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英國新任首相安迪・伯納姆上台後，明確提出推動英國實現「再工業化」，並將重振製造業基礎、恢復國家生產能力，列為新政府的重要經濟方向。

這一表態迅速引發關注。英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也是全球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之一，然而在經歷數十年的去工業化、金融化和服務業擴張之後，英國不得不重新面對一個曾被全球化敘事掩蓋的問題：一個國家即使擁有強大的金融體系、世界一流大學和成熟的專業服務，也無法長期忽視製造業、工程能力、供應鏈和技術產業化。

伯納姆所說的「再工業化」，顯然不是簡單恢復鋼鐵、造船、紡織等傳統產業，也不是把已經外移的舊工廠原樣搬回英國，其真正指向是通過先進製造、人工智能、半導體、生命科學、清潔能源和關鍵供應鏈建設，重新增強英國的產業基礎與戰略自主能力。

這不僅是英國經濟政策的一次調整，更反映了一場正在全球展開的結構性轉向——主要經濟體開始重新認識實體產業、製造能力和國家產業政策的價值。

從特朗普政府推動製造業回流，到新加坡長期維持高端製造業在經濟中的重要位置，再到英國重新強調再工業化，各國實際上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一個高度服務化、金融化的經濟體，能否長期把製造、供應鏈和工程能力交給別人，而只保留研發、品牌和金融？

過去四十年，全球化的主流邏輯是把生產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把資本、設計、品牌和專業服務留在本土。這種分工一度顯著降低成本，也推動了全球貿易和跨國企業的擴張。

但疫情、地緣政治衝突、芯片短缺、能源危機和人工智能競爭，正在迫使各國重新計算這種分工的代價。失去製造業，失去的不只是工廠和就業崗位，還包括工程人才、供應商網絡、產業數據、產品迭代能力，以及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產品的能力。製造業因而不再只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部門，而重新成為科技競爭、供應鏈安全、國家能力和長期增長的基礎。

對香港而言，這一輪全球「再工業化」浪潮具有特殊意義。

香港過去也曾使用「再工業化」的政策表述，近年來官方則逐步轉向「新型工業化」。這一變化並非簡單改名，而是說明香港並不打算恢復過去以紡織、製衣、塑膠和電子裝配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工業，而是希望依靠人工智能、機器人、生命健康、微電子、先進材料和智能生產，建立一種高附加值、低土地依賴、強科研驅動的新工業形態。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要不要把舊工廠搬回來，而是在人工智能時代，香港能否把大學科研、工程驗證、中試生產、產業供應鏈、資本市場和全球市場重新連接起來，形成一套屬於香港的新型工業化體系？

這也是北部都會區建設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北都不應只是住宅、商業樓宇和一般產業園的集合，而應成為香港重建產業能力、推動科研產業化、發展先進製造和連接大灣區供應鏈的戰略載體。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製造業回流、新加坡的高端製造和英國的再工業化，並不是三個遙遠的國外案例，而是香港重新審視自身經濟結構的三面鏡子。

一、特朗普的製造業回流：製造業重新成為經濟安全問題

特朗普政府推動製造業回流，表面上使用的是關稅、貿易談判、稅務優惠和投資激勵等政策工具，背後的判斷卻十分明確：長期貿易逆差和產業外移，已經削弱美國擴大先進製造能力、保障關鍵供應鏈和維持國防工業基礎的能力。

2025年4月，美國政府在有關對等關稅的文件中，把「重新把生產帶回美國」列為政策目標，並將製造業空心化、關鍵供應鏈依賴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此後，鋼鐵、鋁、芯片、汽車、醫藥、能源和AI基礎設施投資，均被納入「美國製造業復興」的整體敘事。

特朗普式製造業回流，首先改變了製造業的政策定位。製造業不再只是創造就業的經濟部門，而被視為國家安全、技術自主和戰略競爭力的基礎。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試圖通過關稅、稅務、監管和行政影響力，重新計算企業在美國本土生產與海外生產之間的成本差異。

這種政策並非要求所有低端消費品都回到美國生產，其真正關注的是芯片、AI基礎設施、醫藥、能源和國防等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今天的「製造業回流」，不是回到二十世紀的流水線經濟，而是在爭奪下一代產業的控制權。

不過，這一模式也有明顯局限。關稅可以抬高進口成本，卻不能自動產生熟練工程師、完整供應鏈、穩定能源和高效率工廠。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改變企業的賬面計算，但如果沒有生產率提升、工程能力建設和產業生態支撐，製造業回流的成本最終可能轉嫁給消費者和下游企業。

美國的經驗因此說明：政府可以改變產業發展的激勵結構，卻不能用行政命令代替產業能力本身。

二、新加坡的選擇：服務業中心也必須保留高端製造

新加坡提供了另一個值得香港認真研究的樣本。它同樣是土地有限、人工成本高的城市經濟體，也擁有發達的金融、貿易、航運和專業服務業，但新加坡沒有因為服務業繁榮而放棄製造業，反而長期將製造業維持在經濟結構中的重要位置。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的資料顯示，製造業在2022年約佔其名義GDP的21.6%。這並不是依靠低成本裝配形成的比例。新加坡重點發展的是半導體、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精密工程和特種化工等高附加值產業。許多國際芯片和醫藥企業，將區域總部、研發、生產和供應鏈管理同時放在新加坡。

新加坡模式最值得香港借鑑的，不只是「製造業佔GDP約兩成」這一數字，而是它對製造業功能的理解。

在新加坡，製造業並不與金融和服務業爭奪發展空間，反而為整個經濟體系提供支撐。大型製造項目帶來長期資本投入，生產基地創造工程和技術崗位，研發與製造相鄰則加快產品迭代。跨國企業的生產活動，又進一步帶動供應鏈管理、區域總部、物流、貿易融資和專業服務。製造、金融、貿易和物流並不是相互排斥的板塊，而是一個相互強化的系統。

新加坡也沒有試圖包攬所有製造環節。它選擇的是體積相對較小、附加值較高、技術和合規要求嚴格、對可靠性要求極高的產業。這些行業對土地和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相對有限，卻高度依賴科研、工程、制度、資本和國際連接。

這正是香港需要理解的地方。土地和工資成本高，並不意味着不能發展製造業，它只意味着不能繼續依賴低效率、低附加值和大規模用工的製造模式。

三、英國的再工業化：失去的不只是工廠

英國重新重視工業政策，是對過去數十年金融化和去工業化的一次系統反思。

2025年公布的英國現代工業戰略，是一項為期十年的政策框架，重點支持先進製造、清潔能源、生命科學和數字技術等產業。其先進製造業計劃提出擴大研發和產業投資，穩定長期政策預期，並將供應鏈、能源成本、技能培訓和基礎設施共同納入產業競爭力建設。

英國的教訓在於，一個國家在製造業持續流失之後，很難只依靠金融和專業服務保持完整的創新能力。科研成果必須經過工程驗證，工程驗證必須進入中試和量產，量產又必須依賴設備、供應商、工藝人員和質量管理體系。持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還會反過來推動新的研發和技術改進。

科研、工程和生產並不是可以無限分割的獨立環節，而是一套不斷反饋和迭代的系統。一旦工程驗證、中試和量產長期外移，大學即使仍能發表優秀論文，金融市場即使仍然活躍，科研、產品和產業之間的距離也會越來越遠。最終，國家失去的就不只是工廠，而是把知識變成產品、把技術變成產業的能力。

因此，英國再工業化的真正含義，不是把所有舊工廠重新開起來，而是重建從知識到產品、從技術到產業、從研發到規模生產的完整鏈條。

英國重新強調國家作用，也不意味着回到國有化或計劃經濟。其現代工業戰略的核心，是由政府提供長期政策確定性，改善研發、能源、技能、融資和基礎設施條件，再由企業承擔投資決策、經營風險和市場競爭。

國家不應替代市場，但必須建設市場長期運行所需要的產業基礎。

四、香港為什麼從「再工業化」轉向「新型工業化」

香港官方從「再工業化」轉向「新型工業化」，恰恰說明香港的目標不是復原上世紀的工業結構。

香港歷史上的製造業以紡織、製衣、塑膠和電子裝配等行業為主，在經濟起飛階段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後，隨着大量生產環節向珠三角轉移，香港逐步轉型為金融、貿易、物流和專業服務中心。這條路徑曾經取得巨大成功，也幫助香港建立了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貿易樞紐的地位，但長期看，它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結構性斷點。

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卻缺少足夠的中試和工程轉化空間；擁有國際資本，卻未必有足夠多本地科技企業承接資本；擁有大量科研項目，卻經常需要到內地尋找供應鏈、生產設施和首個客戶；擁有成熟的上市制度和專業服務，卻缺少從早期研發、產品驗證到上市公司的連續產業鏈。

香港政府目前推動的新型工業化，已經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先進製造和新能源等戰略產業，並通過智能生產線資助、加速計劃和製造升級支持計劃，鼓勵企業在香港設立智能生產設施。

這一方向是正確的，但政策仍需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需要的到底是幾條示範生產線，還是一套能夠持續產生科技企業的工業系統？

如果政策主要停留在補貼設備和建設個別示範項目，新型工業化仍可能停留在項目層面。只有把大學科研、中試平台、公共應用場景、供應鏈、成長資本和資本市場連接起來，才可能真正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

五、AI時代，製造業已經不是過去的製造業

人工智能正在改變香港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基本條件。

傳統製造業往往依賴大規模土地、大量工人和標準化流水線。AI時代的製造業則越來越依賴軟件、數據、機器人、數字孿生、自動檢測和柔性生產。競爭的核心，也由「誰的人工更便宜」，轉向「誰能更快完成設計、試製、檢測、迭代和量產」。

首先被重構的是產品研發。生成式設計、工程仿真和AI輔助研發工具，可以顯著縮短產品開發周期。過去需要通過大量物理樣機發現的問題，如今可以在數字環境中提前模擬和識別。

生產過程也在發生變化。機器視覺可以承擔質量檢測，預測性維護可以減少停機，機器人可以處理高精度、高重複性或高風險任務。製造系統由固定流水線逐步轉向可調整、可感知和可優化的柔性生產。

供應鏈管理同樣受到AI重塑。企業可以更準確地預測需求、管理庫存、識別供應風險，並降低小批量、多品種生產的成本。對於香港這類市場規模有限、土地成本較高的經濟體，這種變化尤其重要。

更深層的變化發生在商業模式上。企業銷售的不再只是一次性交付的設備，還可以持續提供軟件、數據、維護、升級和運營服務。硬件收入與長期服務收入開始結合，製造業與數字服務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

醫療器械、機器人、新能源、水務、建築和物流等產業，正在同時具備硬件、軟件、數據和服務屬性。製造業的邊界，由此從單純生產產品，延伸至全生命周期運營。

因此，AI時代的工業化，不一定要求香港建設成片的大型傳統工廠。香港更適合發展的是高價值、小批量、快速迭代的生產模式，是具有強監管、強認證和強知識產權屬性的產業，是研發、中試和生產緊密結合，並直接面向全球市場的先進製造。

六、香港不能照搬美國、英國或新加坡

香港不能簡單複製美國的製造業回流，也不能機械追求新加坡式的製造業GDP佔比，更不能照搬英國的工業體系。

美國擁有龐大的本土市場、能源和自然資源；英國仍保留長期工業基礎、國防體系和一批先進製造企業；新加坡則擁有系統化產業園區、長期招商機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協調能力。

香港的比較優勢不同。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百強大學、國際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和成熟的專業服務，同時緊鄰深圳、東莞和廣州等產業城市，背靠完整的大灣區製造體系。

香港真正的機會，是創造一種新的區域工業化模式。在這套模式中，香港承擔科研、產品定義、國際標準、融資和全球市場功能；深圳提供軟件創新、創業生態和企業成長能力；東莞承擔工程化、供應鏈和製造驗證；廣州及大灣區其他城市則提供規模化產業和應用市場。

這不是要求所有製造環節都回到香港，而是讓香港重新掌握產業鏈中最具決定性的部分，並通過制度、科研、資本和國際連接，組織區域資源。

香港不必成為一座大型製造城市，卻必須重新成為產業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節點。

七、北部都會區應該成為香港新型工業化的主戰場

北部都會區不能只是增加住宅、辦公室和一般商業空間，它最重要的功能，應是為香港長期缺失的產業化環節提供空間和制度條件。

首先，北都需要建設真正的中試和工程化平台。香港大學科研最容易卡在實驗室與商業化之間。生物醫藥、機器人、醫療器械、先進材料、微電子和新能源企業，需要完成樣機開發、小批量生產、可靠性測試、認證註冊、工藝優化和供應鏈驗證。缺少這些環節，再優秀的科研成果也難以轉化為規模化產品。

其次，北都應建設AI驅動的先進製造示範區。這裏的新工廠不應只是安裝自動化設備，而應從規劃之初就具備數字孿生、智能調度、能耗優化、機器視覺和預測性維護能力。土地、能源、算力和公共數據，應被視為支持先進製造的共同基礎設施，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政策資源。

北都還應成為本地科技的真實應用場景。香港科技企業長期面對的一個困難，是難以獲得第一個大型客戶。北都未來將集中建設水務、交通、醫院、學校、能源和社區設施，這些公共系統完全可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開放為本地技術的試驗和首用場景。

智慧水務可以用於管網漏損和爆管預測，醫療AI可以進入醫院和社區康復體系，機器人可以用於物流、養老和公共設施巡檢，微電網和儲能系統則可以服務新社區的能源管理。北都不應只消費科技，也應成為香港科技企業獲得真實訂單和驗證數據的第一市場。

在空間結構上，北都需要形成「大學城+產業城」，而不是只有大學城。大學周邊不僅要建設課室、宿舍和實驗室，還應同步布局中試基地、企業研發中心、供應商、產業基金和專業服務機構。大學和工廠不應是彼此分開的兩個系統，而應共同構成創新生態。

香港資本市場也必須成為新型工業化的放大器。科研成果通過中試形成產品，產品形成收入，企業再通過股權融資、產業併購和上市擴大規模。香港應建立從種子投資、成長資本到上市融資的連續支持機制。

資本化不是炒作市值，而是讓企業獲得長期研發、併購和全球擴張的能力。

八、香港需要一套新的產業政策方法

香港長期強調「大市場、小政府」，但新型工業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場自行形成，也不能變成政府行政選擇贏家，更合理的方法是建立「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制度組合。

政府的職責是規劃產業空間，建設共用科研和中試設施，開放公共應用場景，改善能源、算力和人才條件，並建立穩定、透明和可預期的政策規則。政府不應替企業判斷具體產品和市場，卻必須為長期產業能力提供公共基礎。

企業則負責判斷市場、投資生產、開發產品、承擔經營風險並參與全球競爭。大學承擔技術源頭、工程人才培養、產品驗證和企業孵化功能。資本市場負責識別長期價值、支持企業擴張、推動併購，並連接國際投資者。

這四類主體不能繼續各自為政。

香港需要建立由高層統籌的新型工業化協調機制，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發展局、教育局、大學、科學園、港投公司、港交所、金融機構和產業界連接起來。從科研資助到產業用地，從公共採購到資本市場，不同政策工具必須服務於同一套產業目標。

九、香港新型工業化不應只看工廠數量

評價新型工業化，不能只看建設了多少條生產線、使用了多少工業用地，也不能只統計獲得資助的項目數量。

更重要的問題是：有多少大學技術真正進入中試，有多少產品完成認證，有多少企業獲得第一個本地客戶，有多少公司形成穩定收入和持續現金流，有多少企業完成成長階段融資，有多少香港科技公司進入全球供應鏈，又有多少企業通過香港上市和產業併購成長為行業龍頭。

這些指標衡量的不是表面的工業規模，而是產業體系是否形成了自我增長能力。

香港新型工業化的最終目標，不是恢復過去的工業就業結構，而是創造一套新的生產力系統：能夠持續產生技術、產品、企業、資本回報和全球市場。

結語：工業化的回歸，本質是產業能力的回歸

特朗普的製造業回流強調經濟安全，英國的再工業化強調重建國家能力，新加坡則證明，一個金融和服務業高度發達的城市經濟體，也可以長期保留高端製造。

香港不必在金融與製造、服務業與工業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真正的問題是香港能否讓科研、產業和資本重新形成循環。

香港官方已經從「再工業化」走向「新型工業化」。下一步，則需要從「支持幾間工廠」走向「建設產業生態」，從資助單個項目走向重構整個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AI時代給予香港一次特殊機會。自動化和數字化降低了低成本勞動力在生產中的權重，提升了科研、算法、工程、制度和資本的重要性。這與香港的大學、金融、法律制度、國際網絡以及大灣區產業腹地形成了新的匹配關係。

北部都會區應成為這一轉型的核心載體。香港要建設的不是昨日工業的復刻版，而是下一代工業文明的實驗場：以科技為源頭，以產業化為主線，以資本化為放大器，以大灣區為供應鏈和市場腹地。

當香港既能產生世界級研究，也能把研究變成產品、企業和全球產業，所謂「新型工業化」才真正完成。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