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郭濤 蘭州報道）1935年9月2日，九曲黃河畔的蘭州古城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年僅26歲，身着一襲落滿塵土的布衫，腰間別着借來的兩支手槍，騎着一匹瘦馬穿過了祁連山腳下的險途。

他就是大公報記者范長江。

在接下來的17個月裏，范長江「五進五出」蘭州，以筆為刀，寫下《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名作，在中國新聞史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建進程中，留下振聾發聵的篇章。

 時值長征勝利90周年，大公報「追尋范長江 重走長征路」採訪團走進蘭州。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副院長李惠民教授依託新近發掘的史料，向記者系統梳理范長江「五進五出」蘭州的傳奇經歷及其深遠時代回響。「過去新聞史學界多聚焦范長江『四進四出』蘭州，主要依據其名著《中國的西北角》記載的採訪行程。」李惠民教授介紹道，「但若結合西安事變之後的史料，1937年1月，范長江飛赴蘭州開展專題採訪，後續完成《塞上行》，他是『五進五出』蘭州。」李惠民表示，自1935年9月至1937年1月，歷時17個月，蘭州始終是范長江西北萬里採訪的總樞紐與後方基地。他在國民黨嚴密的新聞封鎖中撕開一道口子，將紅軍長征的真相與西北邊疆的危局公之於世，寫下《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名作，在中國新聞史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建進程中，留下振聾發聵的篇章。

一進一出（1935年9月─10月）：

雙槍匹馬，客觀記述紅軍第一人

足跡：成都➝松潘➝岷縣➝臨潭➝蘭州（一進）➝永登➝大通➝青海湖（一出）

范長江自1935年7月14日從成都啟程，騎馬跋涉近50個日夜，闖過戰亂地帶與惡劣天氣，9月2日抵達蘭州。李惠民介紹：「在蘭州，范長江寫下劃時代通訊《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彼時國內報刊充斥國民黨對紅軍的污衊宣傳，范長江獨樹一幟，首次將『匪』字打上了引號，客觀記錄了紅軍的嚴明紀律與戰鬥力，並石破天驚地預判：紅軍必將北上甘陝！這篇報道轟動全國，戳破了國民黨『剿匪即將成功』的謊言。」留駐蘭州期間，他走訪城鄉，調研吏治民生、回漢民族關係與黃河水運，積累名篇《蘭州印象》一手素材。結束蘭州採訪，他繼續西行奔赴青海。

二進二出（1935年10月─11月）：

深入戈壁，揭露「金張掖」 民生凋敝

足跡：青海➝達阪山➝永登➝蘭州（二進）➝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玉門➝敦煌（二出）

完成青海採訪後，范長江翻越達阪山折返蘭州。他在蘭州多方聯絡交通、打探駐軍防務，籌備穿行戈壁。隨後他沿古絲綢之路一路西行，寫下了《金張掖的破產》等調查報道。「他沒有只看表面風光，而是真實記錄了西北農村經濟凋敝、苛捐雜稅繁重、百姓民不聊生的慘狀。」李惠民說，「他的筆尖蘸滿憂患，向全國警示邊疆國防與社會的深重危機。」

三進三出（1935年12月─1936年5月）：

狂浪浮河，皮筏之上孤膽踏查

足跡：敦煌／玉門➝武威➝蘭州（三進）➝乘牛皮筏順黃河而下➝靖遠➝中衛➝銀川➝綏遠／包頭（三出）

自河西走廊東返回蘭州後，范長江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搭乘羊皮、牛皮筏子，順黃河漂流下行前往寧夏、綏遠。李惠民描述：「在風浪顛簸的皮筏上，他置生死於度外，寫下了《弱水南岸的風光》。他深入考察了玉門油礦開發前景與邊防危機，梳理了西北軍閥割據的複雜局勢，呼籲全國重視西北開發與抗日大後方建設。」

四進四出（1936年5月─8月）：

揮別金城，為不朽名著《中國的西北角》奠基

足跡：綏遠／河套➝靖遠➝蘭州（四進）➝平涼➝西安（四出）

結束綏遠、寧夏一線採訪，范長江第四次回到蘭州。在這裏，他匯總整理了一萬二千里的採訪素材，完善了對西北國防、邊疆開發與民族問題的論述，奠定了名著《中國的西北角》的全書框架。寫下動情的離別文章《再會吧！蘭州》後，便向東奔赴西安。沒過多久，《中國的西北角》由天津《大公報》集結出版，短短數月連續重印數版，一紙風行，徹底扭轉國統區民眾對西北、對紅軍的固有認知。

五進五出（1937年1月─2月）：

風雪赴局，以蘭州為跳板奔赴延安

足跡：西安➝飛機直飛蘭州（五進）➝貨運卡車冒雪東行➝西安（五出）➝延安

「第五次蘭州之行，是范長江人生軌跡的重大轉折點。」李惠民說。西安事變爆發後，全國政局劇變，1937年1月范長江受《大公報》委派，從銀川搭乘飛機直飛蘭州，這也是整段西北採訪歷程中他唯一一次乘坐飛機。他落腳甘肅省政府後花園（明肅王府後花園今蘭州市委址），訪談甘肅地方當局，辨別各類流言，釐清馬家軍閥對事變所持立場。1月底，他搭乘貨運卡車冒着風雪折返西安，繼而踏入延安。「他成為國統區進入延安採訪的第一位國內大報記者。在延安，毛澤東同志親切接見了他，在窰洞裏竟夜長談，並由衷感慨：『只有你們《大公報》把我們紅軍當人看！』」李惠民說。

踐行「記者必須到現場」 留下寶貴新聞遺產

回顧范長江的西北之行，李惠民評價，范長江掙脫了國民黨宣傳機器的裹挾，始終堅持用「雙眼去看、雙腳去走」。他向國統區民眾展現紅軍胸懷理想、紀律嚴明、深得底層百姓擁護的真實面貌，一舉打破了輿論封鎖，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下了堅實的輿論基礎。

談及范長江對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李惠民說，范長江開創了中國現代旅行調查式深度通訊的範式。他翻雪山、穿戈壁、乘皮筏，躬身踐行了「記者必須到現場」的職業信條。作品兼具宏觀政治視野與生動鮮活細節，實現了社會學調查與新聞報道的深度融合，樹立了中國深度調查報道的典範標桿。

李惠民強調，西北採訪也是范長江個人思想蛻變的關鍵節點。在「五進五出」的實地考察中，范長江親眼目睹了民生疾苦與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現實，最終完成了從自由主義愛國青年，向站穩人民立場、擁抱歷史正義的新聞戰士的深刻蛻變。大公報採訪團此行追尋范長江足跡，重走長征路，正是立足新時代，繼承和發揚這種深入一線、秉筆求真的新聞精神，很有意義。

范長江乘牛皮筏驚險赴寧夏 探訪西北時局

1936年4月，山河動盪，日本步步緊迫，國內局勢波譎雲詭。國民黨實施嚴密新聞管控，西北國防實情、紅軍長征後的動向在國統區被重重曲解與遮蔽。

為衝破輿論藩籬，范長江毅然選擇了一種幾乎「把命懸在水面上」的交通方式，乘坐牛皮筏順黃河激流前往寧夏。當地牛皮筏子由一百二十個牛皮袋組合充氣後，捆紮於木架之上。「那時候的黃河峽谷，拐彎處巨浪沖天，水手管那叫『大浪』，下墜時就像直接從瀑布上栽下去。」蘭州地方史志專家鄧明介紹，當地素來流傳「九死一生漂黃河」的說法，稍有不慎即筏毀人亡。

為摸清沿江兵防、黃河航運與西北社會實情，范長江決意將生命託付給幾張牛皮和幾根木架，從蘭州出發，沿水路考察西北社會生態與國防資源，多方打探紅軍與西北各方勢力的博弈態勢。靠着「只要能到現場，就絕不聽信傳聞」的孤勇，范長江乘牛皮筏子浮渡千里黃河，順利抵達中衛、銀川、石嘴山及包頭等地。一篇篇振聾發聵的西北通訊經由《大公報》傳遍大江南北。

通過文字，范長江第一次完整向全國讀者展示了真實的西北國防格局，打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壟斷，精準預判了紅軍北上甘陝的戰略走向，並以極為客觀公允的筆觸，將紅軍並非所謂「匪寇」，而是擁有崇高理想與嚴明紀律的抗日力量這一真相大白於天下。

（來源：大公報A18：內地 2026/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