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劉震雲新書《鹹的玩笑》繁體版今年7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這本以劉震雲故鄉河南延津為敘事空間,圍繞輿論暴力的話題,以幽默的筆觸照見普通人日常的小說,在內地發行半年銷量突破100萬冊,香港書展期間,《鹹的玩笑》單場講座簽售2000餘本,劉震雲作為華語文學「頂流」之影響力可見一斑。百忙之中,劉震雲接受了大公報記者的專訪,他相信好書一定有市場,作家必須有學問,只靠講故事是不會長久的。此外,劉震雲強調,「千萬不能在相同的道路上不斷往前走。書應該越寫越年輕,需要不斷有新的思想萌芽生長出來。」
今年香港書展劉震雲再次來港,其間馬不停蹄,舉行講座、參與論壇,還出席了首屆世界華語文學大會暨世界華語文學獎新聞發布會,所到之處讀者爆滿,新書《鹹的玩笑》在出版市場大賣,劉震雲說,「永遠別相信有人說一本書賣不動但是是本好書,是寫給下一代的,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好的書發行量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不是一時的發行量,比如像孔子的書、老子的書,李白杜甫白居易,像司馬遷、李清照、蘇軾、曹雪芹,包括像魯迅先生,他們像燦爛的星河一樣,照亮了這個民族的過去。」
藉文學作品述說心事
小說《鹹的玩笑》以主角杜太白三次遭遇網絡輿論暴力為主線,聚焦當下網絡亂象。劉震雲表示,杜太白的經歷實際上反映的是謊言和真相之間的關係:真相還在穿鞋,謊言已經跑遍全世界。劉震雲說,「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現象,是生活發展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出現的新的東西。」在他看來,這種社會現象背後內涵的是人性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就是往別人傷口上撒鹽,人們會在往別人身上扔石頭的時候格外慷慨;另一方面,公眾很多時候相信的是情緒本身,而非事實真相。」
新書出版後,劉震雲很關注讀者的反饋,在網上看到讀者晒自己的讀書筆記,「有的批註,比我寫的文字本身還要多,有的寫得非常深刻,比如有人說,杜太白其實是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人,誰都有把自己活成玩笑的時候,誰也都有把玩笑和眼淚嚥下去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嚥字用得就特別好,嚥下去是因為不足為外人道啊。說不出去,但是嚥到肚子裏就成心事了。心事是文學非常重視的方面,生活裏說不出來的事情,在作品中就可以說出來了。這就是人性的C面、D面。」
「作家必須有學問」
在《鹹的玩笑》的扉頁中有這樣一句話,「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個人,內心都有傷痕,大家都辛苦了。」對劉震雲而言,這是全世界都能理解的感情。面對在當下如何推動華語作品出海的問題,劉震雲說,「出海不是你想出就能出。對方接不接受,這非常重要。能否出海,權力實際上是掌握在讀者手中。」他談到,「每個民族生活習慣不同、語言不同、膚色不同,對於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但是有兩個點是相同的,一是對於一個故事人物背後的哲學的認知,就如扉頁這句話;還有一個是藝術的想像力。」劉震雲解釋道,比如在《鹹的玩笑》中,一隻會算數的小白鼠叫阿基米德,一個賣糖葫蘆的說自己是巴爾扎克,開冥想館的認為自己是第歐根尼,如果只是寫延津的五行八作、引車賣漿的人,其他民族的讀者不會關心也不會理解,「而當巴爾扎克、阿基米德、第歐根尼來到了延津,這時候這個延津就和過去的延津不一樣了,它會產生量子的糾纏和化學反應。」劉震雲說,「出海就要有海的目光,作家必須有學問,只靠講故事是不會長久的。」
記者經歷滋養文學創作
小說《鹹的玩笑》依舊以延津為背景。延津是劉震雲的故鄉,也是他寫作的原鄉,但劉震雲筆下的延津,又不僅僅是作為故鄉本身的延津,更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縮影。這種對農村社會的精準捕捉,在劉震雲看來,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他在《農民日報》的工作經歷。
大學畢業後,劉震雲被分配到《農民日報》,「農民是中國人口最多的階層,是中國社會的根基。以前我接觸的農民就是我們村的那些人,後來我成為《農民日報》記者後,我可以進入中國很多很多的農村,這是很不一樣的:他們每天生活的狀態、歷史的演變、他們的思考習慣、村莊的氛圍……以前我只在我們這個村,延津;成為《農民日報》的記者後,我可以去東北、江南等不同地方(的農村),他們的地理風貌、口音、語言表達、飲食習慣都不一樣。」劉震雲說,對於創作者而言,這樣的早期經歷是一種無形的滋養,他提到如海明威、馬爾克斯等,都有作為記者的經歷。
另外,劉震雲認為,新聞寫作要求語言簡潔、直擊本質,摒棄「車軲轆話」和無用的描述,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寫作風格。「其實包括海明威的文體也與他做記者的經歷非常有關。」
「真正的寫作是在不寫的時候」
今次出版的繁體版本,從內容來說與此前內地出版的簡體版完全一樣,但在裝幀、封面、出版形態方面區分明顯。劉震雲提到,內地首版統一精裝硬殼,銷量破百萬後推出刷邊珍藏版;香港只發行平裝軟裝;歐美出版行業慣例為首版精裝,銷量火爆才加印平裝。
在參加書展期間,劉震雲觀察到,香港圖書出版的實用性也呈現在書展的設計中,劉震雲認為,香港書展展台設計、裝幀審美更側重銷售實用性,值得內地書展如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借鑒;北京書展優勢在於兼具版權交易功能。
從《一句頂一萬句》,到《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一日三秋》,再到《鹹的玩笑》,劉震雲一直以來保持3到4年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節奏,對他而言,「真正的寫作是在不寫的時候。」創作思考不在伏案寫作階段,而在行走、觀察生活的間隙,「你沒有能力一下子把一個事情想好,需要不斷地修正,想的過程就是不斷否定自己、不斷修正自己的過程。」如今再回頭看,即便如《一句頂一萬句》這樣的文學經典,劉震雲認為裏面也有很多能寫得更好的地方,「當時為什麼不把它寫好?因為當時沒有這個能力。」
對於下一部作品,劉震雲說,「我只能說是和之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樣的另外一種。」對他而言,作品之間唯一的同一性應該是變化,他笑言,「一個抹布擦不了幾張桌子,思想的抹布擦不了那麼多書。」
(來源:大公報B1:副刊 2026/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