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廣州地鐵長湴站旁，一棟不起眼的四層小樓裏，血液透析中心與服裝廠相依共生。樓板上下，透析機低沉的嗡鳴與縫紉機持續的嗒嗒聲終日交織；數十雙黑瘦的手臂，在兩種器械之間來回轉換——上樓織衣換錢，下樓洗腎續命。五十多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尿毒症患者，相聚在寶樹堂這棟小樓，依託「以工養醫」模式，憑雙手重新拾起生活的底氣與尊嚴。

尿毒症患者小蘇認為，這裏是「最好的地方」。兩年前，她告別家鄉與三個孩子來到廣州，從零開始學習製衣。她將對兒女的思念、對未來的期盼縫進一針一線，靠着勞動獲得收入、贏得獨立。她說，「我要活成自己的太陽。」

寶樹堂二層、三層是門診部和血透中心，四層為服裝廠，一樓配套食堂、休息接診區，整棟小樓自成一方天地。清晨七八點，車間熱鬧起來，幾十台縫紉機嗒嗒作響，工價幾毛、一塊的衣物慢慢在身邊堆成小山，堆出一筆筆透析費用和日常開銷。在這裏，大家都是腎友，不必再費心藏起手臂上因透析而蜿蜒凸起的血管瘺口。他們可以像普通人一樣拚命工作，到點就下樓透析，在「工人」和「病人」兩種身份之間來回切換。

縫進向日葵裏的思念與倔強

血透中心內，五十餘台透析機運轉不停，代替受損腎臟濾除患者體內的代謝廢物與多餘水分。一周三次，每次四小時，尿毒症患者就這樣維持身體運轉直至生命盡頭。透析前，小蘇總會在包裏備好熟雞蛋與棒棒糖，以備低血糖應急。「能掙錢養活自己，做透析就在樓下，我覺得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了。」服裝廠為腎友們提供食宿，小蘇每月大約能掙到3,000元（人民幣，下同）。收入不算豐厚，但足以讓她不再向丈夫伸手要錢——對方已經另找了伴侶，這份工成了她實現獨立的全部底氣。

做工間隙，小蘇時常點開手機監控畫面，鏡頭是離家前她裝在老家院子裏的，想孩子時就看看，一天要看好幾遍。母子隔空聊了幾句，小蘇明顯感覺到孩子們的害羞拘謹，「可能還是不經常在一起。」她輕嘆說，有一次電話裏，她詢問不到八歲的小女兒是否想念媽媽，孩子一句「想也沒用」，讓她滿心酸楚。

無處安放的思念，被她縫進衣服裏。她設計了一款印花T恤：一株盛放的向日葵旁，環繞三朵含苞的小花，恰似孩子簇擁着母親，生機勃勃。小蘇說，向日葵永遠向陽而生、逐光而行，而她希望，「活成自己的太陽」。

重新奔跑 以全新節奏向前去

18歲的李李曾經跑得很快，初一校運會就拿了長跑第一。她迷戀跑完微微出汗的感覺，也不覺得累。然而三年前，初中剛畢業，尿毒症就截斷了她的跑道，嚴重時連走路都疲累不堪。那時才15歲的她是透析室裏最年輕的病人，「還那麼小、真可憐」的眼神和議論從四處投來，刺得她很不舒服，漸漸地，她減少了社交，成日縮在出租屋裏。

老家透析條件有限，聽說廣州有一處「腎友工廠」，不忍看女兒一直痛苦，媽媽決定帶她過來，「哪怕是假的，也要來試一下。」廠裏的腎友大多抱着不服命運的韌勁，很少自怨自艾，潛移默化中，李李慢慢變得開朗鬆弛。大家親切喚她「小妹」，曾經深陷絕望的少女，終於不再覺得前路被病痛封死。這名曾在跑道上飛奔的女孩，以全新的節奏，一步步向前走去。

持續虧損 創辦人：盡力堅持

這家民營血透中心的創辦人謝強，曾在廣州一家公立三甲醫院工作。長期接觸病患，他察覺到尿毒症群體除常年受疾患困擾外，還時常遭到社會、家庭雙重邊緣化，普遍存在嚴重心理困境，「這比病痛更難熬。」

他曾邀請心理專家為患者進行疏導，但收效甚微。後來他留意到，兩名從事網約車工作的患者精神狀態明顯更好 —— 穩定的工作與收入，讓他們持續感受到自身的社會價值。謝強由此開始探索患者就業出路，起初四處託人為患者介紹保安、保潔、電工等崗位。然而受年齡、身體條件制約，大量患者難以進入常規職場。2023年，他在自己創辦的血透中心樓上建起了服裝廠，由此開啟了「以工養醫」的現實試驗。

但實際上，這個工廠創辦後就一直舉步維艱—缺乏訂單，效率難與市場競爭，幾年下來虧損已超四百萬元。即便如此，親眼見證工廠切實改變眾多腎友生活狀態的謝強，始終不願輕言放棄。他不滿足於眼前的一隅微光，更有着長遠的行業暢想。

截至2025年底，中國內地登記在冊的透析患者已超130萬，這一特殊群體大多深陷「因病失業、失業致貧、貧病交加」的惡性循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份踏實的收入，是幫助他們掙脫困境、重拾人生尊嚴與生存價值的關鍵。謝強想着，倘若全國各地都能結合當地產業特色，落地類似的「以工養醫」幫扶模式，便能惠及更多困境透析患者。為此，他願意躬身探索，為這套特殊的幫扶模式打磨成熟經驗、摸索可行路徑。

如今，建廠之初設定的三年試行期限日漸臨近，談及持續的虧損壓力，謝強沉默了一會，「只要虧得不多，我都會堅持下去。」

搏命做工掙活路　最恐懼失去收入來源

午晚班交接的間隙，陳春鳳匆匆扒完飯，便坐回到縫紉機前。裝線、縫紉，每道工序都麻利得很，讓人很難察覺到，她的右手其實只剩大拇指和食指兩根指頭，卻沒有拖慢半分速度。

55歲，腎衰竭四期，陳春鳳離透析治療僅一步之遙。來寶樹堂之前，她就做了幾十年製衣工，早就查出高血壓、肌酐高等問題，可一心忙於生計，始終沒有放在心上。直到2023年母親確診尿毒症，還因臨時插管感染險些危及生命，她才真正重視起來：「得了尿毒症就像坐牢一樣，讓你到哪裏都不自由。」

生病之後被工廠拒之門外、失去收入來源，是她內心最大的恐懼。眼看母親從腎四期進展到透析只用了三個月，陳春鳳滿心焦灼：「萬一我自己也要透析，往後該去哪裏討生活？」那段時間，她反覆在網上搜索「助殘就業」「腎病透析如何維持生計」，幾經輾轉，找到了寶樹堂。

「只要在幹，總是有一份收入」

「我比任何人都要勤快。」為了掙一條活路，她早上七點半到崗，晚上十點半收工。「腎友工廠」氛圍相對寬鬆，員工身體疲累可隨時停下休息，但陳春鳳幾乎不肯歇工，就連放假也守在車間。「哪怕一天只掙50塊，我的賬戶也是往上漲的。掙錢我就好高興。只要在幹，總是有一份收入。」

每個月，陳春鳳雷打不動給母親轉一千塊，兄妹幾個輪流分擔照護，誰也沒推脫過。妹妹心疼她隻身打拚不易，身體又不好，勸她「少給一點，自己以後都沒人幫。」說到這裏，眼淚倏地湧了上來，掉在縫紉機枱面上。她騰出手大力擦掉，又按回布料上縫起來：「父母養我們長大，再難都沒說不養，我現在還能掙錢，肯定要盡自己的一份力。」

陳春鳳做工搏命在廠裏出了名，創辦人謝強有時也「看不下去」，提醒她注意休息。「我是自願的。給機會讓我這麼努力，我已經很感恩。」雖然聲音仍有點哽咽，但她眼裏卻透着光亮：「為什麼病了就要死不活的？病了我還能掙錢，多好！」說話間，她手上的活兒從來沒停過。

特稿｜離開的與回來的　工廠裏的命運流動

記者相隔一個月的兩次採訪之間，就有約20名腎友因各種緣由離開或暫別。去留之間，是一個個個體真實的命運流轉。

小楊來自雲南邊境縣域，父母早早離世，他從小跟隨哥姐長大，靠務工、種地維持生計。35歲正值壯年，他被確診尿毒症，「天塌下來了，想死的心都有。」 最初他以為這便是絕症，甚至向醫生提出放棄治療。直到在透析室見到許多處境相同的病友，才慢慢解開心裏的死結。不願長期拖累親人，小楊輾轉來到這家「腎友工廠」謀求生存。在這裏，他最深的感受是被接納與包容，大家同為腎友，彼此沒有隔閡，交到朋友之後，人也開朗許多。

但並非每位腎友都會在這裏長久立足。血透中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患者的透析費用，因此尿毒症患者是各家血透機構爭相爭取的「客源」，部分機構選擇直接給患者發放補貼，甚至線下「挖角」。謝強說，近期流失的員工中，就有一部分轉而選擇了「直接拿錢」的機構。但在小蘇看來，這筆賬實則並不划算：「雖說每月能拿到一兩千補貼，但透析、吃住都要開銷，還要重新找工作，不能只盯着眼前這筆錢。」

也有「回頭客」。盛夏悶熱的廠房裏，所有人都穿得隨意，只有張小豪（化名）一身長袖襯衫西褲，打理得整整齊齊——這已是他第三次回到這裏。患病前，他在夜場上班，喜歡運動，「穿西裝打領帶，走在街上回頭率很高。」現在，175高的個子體重掉到只有一百斤左右，面容憔悴，失眠焦慮，心理落差巨大。他覺得做衣服「沒盼頭」，反覆離開，但出去又處處碰壁，如此已經三進三出。他依然穿着長袖襯衫把身體遮住，心裏還放不下以前的日子。

有人奔赴而來，有人轉身離去，這間小樓見證着腎友們與命運博弈的不同選擇，也照見「以工養醫」模式現實而複雜的一面。

是非與期盼：授人以漁 亦盼多方托舉

「我只是給他們一個平台，願意努力的就來，要走的我也不留。」寶樹堂創辦人謝強很早就投身公益，始終信奉「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除製衣崗位外，工廠的司機、保潔等崗位也向腎友開放。他曾把麵包車以一元錢租給一名腎友司機，由對方承接病人接送業務，全部收入歸司機個人所有。今年工廠還新開闢直播業務，鼓勵腎友參與產品設計，憑業績獲取提成。在謝強看來，直接給錢的幫扶治標不治本，創造就業崗位的項目式幫扶，才具備更長久的價值。

隨着「腎友工廠」走入公眾視野，讚譽與質疑接踵而至。「我就是個退休老頭，對這些都沒興趣。」訪問中，他并不迴避現實考量，坦言推動患者就業，客觀上能夠穩定血透客源 —— 患者擁有穩定收入，才能持續接受透析治療；但心底同樣存有惻隱，「當我了解到還有這樣一群處境艱難的人，就覺得有義務伸手幫一把。」

「腎友工廠」引起社會關注後，各方援助漸漸匯聚，虧損情況逐月收窄，讓謝強重新看到曙光。如今他仍在四處奔走對接訂單，希望拿下長期穩定貨源，同時期盼能夠獲得資金、場地、水電等方面的政策扶持。「現在不好說是對還是錯，但做這件事我能幫到的人，遠比在醫院工作時要多得多，我覺得這點還是有意義的。」謝強如是說。

（來源：香港文匯報A07：專題 2026/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