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席春迎 陳銘 董建剛 魏東金

如果沒有真正走進新界，很容易把香港理解成只有中環、金鐘、銅鑼灣，理解成一座由金融、地產、貿易和專業服務構成的國際都市。

但真正走進打鼓嶺以後，我們最大的感受是：香港其實存在兩個彼此不同、卻又長期共存的世界，一個是高度現代化、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另一個則是保存著濃厚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新界。

這兩個世界看起來相距很遠，但它們並不是彼此割裂的。連接現代城市治理與傳統鄉村社會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鄉事委員會。

很多內地朋友第一次聽到「鄉事委員會」這個名字，往往會自然地把它理解為類似內地的鄉政府或者村委會。但實際上，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鄉事委員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業，更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社會組織，而是一套香港獨有、延續了一百多年、融合傳統鄉村自治與現代法治制度的基層治理機制。

如果不理解這套制度，就很難真正理解新界；如果不理解新界，也就很難理解北部都會區未來究竟應該如何建設。

一、鄉事委員會不是政府，卻擁有極強的基層影響力

這次交流中，我們了解到，新界共有二十七個鄉事委員會。原居民通過一人一票選出村代表，村代表再選舉鄉事委員會主席，鄉事委員會主席再參與鄉議局的選舉，而鄉議局又長期參與香港重大公共事務。

這套制度一方面保留了傳統鄉村社會的自治結構，另一方面又逐步融入現代法治和公共治理體系。它沒有正式行政權，不能像政府部門一樣直接審批項目，也不能替代法定機構作出公共決策，但它在原居民事務、村落協調、土地歷史、文化保護和基層溝通方面，卻擁有非常高的社會影響力——這正是香港基層治理最特殊的地方。

鄉事委員會不能直接決定項目是否落地，卻可以影響項目是否能夠順利推進；它不能代替政府作出行政決定，卻能夠幫助政府理解基層真實情況；它沒有法律上的土地審批權，卻往往掌握著大量與村落歷史、宗族關係、原居民權益有關的重要信息。因此，很多涉及原居民利益、鄉村發展和土地調整的重大事項，都離不開鄉事委員會的協調。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事委員會雖然不是正式行政機構，卻在新界形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治理能力。

二、為什麼香港會形成這樣一套「間接治理」制度

要理解鄉事委員會，必須回到香港新界的歷史。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以後，曾遭遇原居民武裝抵抗。港英政府很快意識到，新界與港島並不相同，港島和九龍更多是商業社會，而新界則長期保持著宗族、村落和鄉紳共同構成的傳統社會結構。

如果完全照搬殖民政府直接管理港島和九龍的方式，治理新界的成本將非常高，而且極易引發長期衝突。於是，港英政府採取了一種更現實、成本更低的治理方式：尊重鄉村傳統組織，保留鄉紳和宗族的社會影響力，並通過鄉事委員會建立政府與原居民之間的溝通機制。

政府負責制度設計、公共政策和法定程序，鄉紳和村落代表則負責基層溝通、利益協調和社會秩序維護，雙方逐步形成一種特殊的治理平衡。這就是後來被廣泛概括為「間接治理」的模式。

這種制度並不是簡單保留傳統，也不是政府把權力完全交給鄉村社會，而是在現代行政體系與傳統鄉村結構之間建立一套相對穩定的溝通和協調機制。正因為如此，這套制度才得以延續至今。

三、鄉事委員會承擔了大量政府難以直接完成的基層協調

很多人把鄉事委員會理解成普通民間組織，這是對其實際功能的低估。

在新界，鄉事委員會長期承擔著大量政府部門難以直接完成、或者直接介入成本很高的協調工作，例如原居民身份確認、村落文化保護、宗族糾紛協調、土地歷史資料核實、鄉村公共事務溝通，以及政府政策在村落層面的解釋和反饋等。這些事務看似瑣碎，但實際上決定了基層治理能否順利運行。

新界很多問題並不能僅靠法律文件、土地登記和行政命令來解決。村落歷史、宗族關係、原居民身份、習慣權益和土地使用方式，往往交織在一起。如果缺少對這些歷史和社會關係的理解，僅僅從行政和商業角度出發，很容易產生誤判。

政府很多時候需要通過鄉事委員會了解基層真實情況，判斷哪些問題是法律問題，哪些問題是歷史問題，哪些問題則屬於需要長期協調的社會關係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在北部都會區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以後，鄉事委員會的重要性反而進一步上升。

四、北部都會區不是一張白紙，不能只用房地產思維推進

北部都會區並不是一片沒有歷史、沒有居民、沒有社會關係的空白土地。這裡有上百個村落，有大量原居民，有複雜的歷史土地關係，有豐富的宗族文化，也有長期形成的社會網絡和歷史遺留問題。

如果不了解這些，僅僅按照傳統房地產開發思維推進，認為只要完成收地、規劃、拆遷和建設，就可以順利完成城市更新，那麼很容易遇到阻力。

北部都會區的複雜性，恰恰在於它不是普通的新區開發，而是在一個擁有完整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區域中，重新建設一座面向未來的現代城市。這意味著，北部都會區的開發不能只解決土地和建設問題，還必須解決歷史、文化、居民權益和社會治理問題。

從反面看，這種複雜性也是香港的優勢。因為真正成熟的城市更新，從來不是簡單推倒重來，而是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這一點，新界比很多地方更有條件，也更有經驗。

五、傳統村落不是發展的障礙，也可以成為未來城市的資產

在此次交流中，鄉事委員會提出，不希望未來開發把鄉村文化全部抹掉，而是希望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保留傳統村落，保護祠堂，保留風水林和歷史建築，同時引入大學、科技、文旅等現代產業。

這種思路，我們認為非常值得認真研究。世界上很多成功城市，並不是因為歷史少，而是因為歷史多。真正的競爭力也不是把所有老房子拆掉，而是在現代產業和傳統文化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京都如此，牛津如此，劍橋如此，歐洲很多小鎮也是如此。

這些地方之所以具有長期吸引力，不只是因為有大學、科研和產業，也因為它們保留了完整的歷史空間和文化記憶。傳統建築、歷史街區、宗教設施、公共空間和自然景觀，並沒有成為現代化的障礙，反而構成城市獨特性和國際吸引力的一部分。香港未來的新界，同樣有機會走出這樣一條道路。

如果北部都會區能夠在發展算力、大學、科研、先進製造、智慧水務和現代物流的同時，保留有價值的村落、祠堂、風水林和歷史建築，那麼它形成的就不會只是一個標準化的新城區，而會是一座真正具有香港特色、兼具傳統與未來的國際化新都市。

六、北部都會區首先是一場治理模式升級

北部都會區建設，更不能簡單理解為房地產開發。

它首先應該是一場城市治理模式的升級。在這場治理升級中，政府、鄉事委員會、企業、大學、社會組織和居民，都應當成為參與者。政府負責總體規劃、法治框架和公共利益，鄉事委員會負責基層溝通和歷史關係協調，企業負責產業和建設，大學負責科研和人才，社會組織負責公共參與，而居民則是城市最終的使用者和共同建設者。

北部都會區如果只依靠政府和開發商推進，很可能會陷入傳統新城建設的侷限；如果能夠形成多方參與、共同建設、共同治理的機制，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國際化的新城區，而不僅僅是一片新的土地。

這也是鄉事委員會最值得重新認識的地方——它不只是傳統鄉村社會的遺留制度，也可能成為北部都會區多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七、過去研究香港看港島，未來研究香港必須看新界

我們在打鼓嶺還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過去很多人研究香港，主要研究港島，研究中環、金鐘、灣仔，研究金融、地產和國際貿易，但未來研究香港就必須研究新界。

過去香港的發展邏輯，主要依靠港口和金融；未來香港的發展邏輯，很可能越來越多地來自新界，因為香港未來最大的空間，不在維港兩岸，而在北部都會區；未來最重要的新產業、大學、科研、算力、智慧水務、物流、跨境創新和人口增長，也可能更多集中在新界北部。北部都會區不只是香港空間結構的北移，也可能是香港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治理結構的一次重大調整。

而理解這一切，就必須先理解鄉事委員會。因為北部都會區面對的，不只是土地和基礎設施問題，更是如何在傳統社會結構中建設現代城市，如何在原居民權益與公共發展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歷史文化與未來產業之間形成新的共存關係。

八、鄉事委員會是打開北部都會區未來的一把鑰匙

從表面看，鄉事委員會是一套延續百年的基層治理制度；從更深層看，它連接著新界的歷史、土地、文化、村落和原居民社會。

今天，隨著北部都會區全面推進，這套制度正在重新獲得新的意義。它不只參與管理今天的新界，也在影響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它既可能成為城市建設中的協調力量，也可能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產業之間的重要橋樑。

北部都會區要真正成功，不能繞開鄉事委員會，也不能簡單把鄉事委員會理解為開發中的阻力。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納入現代城市治理體系，使其成為基層溝通、文化保護、利益協調和共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鄉事委員會不只是一套基層治理制度，更是一把打開北部都會區未來的鑰匙。

過去研究香港，必須讀懂中環；未來研究香港，必須讀懂新界；而要讀懂新界，就必須先讀懂鄉事委員會。

（本文作者席春迎博士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陳銘為中國水環境集團總裁，董建剛為華立股份董事長、升輝清潔執行董事，魏東金為升輝清潔董事會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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