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博東
說來慚愧，身為蕉嶺籍丘逢甲研究學者，多年來我卻一直不知家鄉長潭白馬村曾有一所聲名卓著、紀念丘逢甲的民國名校——倉海學校。直至去年秋天，從深圳返鄉的何祥增律師贈我兩本倉海學校的史料匯編，我才得以了解這段被歲月塵封的客鄉興教救國史。
倉海學校全稱倉海職業學校，創辦於1939年夏，由抗日名將、蕉嶺鄉賢涂思宗牽頭，聯合一眾以梅州籍為主的國民黨軍政要員、鄉紳僑領共同發起建校。學校以丘逢甲的別號「倉海」命名，以示傳承其抗日保台、教育救國之志，旨在戰時興學、育才報國。
該校校址在長潭白馬村，其前身是白馬村鄉紳林惠東於1908年創辦的清華書院。此書院定名「清華」，比1911年北京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建校還早三年，是蕉嶺近代教育史上頗具特殊意義的文脈舊址。顯現蕉嶺雖屬偏遠山鄉，交通閉塞，其文化底蘊卻十分深厚。受清末書院改制大勢影響，全國舊式書院多在1901—1905年間陸續改辦學堂，而蕉嶺清華書院屬民間後建特例，沿用至民國，1939年整體改建為倉海職業學校，書院舊制至此正式廢止。
倉海學校首任校長涂思宗（1897-1981），為國民黨陸軍中將。1937年，他率國民黨中央考察團赴延安訪問，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會晤交流，積極推動國共溝通。涂思宗返回南京後向國民黨中央報告，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全民抗日局面的形成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辦好戰時學校，1939年春，涂思宗等人成立建校籌委會。籌委會委員、副校長吳偉康遠赴南洋僑界募捐，籌得十萬巨款支撐建校；同為籌委會委員的林梧岡，則負責統籌聯絡、宣傳、文書諸事，奔走海內外募資興學。學校校董陣容空前鼎盛，囊括張發奎、吳奇偉、羅卓英、姚雨平、曾養甫、李振球、黃濤等粵籍客屬軍政名流及眾多華僑鄉賢，群策群力，同心興學救亡。
立足於抗戰時局，倉海學校確立「三桿主義」（槍桿、筆桿、鋤桿）與「三自政策」（自治、自養、自衛）的先進辦學理念，面向閩粵贛三省初、高中畢業生招生。首期招生：高中畢業生1個班，初中畢業生分農藝班、森林班各1班，後增設工業技術班、婦女家事班。學校開設農藝、森林、工業技術、家事家政、國文時政與軍事訓練課程，兼顧實業技能、家國教育與軍事素養，以貼合戰時救國需要。
學校格外注重軍事訓練，軍訓教官均聘自國民黨第九集團軍司令部。學生配槍、配筆、配鋤，實行嚴格軍事化管理。學生經常到校外進行抗日宣傳，動員民眾。同時創辦《倉海職業學校校刊》《倉海報》，以文聚力、以學報國。縣政府專項劃撥山林土地，供學生實訓耕作，踐行實業興邦的辦學宗旨。
倉海學校自1939年開辦，至1948年停辦，辦學整整十年之久。1941至1942年抗戰時期，多屆學子投筆從戎，踴躍加入國民黨青年軍，遠赴緬甸抗擊日寇，用青春熱血踐行讀書報國之志。
在粵東抗戰教育史上，倉海學校意義獨特。它既是蕉嶺有史以來第一所現代職業技術學校，又是民國時期粵東集職業教育、軍政教育、救亡教育於一體的典範，是研究客家地區抗戰教育、鄉賢興學史的珍貴實物遺存。
細讀史料之後，我一直心嚮往之，急切希望親赴倉海學校舊址尋訪。近日，在友人陪同下，年過八旬的我終於了卻了心願。然而這趟長潭之行，卻讓我大失所望！
這天一大早，夏日的驕陽剛從東山頂上露出笑臉，晨曦沐浴着初醒的蕉城，我們就驅車出發了。車行過逢甲大道、逢甲大橋，進入長潭街，循山道七彎八拐，很快抵達白馬村半山坡舊址。在一棵高大挺拔的老龍眼樹下，學校的石圍牆保存完好，文物保護牌匾清晰載明：倉海學校為蕉嶺縣不可移動文物。然而整座舊址被茂密芒草、灌木重重遮蔽，無路可通。我們幾經摸索，在何祥增律師電話遠程指引下，披荊斬棘、撥開荒草，才好不容易尋得學校大門。
進入校門之後，眼前的情景讓我們大吃一驚：昔日整齊的校舍大都已經坍塌，斷垣殘壁遍布其間，野樹荒草肆意叢生，百年名校舊址已然淪為廢墟。目睹這一片荒涼破敗之景，令人不勝唏噓！此時我偶然發現，殘牆上留有返校參觀學子的一則題字：「憶當年書聲朗朗，看今朝滿目蒼夷（瘡痍）！」，寥寥數字，道盡滄桑巨變、物是人非。
據記載，學校舊址為典型客家三堂兩橫圍龍建築，佔地約1826平米，建築佔地870平米，共24間房；夯土牆，灰瓦懸山頂，麻石大門，抬梁木構架，規制完整、結構精良。1997年政府曾撥款全面修繕。僅僅二十餘年，文物古蹟損毀至此，令人痛心。歷史遺存不可再生，一旦湮滅，便是地方文脈永久的缺憾。
走出倉海學校遺址，我佇立在高坡之上放眼遠眺，只見群山環抱、鬱鬱蒼蒼，石窟河水緩緩流淌，在陽光下閃着耀眼的銀光，蕉城新區高樓林立、氣象萬千，綠水青山、盛世繁華盡收眼底，我卻無心觀景，只為這處抗戰名校舊址荒廢破敗深感惋惜，心緒久久難以平靜。
（注：本文圖片除作者實拍外，其餘圖片由何祥增律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