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1日下午，由SDC可持續發展俱樂部舉辦的「與劉寧榮教授面對面——推開圍牆，點亮創造之光」新書分享會，在深圳市南山區歡樂海岸舉行。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創院院長劉寧榮，圍繞新作《心牆·圍牆——開放性與創造力》，與現場嘉賓深入探討全球化逆流、地緣政治變局、AI時代的教育重構，以及個人和組織如何突破認知邊界、重建創造力等議題。

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席春迎博士應邀出席活動並致辭。他從AI時代判斷力的稀缺性出發，將劉寧榮教授關於個人成長和教育變革的思考，進一步延伸至企業轉型、組織重構和上市公司長期價值成長。

兩位嘉賓雖然分別從全球化、教育和產業實踐出發，但最終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當AI可以快速生產知識、答案和內容之後，人類還憑什麼保持不可替代的價值？

答案並不是掌握更多知識，而是能否推倒內在的心牆、拆掉外在的圍牆，在開放中保持獨立判斷，在不確定中重新建立創造力。

一、一部寫在全球化逆流與AI革命交匯點上的新書

劉寧榮教授是一位具有鮮明跨界特徵的學者。他現任香港城市大學管理學系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地緣政治、全球化與中國商業戰略、品牌營銷以及教育領導與管理；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大灣區發展）、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管理層，曾推動創辦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並出任創院院長。

在進入大學教育和管理領域之前，劉寧榮曾在中美兩國多家媒體工作，長期觀察國際政治、中美關係和全球傳播，並曾兩次全程採訪美國大選。他畢業於南開大學，先後獲得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碩士學位和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學位，還曾在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

從新聞現場到大學講堂，從國際傳播到商業教育，再到全球化與地緣政治研究，這種跨越不同國家、行業和知識體系的經歷，本身就是《心牆·圍牆》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劉寧榮教授所討論的開放，並不是抽象的價值口號，而是建立在長期跨文化觀察、教育實踐和全球變局研究基礎上的現實判斷。

《心牆·圍牆——開放性與創造力》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於2026年7月15日至21日舉行的香港書展上正式與讀者見面。全書的大部分內容，源自劉寧榮多年來為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新生講授的「第一堂課」。全書分為「推倒心牆，拆掉圍牆」「面向未來的學習能力」「面向未來的教育與人才培養」三個部分，討論的不只是一個人如何學習，更是人在技術革命和全球秩序重構之中，如何重新理解世界、理解他人，也重新理解自己。

這也決定了《心牆·圍牆》並不是一本普通的勵志讀物，它所面對的是一個比個人成長更為宏大的時代背景：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連接世界，地緣政治、貿易保護、科技封鎖和算法推薦，卻又在不斷把人類分割成彼此隔絕的陣營。

二、世界越是高度連接，為什麼圍牆反而越來越高？

劉寧榮教授在分享中指出，我們正處在新世界與舊世界的臨界點：柏林牆倒塌之後，全球曾經進入一個開放、合作和自由貿易快速擴張的時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地球村」一度從想象走向現實，資本、技術、商品、人才和知識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跨境流動，並創造了持續數十年的全球繁榮。

然而，當全球化紅利開始重新分配，產業競爭、科技競爭和國家安全日益交織，新的圍牆又重新出現。今天的圍牆已經不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界，而是關稅壁壘、技術禁運、數據邊界、產業鏈隔離、算法封閉和認知對立。劉寧榮教授此前曾以「半冷戰、半脫鉤、半球化」概括未來相當長時期的全球格局，在現場他進一步強調，AI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提高效率的生產工具，而正在上升為國家競爭力乃至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誰能夠掌握算力、模型、數據、芯片和規則制定權，誰就更可能影響未來全球經濟秩序。

但比外部圍牆，更難拆除的是人內心的牆。外部圍牆可以通過談判、政策和制度調整逐步改變，心牆卻往往由偏見、恐懼、傲慢、固有經驗和身份認同共同築成。一個人一旦只願意相信熟悉的信息，只願意與觀點相同的人交流，便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理解差異的能力；一個社會如果將所有不同意見都視為威脅，也會逐漸喪失糾錯和創新的空間。

席春迎博士在致辭中提出了一個鮮明判斷：圍牆在很多時候並不是強大的象徵，反而可能是競爭信心下降的表現：當一個國家、一個組織或一個人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在開放環境中競爭時，最本能的選擇往往就是築牆。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絕別人進入，而是相信自己即使面對更廣泛的競爭，仍然具有創造價值的能力。

因此，開放並不意味著沒有邊界，更不等於放棄安全和風險管理。真正的開放，是在看見風險之後仍然保持交流能力，在面對差異時仍然願意理解對方，在競爭加劇時仍然不放棄學習。正如劉寧榮教授在其文章中所強調的，開放、包容與多樣性不是創造力的附屬條件，而是創造力能夠持續發生的重要土壤。

三、AI時代最稀缺的不是答案，而是判斷答案的能力

如果說地緣政治正在重建國家之間的圍牆，那麼算法推薦和生成式AI，則可能在每個人的認知內部建立一堵更加隱蔽的牆。

劉寧榮教授在分享中以自己使用不同大模型的經歷說明，AI雖然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匯集大量信息，卻仍然可能因為知識更新滯後、訓練數據有限或事實核驗機制不足，將已經發生的現實事件判斷為虛構內容。AI回答得越完整、語言越流暢，使用者反而越容易忽略其中可能存在的事實錯誤。

這與席春迎博士在現場提出的判斷高度一致：未來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再是智慧，而是判斷力。生成式AI正在把知識檢索、內容生產和方案生成的成本迅速降到接近於零，但答案數量的增加並不等於答案質量的提升，更不意味著人類更接近真相。

席春迎博士以個人體會為例指出，不同AI模型都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生成一套看上去結構完整、邏輯嚴密的方案，真正困難的卻不是「能不能生成」，而是應該選擇哪一套方案、哪些數據可以相信、哪些判斷符合企業現實，以及最終應當承擔什麼樣的決策後果。

他在現場概括指出：「AI最大的風險不是它不知道，而是它可能用極其專業的語言，把錯誤講得像真的一樣。」

過去，人們因為找不到答案而焦慮；未來，人們更可能因為答案太多而迷失。當每一個模型都可以給出一套完整解釋時，人類需要具備的能力，是追問信息來源、識別邏輯漏洞、理解現實約束，並在多個看似合理的答案之間作出選擇。

席春迎博士還分享了自己的AI寫作實驗。他已連續近200天堅持每天撰寫一篇文章，並以「AI時代：我的人生下半場」為主題，通過高頻寫作持續檢驗AI與人的協作邊界。在《AI時代經濟學》等書稿的創作過程中，AI可以迅速生成提綱、組織章節和擴展論述，但真正決定作品價值的，仍然是作者能否提出關於稀缺性變化、生產能力擴張、數字貨幣、就業結構以及AI經濟制度的新問題。

AI六個小時可以形成兩部書稿的初步結構，但並不意味著六個小時就能產生兩部真正成熟的著作。它真正說明的是，知識組織和文字生產的成本已經大幅下降，而思想原創、事實核查和價值判斷的成本並沒有同步下降。AI能夠放大人的能力，也能夠放大人的錯誤，如果底層判斷出現偏差，AI只會以更快速度、更大規模把偏差包裝成結論。

四、教育的任務，正在從傳授知識轉向訓練思維

當知識和答案不再稀缺，教育的價值也必須重新定義。

劉寧榮教授認為，碎片化短視頻和AI問答可以幫助人們更快獲得信息，卻無法完全替代系統性的大學教育；未來教師最重要的職責，將不再是重複講授學生可以隨時查詢的知識，而是幫助學生建立獨立思考體系，訓練他們提出問題、分析證據、理解差異和適應變化的能力。

他倡導成為「貪婪的學習者」，但這裡的「貪婪」不是沒有目的地囤積信息，而是對未知保持持續好奇，同時掌握更加聰明的學習方法。他以「拚命地玩、玩命地幹」概括一種主動探索的生命狀態：真正的學習不應只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應當在實踐、碰撞和跨界體驗中不斷重建自身認知。

席春迎博士則從家庭教育和現實生活談到，很多人並不缺少聰明才智，真正的問題是沒有形成清晰、嚴謹和能夠自我修正的思維方式。有些矛盾看起來是立場衝突，實際上是推理過程混亂；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知識，卻無法分辨事實、觀點和情緒之間的區別。

因此，教育最重要的成果，不是一個人記住了多少哲學概念和專業知識，而是能否進行基本的推理和推導，能否在現實證明自己錯誤時及時修正觀點。AI時代尤其如此，因為機器已經能夠替代相當一部分記憶、檢索和標準化表達，人類教育如果仍然停留在知識灌輸，就會培養出越來越多擅長回答舊問題、卻無法面對新問題的人。

這也是《心牆·圍牆》的教育意義所在。推倒心牆，不只是要求人保持謙遜，更是要求人承認自己的知識具有邊界；拆掉圍牆，也不是否定專業訓練，而是避免專業知識變成拒絕其他知識進入的封閉系統。一個真正有創造力的人，必須既有專業深度，也有跨越學科和文化邊界的能力。

五、企業最大的圍牆，往往是過去成功留下的組織慣性

劉寧榮教授討論的是個人如何推倒心牆、教育如何拆掉圍牆，但席春迎博士在致辭中進一步指出，企業同樣存在難以察覺的「組織圍牆」。

傳統企業內部的部門邊界、管理層級、利益結構、數據孤島和審批流程，都可能成為AI轉型的障礙，更難拆除的則是企業過去的成功經驗。一種商業模式曾經帶來利潤，一套管理機制曾經幫助企業擴大規模，管理層便容易把歷史經驗視為永遠正確的規律。然而，企業最大的風險往往不是沒有成功過，而是把過去的成功當成未來繼續成功的充分條件。

今天不少企業仍然把AI理解為在原有業務上增加一個工具、部署一個模型或者採購一套軟件，但AI真正帶來的變化不只是生產力提升，更是生產關係和組織方式的重構，它正在改變企業中「誰在工作、誰在決策、誰掌握信息、誰承擔責任」，也在重新劃分人與機器、總部與一線、管理層與執行層之間的邊界。

如果企業原有組織結構不變、利益關係不變、決策流程不變，僅僅增加幾個AI工具，最終得到的可能只是局部效率改善，而不是企業價值重構。真正的AI企業不是使用AI最多的企業，而是能夠圍繞AI重新設計流程、崗位、數據和決策機制的企業。

這也是「百億市值上市公司培育計劃」所希望探索的方向。課堂能夠解決認知問題，卻不能代替企業完成產業升級。企業真正的成長，需要通過產業、資本、科技、人才和組織的系統重構來實現。百億市值不能靠課程「講」出來，而要靠企業在真實競爭中一仗一仗打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倒心牆是企業家願不願意否定過去的自己，拆掉圍牆則是企業有沒有能力打破部門邊界、組織慣性和既得利益。AI轉型首先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企業有沒有勇氣重新設計自己。

六、開放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在風險中保留理解世界的能力

在交流答問環節，現場嘉賓圍繞中美競爭、中日關係、大學教育、人才就業、信息繭房、資本市場和個人風險管理等問題，與劉寧榮教授進行了深入交流。

對於如何打破信息繭房，劉寧榮教授認為，最重要的不是等待平台改變算法，而是主動走出自己的信息舒適圈，有意識地接觸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立場的觀點。理解並不意味著同意，但如果一個人連對方為什麼形成某種立場都不願意了解，就很難真正作出獨立判斷。

他特別強調同理心在跨文化溝通中的作用。許多衝突並不完全來自利益對立，而是來自人們習慣於用自己的文化經驗評判他人。站在對方的處境中理解其選擇，不會削弱自身立場，反而有助於減少誤判、降低溝通成本，並在差異之中尋找可以合作的空間。

對於舒適圈，劉寧榮教授也給出了更為辯證的理解。舒適圈並非必須徹底消滅，人在高強度學習和工作之後，需要階段性回到熟悉環境中恢復精力，而真正危險的是把舒適圈變成永久居所，從此拒絕新的信息、關係和挑戰。

在全球格局問題上，劉寧榮教授並沒有迴避地緣政治競爭可能長期存在的現實。他認為，中國更需要保持開放，擴大與不同國家、不同市場和不同文明之間的聯繫，並積極參與全球新規則的討論。面對外部圍牆，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別人關門，而是自己也從內部把門關上。氣候變化、公共衛生、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問題，最終仍然需要不同國家重新建立合作機制，這意味著開放並不是一種天真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現實能力，它要求個人和組織在看到風險之後，仍然保留理解世界、連接資源和尋找新機會的能力。

七、AI越強大，人越需要重建自己的創造力

整場活動最重要的啟示，是AI時代並沒有降低開放性和創造力的重要性，反而使它們變得更加稀缺。

AI可以拆除知識獲取的圍牆，讓普通人在幾秒鐘內接觸過去只有專業機構才能掌握的信息；但算法也可能建立新的心牆，讓人不斷看到自己願意相信的內容。AI可以幫助企業突破能力邊界，也可能把傳統組織中的錯誤流程以更高效率繼續運行。AI可以生成無數答案，卻無法替人類決定什麼問題值得解決、什麼目標值得追求，以及什麼後果應當承擔。

因此，AI時代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創造內容的能力，而是三種更深層次的能力：開放，是接納差異並持續吸收新知識的能力；判斷，是在海量信息中識別事實、邏輯與風險的能力；創造，則是把不同知識重新組合，並轉化為現實解決方案的能力。

《心牆·圍牆》的價值，不在於為複雜世界提供一套標準答案，而在於提醒每個人不斷檢視自己的認知邊界。一個人最大的心牆可能是自己過去的經驗，一家企業最大的圍牆可能是曾經成功的商業模式，一個社會最大的風險，則可能是失去理解差異、接受批評和擁抱未知的能力。

活動最後，劉寧榮教授以書中的一段話與現場嘉賓共勉：「打開心靈，以擁抱差異；促進理解，以消弭隔閡；保持探索，直面未知。」

世界的圍牆或許還會繼續增高，技術競爭也可能更加激烈，但真正決定個人、企業和國家未來的，不是誰能夠把自己封閉得更加嚴密，而是誰能夠在不確定中保持開放，在信息洪流中堅持判斷，在AI日益強大的時代，仍然擁有提出新問題和創造新價值的能力。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本文配圖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