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春迎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將北部都會區規劃中的「大學城」升級為「大學城區」，發展規模從原來的100公頃校園空間擴展至1,000公頃以上，並將教育、人才、科技、產業和城市發展五大元素融為一體。與此同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進一步表示，希望推動更多跨院校合作和交叉學科發展，通過資源整合和制度創新匯聚全球人才。

如果僅從教育規劃角度理解這些表述，很容易將其看作一次普通的大學擴建計劃。然而，如果結合夏寶龍近日調研北部都會區、夜宿深圳，以及即將啟用的新皇崗口岸「一次過關、合作查驗」等安排綜合觀察，就會發現這背後釋放出的信息遠比建設一座大學城更加深遠。

北部都會區正在發生的不是一項教育工程，而是一場區域發展邏輯的重構。

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單城模式」，無論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還是國際航運中心，香港的發展空間主要局限於自身城市邊界之內。然而，當香港土地資源趨於飽和、產業升級面臨空間約束、全球科技競爭進入人才競爭時代之後，這種發展模式已經難以支撐未來三十年的增長需求。

因此，北部都會區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僅僅是一項土地開發計劃，而是香港尋找第二增長曲線的重要戰略部署。而此次從「大學城」升級為「大學城區」，恰恰反映出這一戰略思維正在進一步深化。

大學城和大學城區，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後的發展邏輯完全不同。

傳統意義上的大學城，本質上是教育資源的集中布局，是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物理聚集。無論是英國牛津、美國劍橋，還是國內許多大學城項目，其核心功能都是培養人才和開展科研活動。

但今天全球最成功的創新高地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教育功能。硅谷的成功不僅因為斯坦福大學，更因為大學、資本、企業和創業生態形成了完整循環。波士頓之所以成為全球生命科學中心，也不僅因為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而是因為高校、實驗室、創投基金、產業集團和城市生活形成了高度融合的創新生態系統。

真正創造價值的從來不是大學本身，而是大學與產業、資本和城市之間產生的化學反應。從這個角度看，北部都會區的大學城區，更像是在複製和升級全球頂級創新區域的發展模式。

當規劃面積從100公頃擴展到1,000公頃以上時，建設目標已經不再是一個校園，而是一座創新城市。這裏不僅會有大學和科研機構，也會有實驗室、科技企業、創業空間、產業園區、人才社區以及配套商業設施。未來聚集於此的，不只是學生和教授，還包括工程師、創業者、投資人以及全球創新資源。更重要的是，這個創新城市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港深深度融合的基礎之上。

前段時間，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到港調研，有一個細節引發廣泛關注——他沒有在香港過夜，而是返回深圳住宿，第二天再來港繼續考察。與此同時，他還與香港官員一同前往深圳新皇崗口岸調研。

這一安排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它所傳遞的信息不是簡單的交通便利，而是港深之間正在形成新的空間關係——過去，人們習慣把深圳和香港視為兩座不同城市；未來，它們更有可能演變為一個創新共同體中的兩個核心節點。

即將投入使用的新皇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預計通關時間將從過去約30分鐘縮短至5分鐘左右。表面上看，這只是一次通關效率提升，實際上它改變的是人才流動和創新協同的方式。

在全球創新中心的發展歷史中，高頻率的人才流動始終是創新產生的重要前提。硅谷之所以能夠不斷孕育新企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才在不同機構之間快速流動：工程師上午在實驗室研發技術，下午可能就在創業公司推進產品；教授上午完成科研工作，下午就與投資機構討論成果轉化。

未來如果港深之間真正實現5分鐘級跨境通行，那麼香港高校的科研團隊可以與深圳產業鏈形成更緊密協作，深圳工程師也能夠更加便利地參與香港的科研創新項目，香港資本與深圳科技企業之間的聯繫將進一步加強。

邊界依然存在，但創新資源流動的成本將大幅下降——這正是北部都會區最大的戰略價值所在。

從國家層面看，全球科技競爭已經越來越體現為人才競爭和創新生態競爭。美國依靠硅谷吸引全球人才，新加坡依靠開放政策打造國際創新樞紐，而北部都會區則有機會成為連接國家科技實力、國際資本資源和全球人才網絡的重要平台。

因此，北部都會區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新增多少土地，也不是建設多少校舍，而是能否形成一個跨越深港邊界、連接大學與產業、融合資本與技術的新型創新生態系統。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那麼北部都會區將不僅是香港的新區，更可能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創新增長極之一。

對於香港而言，這或許也是未來三十年最重要的發展機遇——過去，香港依靠金融和貿易連接世界，未來，香港則有機會通過科技創新連接未來，而從大學城到大學城區，正是這一轉型開始的信號。

（本文作者席春迎博士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