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學真正的經濟價值，究竟應該如何衡量？

過去幾十年，人們評價一所大學，習慣看世界排名、論文數量、科研經費、院士人數以及專利儲備。這些指標當然重要，因為它們代表一所大學的學術能力和知識生產能力。但如果把大學放進今天全球科技競爭、產業競爭和資本競爭的坐標系中，僅僅計算這些指標已經遠遠不夠。

對於香港這樣一個正在尋找新增長動力、又同時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級高校體系的城市而言，一個越來越現實的問題是：每年投入大學的大量科研資源，最終有多少能夠從論文變成專利、從專利變成產品、從產品變成企業、再從企業成長為真正具有產業影響力甚至能夠進入資本市場的公司？

香港科技大學提供了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樣本。截至2026年5月，由香港科技大學成員創辦的活躍初創企業已經超過1900家，其中產生了11家獨角獸企業，並累計形成22宗IPO或併購退出案例。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港科大究竟創造了多少家創業公司，而是這些數字背後出現了一種過去在香港並不十分顯眼、但未來可能越來越重要的經濟現象：大學正在從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和科研機構，逐步成為科技企業、新興產業和長期資本價值的重要源頭。

日前《大公報》以較大篇幅討論香港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科大、理大等高校在專利、創業孵化、科研資金、產業合作和成果商業化方面的進展被集中呈現。表面上看，這是一篇關於香港高校科研實力的報道，但如果從產業經濟和資本市場的角度來看，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香港過去習慣統計有多少科研項目、有多少專利、有多少初創公司，下一階段是否應該進一步追蹤這些科研成果最終創造了多少企業、多少收入、多少就業、多少資本價值，以及其中究竟有多少能夠穿越從實驗室走向產業的漫長道路？

這也是我認為香港創科政策下一階段值得進一步推動的一個核心變化。未來衡量高校科技創新能力，不能只看「擁有多少專利」，而應該逐步建立一套從專利到產業、從產業到資本市場的長期轉化指標。

所謂「從專利到IPO的轉化率」，並不是要求所有科研成果最終都去上市，也不是把IPO變成新的行政任務，而是試圖用資本市場這個產業成熟度較高的終點，倒過來衡量一座城市究竟有沒有能力把知識真正轉化成產業價值。如果這個指標能夠被科學設計，它所改變的可能不僅是一張統計表，而是香港整個創新政策的底層邏輯。

一、香港現在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經不是「有沒有科研」，而是「為什麼還沒有產生更多科技大企業」

香港並不缺科研，也不缺世界級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材料、機器人、芯片、先進製造、金融科技等領域已經形成相當深厚的科研積累，在不少專業領域甚至長期處於國際前沿。但問題在於，科研能力和產業能力從來不是一回事，論文能夠證明一座城市擁有知識生產能力，專利能夠證明它擁有技術儲備，而真正形成就業、稅收、產業鏈、供應鏈和資本積累的主體，最終仍然是企業。

這也是香港過去發展創新科技時一直存在的一道結構性斷層。很多科研成果在大學實驗室裏非常優秀，教授團隊也擁有很強的國際學術能力，但從技術驗證走到真正產業化，中間要經歷知識產權確權、產品設計、團隊組建、種子融資、客戶驗證、供應鏈建設、規模化生產、企業治理以及持續融資等一系列複雜過程，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斷點，一項很有潛力的技術都可能停留在實驗室。

因此，一座城市真正的科技競爭力，並不是簡單由專利數量決定的，而取決於這些專利能夠穿越多少產業化關卡。世界上成功的科技創新中心幾乎都證明了這一點。斯坦福之所以成為硅谷的重要源頭，並不是因為它發表了大量論文，而是因為大學之外同時存在創業者、風險投資、科技巨頭、律師事務所、人才市場和資本市場；MIT（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周圍能夠形成波士頓生物科技產業集群，同樣不是依靠教授單獨完成商業化，而是科研、產業和資本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

香港過去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恰恰在於這些資源並不是不存在，而是彼此之間沒有形成足夠高效的連接。香港有世界一流大學，也有國際資本市場，有風險投資和家族辦公室，也有全球金融機構，更重要的是，香港背後還有深圳、東莞以及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極其強大的工程化和製造體系。從資源稟賦來看，香港實際上已經擁有科技成果產業化所需要的大部分關鍵要素，真正缺少的不是新的資源，而是一種能夠把大學、產業、資本和市場組織起來的制度能力。

二、若以「專利數量」作為核心評價標準，容易製造一種看起來繁榮、實際上效率並不高的創新體系

專利當然重要，但專利數量本身並不等於產業價值。一個實驗室可以擁有幾十項甚至幾百項專利，但其中真正能夠形成產品和收入的可能只有少數；相反，一項真正解決產業痛點的關鍵技術，即使專利數量並不龐大，也可能支撐一家大型企業。因此，如果政府和高校過度重視專利申請數量，整個體系就會自然圍繞「申請更多專利」進行資源配置；如果考核的是初創公司數量，資源也會自然流向「成立更多公司」。這些指標都可能產生漂亮的年度數據，卻未必自動形成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企業。

這正是香港下一階段創科政策需要避免的「指標繁榮」。真正值得政府持續追蹤的，不應該只是今年申請了多少項專利，而是五年前、十年前的一批科研成果今天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們當中有多少完成了技術授權？有多少成立了公司？有多少獲得專業投資？有多少真正進入產業應用？又有多少形成了穩定收入、完成併購或者進入資本市場？

如果把這些數據串聯起來，香港高校科研成果的產業效率才會第一次變得清晰。

因此，我所說的「專利到IPO轉化率」，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單一數字，而是一條科研成果生命周期的追蹤體系。IPO只是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化終點，併購、技術許可、產業授權、戰略投資以及被大型上市公司整合，同樣可以代表成功的產業化。真正需要衡量的是，一項技術從科研成果變成知識產權之後，有多大機率繼續向產業價值轉化，以及這個過程究竟需要多長時間、消耗多少資本、在哪些環節最容易失敗。

一旦香港開始用這種方式評價創科政策，政府的關注重點就會發生變化。過去的問題是「我們投了多少錢做科研」，未來的問題則會逐漸變成「這些科研投入最終創造了多少企業價值」。這並不是把科學研究庸俗化為財務回報，而是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評價邏輯區分開來。

基礎研究當然應該允許長期探索、不以短期商業化為目標，但對於已經明確具有產業應用潛力的科研成果，如果經過多年投入仍然長期停留在實驗室，就應該認真追問到底是技術本身不成熟，還是產業化機制存在結構性障礙。

三、香港創科政策下一階段真正應該補的不是更多科研經費，而是「從實驗室到市場」的基礎設施

過去談發展科技產業，最容易想到的是增加科研投入，這當然是必要條件，但它解決的主要是技術供給問題，而產業升級真正解決的是價值創造問題，兩者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一個地區即使持續增加科研經費，如果缺少專業技術經理人、創業CEO、早期風險資本、真實應用場景、政府採購、產業客戶以及併購和退出機制，科研投入的邊際產業回報仍然可能不斷下降。

香港如果希望真正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就必須開始把「產業化能力」本身視為一種基礎設施。這個基礎設施並不是一棟樓，也不只是一個科技園區，而是一整套專業化制度，包括誰來判斷一項大學技術有沒有市場價值，誰幫助教授完成公司治理設計，誰幫助團隊尋找第一位職業經理人，誰願意承擔產品還不成熟階段的風險，誰能夠提供真實產業場景，誰負責後續融資，誰又能夠在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通過併購或資本市場幫助它進一步擴大規模。

過去很多地方習慣把科技成果產業化理解為「鼓勵教授創業」，這個邏輯實際上過於簡單。科學家最擅長的是解決科學問題，卻並不意味着他們天然擅長市場、供應鏈、組織管理和資本運作。成熟的科技產業體系並不是要求教授變成企業家，而是讓科學家、職業經理人、產業資本、風險投資機構、上市公司和資本市場各自發揮最擅長的作用。

這恰恰是香港真正有機會形成差異化優勢的地方，因為香港不僅擁有大學，也擁有大量上市公司和專業金融機構。如果能夠建立更加制度化的連接機制，大學技術並不一定都需要從零開始獨立創業，一部分技術完全可以通過戰略投資、技術授權、合資公司、產業合作甚至併購進入現有上市公司體系。對於大量缺乏第二增長曲線的香港中小上市公司而言，這甚至可能形成一種新的產業升級路徑：上市公司提供客戶、供應鏈、治理體系和融資能力，大學提供技術，兩者共同完成產業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高校科研成果並不是獨立於資本市場之外的一套體系，它完全有可能成為香港上市公司未來產業升級的一座「技術礦山」。

四、真正拉開城市科技競爭力差距的不是專利數量，而是「從實驗室到資本市場需要多少年」

如果把科研成果產業化理解為一條生產線，那麼時間就是最重要的效率指標之一。

同樣一項技術，在一個地區需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產業化，在另一個地區只需要七年，那麼後者自然會吸引更多科學家、創業者和風險資本，因為資本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技術風險本身，而是漫長而不可預測的等待。

因此，香港未來除了統計專利數量和融資規模之外，完全可以探索建立「Lab-to-Market Time」，也就是從實驗室到市場的平均周期；對於已經成長到一定階段的科技企業，還可以進一步觀察「Lab-to-IPO Time」，即一項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誕生到進入資本市場平均需要多少年。

這個指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過去看不見的制度摩擦量化了。假如某項技術從專利確權到成立公司平均需要兩年，從公司成立到獲得首輪專業投資又需要三年，從產品成熟到進入首個產業客戶再需要兩年，那麼政府就能夠清楚看到真正堵塞在哪裏。政策也就不再只是籠統地增加補貼，而是可以針對最薄弱的環節進行改革。

如果香港能夠把一項優秀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規模化市場的平均周期持續壓縮，這本身就會形成非常強的國際競爭力，因為創新經濟並不是簡單比較誰擁有更多技術，而是比較誰能夠更快把技術變成產業。

五、香港最大的獨特優勢，在於世界級大學、大灣區產業鏈和國際資本市場實際上處於同一個經濟空間

全球擁有優秀大學的城市很多，擁有製造能力的城市也很多，擁有國際資本市場的城市同樣不少，但能夠把世界級大學、大規模製造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放在同一個高度開放經濟空間中的城市並不多——香港真正值得重新認識的戰略價值，正在於此。

未來一項技術完全可以在香港科技大學或者香港大學實驗室誕生，在香港完成知識產權確權和公司設立，在深圳進行工程化，在東莞完成供應鏈組織和規模製造，在大灣區尋找第一批產業客戶，最後重新回到香港進行國際融資甚至IPO。整個過程中，香港既不需要複製深圳，也不應該試圖用有限土地建立完整製造業體系，而是應該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部分——知識產權、專業服務、全球資本和國際市場。

如果這個體系真正跑通，香港的功能定位將發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過去香港最成功的能力，是把中國企業與全球資本連接起來；未來，香港完全有機會進一步把全球科技成果與大灣區產業鏈和全球資本連接起來。

這意味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不應該被理解為兩個彼此平行的戰略，而應該被理解為同一套經濟體系的兩個環節：科研成果只有進入產業，才能形成新的資本資產；資本市場只有不斷獲得新的產業資產，金融中心才會擁有新的長期增長來源。

因此，從「金融香港」走向「科技資本香港」並不是另起爐灶，而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一次自然升級。

六、香港資本市場也需要改變自己的位置，從科技企業發展的「終點」前移為產業化過程的參與者

過去，資本市場通常出現在科技企業成長的最後階段，企業已經形成規模隨後進入港交所上市。但如果香港真正希望構建科技產業生態，資本市場的角色就不能等到企業成熟以後才出現，而應該逐步向前延伸。

港交所近年來通過生物科技和特專科技上市制度，已經在制度上降低了一部分前沿科技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的門檻，這實際上已經釋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香港資本市場正在嘗試適應科技企業不同於傳統行業的成長規律。下一階段更值得思考的，是怎樣讓上市公司、風險資本和大學技術之間形成更加緊密的連接。

香港目前擁有數量龐大的中小市值上市公司，其中不少企業面臨傳統主營業務增長放緩、產業升級能力不足以及第二增長曲線缺失的問題。與此同時，香港高校擁有大量技術，但很多技術缺少真實客戶和產業平台。這兩類資源之間其實存在天然的結構性匹配。

未來如果能夠建立更系統的「大學技術-上市公司產業場景」對接機制，很多科研成果就不需要完全依賴教授從零創業，而可以通過產業合作進入成熟企業。傳統水務公司可以成為AI水務技術的試驗平台，醫療企業可以成為醫療AI和康復機器人技術的應用場景，能源公司可以成為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的首批產業客戶，製造企業則可以成為工業機器人和智慧製造技術的驗證平台。

這種模式的意義在於，它把香港高校科研成果與香港資本市場存量資產之間建立了真正的產業連接。當上市公司不再只是融資平台，而能夠成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平台，香港科技創新與資本市場之間才算真正形成閉環。

七、如果再向前推進一步，香港甚至可以探索建設面向全球的「科技資產資本化中心」

今天香港擁有成熟的股票、債券、基金和財富管理市場，但未來全球最有價值的一類資產，可能越來越多地來自知識產權、算法、數據、專利組合和科技企業股權。這些資產與傳統金融資產相比更加非標準化也更加難以定價，而這恰恰給香港提供了一個新的金融發展方向。

一項大學專利究竟值多少錢，一個科研團隊的技術價值如何評估，一家尚未形成穩定收入的科技企業應該如何融資，一家上市公司收購高校技術時怎樣確定合理估值，這些問題本質上都需要法律、會計、知識產權、技術評估和資本市場共同參與，而香港完全有條件在這些領域形成新的專業服務優勢。

如果未來來自香港、內地乃至歐洲、以色列和東南亞大學的科研成果，都可以在香港完成知識產權確權、技術評估、公司化、融資、產業對接和資本化，那麼香港金融中心的功能就會出現一次非常深刻的擴展。

香港過去更多是在交易已經形成的資產，未來則有可能進一步參與創造新的資產，這可能比簡單增加幾個科技產業園區更加重要，因為它真正發揮了香港的制度、法律、金融和國際連接優勢。

八、香港創科政策真正需要改變的，也許首先是一張「KPI表」

政策體系最終會被指標塑造。如果大學主要考核論文數量，資源自然會圍繞論文配置；如果主要考核專利數量，資源就會流向專利申請；如果主要考核創業公司數量，系統就會努力增加創業項目。這些指標本身沒有錯，但如果缺少後續產業價值追蹤，整個體系就可能停留在創新活動的前半程。

下一階段，香港更值得建立的是一條長期價值鏈，把科研成果產生後的專利利用、技術授權、公司成立、專業融資、產業收入、就業創造、併購退出以及資本市場表現持續串聯起來。真正重要的不再是某一年的單點數據，而是一批科研成果經過五年、十年之後究竟形成了怎樣的產業結果。

這樣一來，政府就能夠回答一個過去很少被系統回答的問題：一億元公共科研投入，在十年之後究竟撬動了多少社會資本、形成了多少企業價值、創造了多少就業，又有多少技術真正進入了產業體系？

「專利到IPO轉化率」在這裏真正具有政策意義，它不是要求科研服從資本市場，也不是把IPO變成大學的行政任務，而是用產業成熟度反過來檢驗應用型科研成果轉化機制是否有效。真正成熟的政策體系應當區分基礎科研和應用科研：基礎科研繼續尊重科學探索本身的長期價值，對於已經具有明確商業化潛力的科研成果，則應該更加重視其產業轉化效率。

不是所有科研都應該商業化，但已經具備商業價值的科研成果，也不應該因為制度摩擦而長期留在實驗室。

九、香港高校真正的終點不應該只是產生幾家獨角獸，而是逐漸成為新產業的「母體」

今天談大學創業，最容易令人興奮的是獨角獸和上市公司，但真正決定一座城市長期產業競爭力的並不是某一家企業成功，而是這個系統能不能持續產生企業。

一所大學如果偶然產生一家機器人公司，其意義當然重要，但如果圍繞機器人持續產生傳感器、芯片、控制系統、人工智能算法、工業機器人、醫療機器人和新材料企業，一個產業集群才真正開始形成。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先進製造也是同樣的邏輯。

硅谷真正無法複製的地方，並不是某一家大型科技企業，而是一套能夠持續產生下一代企業的機制：一家公司可以衰落，一個產業周期也會結束，但只要大學、資本、產業和人才之間的循環仍然存在，新的公司就會不斷出現。

香港高校真正的長期價值，也應該放在這個維度上理解。當大學持續產生技術，技術形成企業，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資本回報再反過來支持下一代創業者和科研項目，上市公司同時成為新技術的客戶和產業平台，整個創新體系才真正形成自我循環。到了那個階段，香港高校就不再只是每年需要財政投入的公共教育機構，而會成為能夠持續生產知識資產、產業資產和資本資產的經濟基礎設施。

今天香港正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很多討論仍然集中在土地、人才、資金、算力和招商引資上。這些當然都重要，但如果我們把視野再向前推進一步，也許會發現香港最容易被低估的資產，其實早已經存在於這座城市之中——它們存在於大學實驗室裏，存在於尚未商業化的專利裏，存在於教授和博士生正在研究的算法、新材料和醫療技術裏。

這些資產今天還沒有收入、沒有利潤，甚至沒有一張能夠被傳統會計體系識別的資產負債表，但它們有可能成為香港下一代上市公司、新產業集群和新經濟增長點的源頭。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香港有沒有這些資產，而是香港有沒有能力把它們釋放出來。

如果未來香港能夠把「從專利到產業、從產業到資本市場」的轉化效率真正建立起來，使世界級大學、大灣區產業鏈和香港國際資本市場形成完整閉環，那麼香港高校在經濟體系中的角色將發生根本變化：它們不再只是香港教育體系的一部分，也不只是創新科技政策中的科研投入對象，它們將成為香港下一輪產業升級最重要、最值得重新定價的一類「隱形資產」。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