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魯鄭

2026年世界日益動盪。俄烏衝突依然持續，一向秉持美國優先、不捲入外部衝突的特朗普突然一再對外動武，尤其是對伊戰爭嚴重衝擊全球政治經濟穩定：油價猛漲、通脹大幅上升，歐洲拒絕支持美國而導致大西洋關係更加惡化。

放眼世界，中國是唯一保持和提供穩定性、確定性的國家。特別是美伊戰爭期間，中國對防止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做出過巨大貢獻：作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中國在戰爭期間卻大幅減少了石油進口，同比下降40%，從而令全球油價沒有失控。法國《費加羅報》為此發表文章：《中國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經濟》，提出正是由於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儲備緩衝了石油衝擊，從而令能源業界人士預測的150美元甚至200美元一桶的災難性場面得以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道義還是從自身利益角度，歐洲都應該積極改善和中國的關係並進而攜手合作應對當前的挑戰和危機。但事實卻是歐洲從多個方面主動向中國發難：

1月提出《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限定成員國在36個月內更換移動網絡的中國產品，特別是系統性的市場排除從電信領域擴大到電力、自動駕駛、雲服務等十八個行業。3月公布《工業加速器法案》提案，對中國遙遙領先的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四大領域設置限制。4月對俄羅斯的第20輪制裁中，將6家中國公司列入清單，6月又增加了4家中國企業。5月，歐盟依據《外國補貼條例》以對京東收購案啟動調查為標誌，對中國的行動大幅升級，並首度引發中國報復。與此同時，歐洲還宣布大型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場不能再使用中國生產的逆變器。6月歐盟峰會期間，德國總理默茨提出要效仿當年歐美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方式對待中國。這個協議導致日本經濟停滯三十年。7月1日還有兩項政策正式執行：對中國鋼鐵免稅配額削減幾乎一半、超額關稅直接翻倍至50%；取消150歐元以下商品的免稅政策統一徵收3歐元，此類產品中國佔90%以上。

歐盟面臨美俄挑戰和世界亂局卻對中國打出組合拳，意欲何為？中國如何應對？這可以從四個層面解讀。

首先，中歐的衝突是戰略層面的，而不是經貿問題。

在歐盟看來，俄羅斯經濟實力弱小，沒有一個成功有吸引力的政治經濟模式，依舊是傳統的政治強人加出口資源組合。至於美國仍然是西方和盟友的定性沒有改變。只有中國既有成功的發展道路，也不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歐盟把中國當作唯一的制度性對手，是真正的威脅。它是從這個角度、以經濟為手段對中國發起的攻擊。實質是安全和政治高度的攻擊：要麼和中國脫鈎，要麼遏制中國競爭能力和發展。這決定了雙方衝突的性質是零和博弈。這不是正常的談判、妥協、讓步所能解決的。中國為此有清醒的認識。當然歐盟和美國還是有所區別，歐盟捍衛的是西方主導地位，有更多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捍衛的只是自己的霸權，有很強的功利性。

其次，今天中國面臨的外部最大挑戰是美國。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既有實力也有強烈主觀意願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國家。它不僅綜合國力遠高於歐盟，而且有更強的執行力和效率。特別是由實力和傳統構成的對整個西方的號召力是歐盟所不具備的。所以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美國是主要矛盾，歐洲是次要矛盾。對美國中國毫無幻想，以戰略對抗達成戰略談判進而達至戰略相持、穩定。但對歐洲則戰略懷柔和忍讓。畢竟中歐直接對抗很大程度會分散中國的力量，美國直接得利，同時還會強化歐美合作：或者民主黨執政雙方合作更加密切，或者特朗普時期給雙方改善關係提供契機。

第三，歐洲內部的政治分裂日益突出，這主要體現在極右政治勢力和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

今年是英國脫歐十周年，這是歐洲民粹主義借助體制一次成功的力量展示，給了高歌猛進的歐盟一體化一記重挫，造成空前巨大的損害。現在另一個不亞於英國脫歐的政治危機正在臨近：2027年上半年法國將舉行總統大選，根據目前的民調，排外和反歐盟的極右政黨領袖有望歷史性入主愛麗舍宮。另外一個有可能進入第二輪的極左翼領導人梅朗雄則表示，如果極右上台，他領導的力量將在議會和街頭開展最激烈的全面抗衡。這場選舉不僅引爆法國內部衝突，也直接危及歐盟的存廢。此時歐盟將很難再顧及中國。

第四，歐盟同時和中美俄對立，難言利益理性。

民族國家和由此產生的外交現實主義誕生於歐洲，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歷史上不僅聯合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也聯合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對抗，國家理性超越神聖的宗教信仰。但今天的歐洲則是政治信仰超越一切。從而出現了極其罕見的和全球所有大國對抗的地緣政治之舉。面對沒有利益理性的歐洲，無論對抗還是談判都沒有多大意義：它既不在乎損失，也不在乎收益。

以上四個層次決定了中國對歐洲的四大應對方式：一是不主動、不升級、不纏鬥。二是以歐洲最需要中國的領域進行有限報復，既要打痛它，還要把自身成本降到最低。這包括關鍵原材料（含藥物原料）、清潔技術和新能源產業鏈、關鍵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三是耐心等待歐洲內部政局變化和自亂。四是強化中俄戰略協作關係、確保當下的中美戰略穩定，從而令俄美都能放手和歐洲對抗，使歐洲對華遏制力量減弱。

（作者為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4：評論 2026/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