難……因此我們決定一面維持滬報，一面在漢口出版……」深受國人的讚揚。于右任言：「當我忠勇將士為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戰，以抗暴敵之際，諸君為國服務，於漢市分社發行新刊，舉全國作戰之心，壯前方殺敵之氣，至佩至佩！」漢口《大公報》不僅及時報道抗戰形勢，發表擲地有聲的評論，而且還積極參與為前方將士募款等社會活動，成為抗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防空洞印刷 堅持出報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大兵壓境、南京告急，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1938年6月，日軍在佔領南京後又進犯武漢。1938年10月17日，漢口《大公報》宣布次日停刊，10月25日漢口淪陷後被迫遷往重慶。1938年12月1日，重慶《大公報》創刊，在《本報在渝出版》中說：「我們的報，在津在滬，經多年經營，有相當基礎；但自暴敵進攻，我們的事業財產，已大抵隨國權以俱淪……我們這一群人，這幾支筆，這一張紙，謹在抗戰大纛之下，努力到底，以盡言論界一兵卒之任務。」起初，張季鸞把報館設在重慶市區新豐街，日軍大規模轟炸重慶時，《大公報》被毀壞，不得不借用其他報刊編輯部辦公，代印報紙。後來，胡政之在近郊李子壩建設新報館，並在半山腰修建兩個防空洞，分別用於安置員工和印刷機器。1940年，日本侵略者對重慶進行了瘋狂的大面積轟炸，重慶《大公報》的辦公室、印刷機器等又遭到破壞，唯獨處於半山腰防空洞中的機器和人員安然無恙，憑藉簡陋設備，堅持出報。1941年8月19日，面對日本侵略者的狂轟濫炸，《大公報》報人們毫不畏懼，在《我們在割稻子》中豪邁地寫道，「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充分展現了中國軍民頑強不屈的抗戰意志和必勝的信心。

從香港到桂林再到重慶。香港《大公報》、桂林《大公報》的出版也離不開《大公報》報人的未雨綢繆。1938年，面對日軍對武漢的逼近，胡政之意識到漢口亦非久留之地，再度遷移可能在所難免，決定出版漢口《大公報》的同時在香港出版《大公報》。1938年8月13日，香港《大公報》在創刊號上發表兩篇社評，一為《八一三一周年》，提出：「這一年的嚴重外患，毀壞了我們國家人民多少事業，本報是民族事業的渺小一分子，當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獨心不死，人亦未死，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一為《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我們是天津報……自今天起，我們兼發行香港版……中國民族解放的艱難大業，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做一點言論工作」，彰顯了《大公報》報人「文章報國」的決心和意志。

再難也要向國內外宣傳抗戰

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迫，胡政之斷定香港《大公報》館亦難保全，遂於1941年春在桂林星子巖建館，創辦桂林《大公報》，以「就近服務，便利各方。緣是種種，因決發刊本報」。很快，桂林《大公報》的發行量竟躍居兩廣、湖南、貴州之首。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日本侵略者佔領香港。香港《大公報》被迫於同年年底發表社評《暫別香港讀者》，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言志，毅然決然地宣布停刊。為逃離香港，胡政之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在棉袍裏藏了3顆圓形紐扣，準備遇敵即吞服自盡，寧死也不受侮辱。1944年，日本侵略者攻陷桂林，桂林《大公報》於9月中旬停刊。《大公報》報人與難民一道，克服重重困難，撤回重慶。

抗戰時期，《大公報》六遷遠征，從北至南，從東到西。《大公報》報人抱定一個信念：寧可停刊，也決不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出一天報；另建新館，再難也要向國內外宣傳抗戰，爭取勝利。《大公報》挺直了民族的脊樑，贏得了國人的信賴和國際友人的尊重。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評選世界優秀報紙，《大公報》獲得榮譽獎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大公報》在抗戰時期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持續進行了大量、有影響力的抗日救亡報道。 （作者：侯杰）註：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