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後，這片飽經滄桑的高原大地百廢待興，各項建設幾乎從零起步。以十八軍為主力的解放軍指戰員，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援藏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後來被統稱為「老西藏」。他們與當地人民並肩攜手，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啟了建設新西藏的征程。物資匱乏、高原反應、交通險阻、氣候嚴寒……面對重重困難，「老西藏」們沒有退縮，而是以「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精神，一步一步推動西藏走向發展與進步。

2018年初，西藏林芝宣傳幹部張慶沖接到一項任務——挖掘林芝市波密縣的紅色歷史。從那時起，他與這些「老西藏」結下了不解之緣。

「八年間，我們採訪過406位老人，但如今已有216位離開了我們，佔總採訪人數的53%。」站在講台上講述「老西藏」精神時，張慶沖說出這個數字，聲音有些發緊。台下有人悄悄抹淚，有人低頭沉默。而張慶沖自己，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講起這些故事。每一次講，他都彷彿覺得那些老人還在，在成都、鄭州、西安某個普通的老房子裏，等着他再次上門。

被「倒逼」出來的口述史搜集工作

2018年3月，張慶沖接到一個任務：挖掘西藏林芝市波密縣的紅色歷史。

當時的「家底」讓他傻了眼——全縣關於紅樓革命歷史的資料，只有一頁半A4紙，根本找不到一份能夠釐清波密紅色歷史脈絡的完整材料。

為了搜集史料，張慶沖和同事們開始了拜訪老同志們的計劃。「最早我們去拜訪老同志就是為了搜集照片，掃描一下，聽他們簡單講講照片是怎麼回事，配上一兩句圖說就算交差了，根本談不上採訪。」張慶沖說，「但我的第32個採訪對象，叫連有祥。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拿出一厚摞照片，一張一張給我講背後的故事：他們怎麼進的珞瑜，怎麼跟門巴族、珞巴族的兄弟交流，遇到了哪些困難。整個交流過程讓我非常震撼。我突然覺得，觸摸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觸摸這些活生生的人，比單純拿到那些照片更有意義。從那時候起，我才真正開始聽他們講故事，開始了所謂的採訪。」

通過深度採訪，張慶沖越發感受到「老西藏」們故事的價值，然而更讓他揪心的是，有些老同志的突然離世，讓張慶沖更加意識到這件事的緊迫性。「於是，我們又把前面30多位只拿過照片、沒有深度採訪的老同志，重新做了一遍採訪。在採訪拍攝的過程中，我們自己也被深深教育了。」張慶沖說。

這一尋訪，就是八年。八年間，張慶沖走了21萬公里，橫跨大半個中國。拉薩、成都、鄭州、西安、北京……哪裏有「老西藏」，他就往哪裏跑。406位新中國成立之初第一批進藏的18軍老戰士和「老西藏」們，3000多位18軍後代，平均年齡91.5歲，最大的108歲——這些數字背後，是張慶沖一次次敲開家門的記憶。

敲門並不容易。被醫院保安百般刁難過，被老同志的保姆拒之門外過，也被家屬不理解過。張慶沖說自己學會了「鬥智鬥勇」，也學會了「想方設法統一戰線」。

「有時候24個小時真不夠用。」他笑着說，白天採訪，晚上整理，地鐵快關門了就快跑幾步，沒時間吃飯就麵包就牛奶。累是真累，但「累得快樂、苦得開心」。

八年來，張慶沖把27000多分鐘的口述史資料、4000多萬字的文獻史料、5000多張革命老照片帶回了西藏，呈現在波密紅樓。他打造了全國第一家「老西藏」口述史紅館，為56位安葬在西藏的烈士找到了親人。

讀懂老西藏精神

關於老西藏精神，官方的概括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張慶沖說，這些都對，但「這些感人至深的紅色故事，才是老西藏精神最好的載體、最生動的表達」。

他講了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關於一本日記。

99歲的老戰士王笑雨，癌症晚期，臥床不起。張慶沖去成都採訪他時，老人已經很難表達自己了。但在老人的書桌上，靜靜地擺放着17本日記，每一本都包了封皮，標了時間，從1949年到1966年。

「我翻開他的日記，每一頁字跡都乾乾淨淨，工工整整。」張慶沖說，日記裏沒有家庭瑣事，沒有兒女情長，每一篇都是工作記錄，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思考。

張慶沖問老人，能不能把日記帶回西藏。老人點點頭說「可以」。又問有什麼要求。老人搖搖頭說「沒有」。

「我當時握緊了他的雙手，他吃力地說：『向組織提啥要求啊，我王笑雨沒有這個習慣，一輩子沒有這個習慣啊』」

四個月後，王笑雨老人離世。

第二個故事，關於一個叫陳雪峰的人。

陳雪峰的父母都是第一批進藏的18軍老戰士。她出生在70年前的雪域高原，早產、缺氧、營養不良。父母決定把她送往成都。行至二郎山山頂，孩子忽然停止了呼吸。

戰友們幫忙挖好了雪坑。父親把孩子放進去，又抱起來；放下，抱起；再放下，再抱起。他實在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埋在這渺無人煙的雪山之巔，含着淚說：「死了，死了我也想把孩子帶回去呀。」

父親小心翼翼地把孩子裹進自己的棉大衣，緊貼胸口。走到山腳時，他突然大喊：「動了！動了！孩子動了！」

原來在山頂缺氧，孩子只是高原性休克。為了讓她記住這段特殊的經歷，父親給她起名陳雪峰。

張慶沖說，後來一位百歲高齡的「老西藏」聽了陳雪峰的故事，忽然淚流滿面，哽咽着說：「小張啊，俺那前兩個孩子，當年是被俺親手埋在了雪山上啊……現在想想，是不是被俺活埋了呀？」

那一刻張慶沖明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長期建藏、邊疆為家」「深耕民心、共築團結」——這些不是口號。老西藏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這些老人一生的悲歡離合，是他們舍小家為大家、對黨和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什麼是最好的傳承

做了八年搶救性採訪，張慶沖最焦慮的問題不是資料不夠，而是這些故事挖出來了，然後呢？

他講了一段自己的心路。

有一年，他在一個縣講完「老西藏」的故事，一個幹部特別感動，專門留他多待了一天。那個幹部說，聽了這些故事真的要反思，這些年究竟是在為人民服務，還是只是完成一項領導安排的任務。

一個多月後，張慶沖在微信上聯繫他。對方回了一段話：「一個月前，我聽了這些故事後，我告訴你我要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是當時一種最真實的想法；那麼現在我再告訴你一個我現在覺得最真實的想法，就是一個月以後，老同志還是老同志，我還是我。」

這件事讓張慶沖想了很久。

「我當時覺得，講這些故事沒用。我更願意去記錄，讓後人知道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什麼。」他說，紅樓開館後有一段時間，他都不願意去講解。

但後來他想明白了。

張慶沖回憶，自己2016年在鄉鎮工作時，非常善於處理職場關係，左右逢迎，遊刃有餘。但反覆聽「老西藏」的故事聽了四五年後，他變了。

「我有兩三年的時間沒在外面為了應酬吃過一頓飯。整個人變了一種生活方式。」他說，這種變化不是聽一次故事就能發生的，而是「反反覆覆被『老西藏』的故事所感召、所影響」。

他總結說，紅色精神的傳承需要「反覆、常態化、生活化的影響」。

「我們這些三四十歲、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過拜金主義思想的影響。要把這些東西清除出去，就需要反覆的、持續的正面影響。」

「紅色教育不是紀念碑前的各種擺拍，也不是紀念館裏的走馬觀花，更不是課堂上那些乾巴巴的背景和意義。」他說得有點不留情面。

那拿什麼來影響？張慶沖認為，最好的教材就是「老同志們那些聚焦人性本身、閃耀着人性光芒、透過人性又能看到黨性的、具體而鮮活的故事」。不是宏大的敘事，而是「小故事、大情懷」。他還認為：「紅色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如今，張慶沖帶着這些故事在西藏的山山水水間義務講授紅色黨課400餘次。他說自己願意做一名「築夢者」：「未來的某一天，當這裏的每一片土地都賦予紅色含義，這裏的每一個人都訴說紅色記憶，這裏成為真正的紅色波密，我將幸福滿滿、無憾此生。」

【來源】今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