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良

近日，澳門中銀舉辦《給阿嬤的情書》觀影活動，電影中那一封封泛黃的僑批，既是家書，又是匯款憑證，濕了無數人的眼眶。這讓我們想起，澳門從來不只是僑批的中轉站。早在四百年前，這座小城就已是華僑的避難港、重生地，更是他們走向世界的出發點。這段漫長而溫情的歷史，可用三個關鍵詞勾勒：收留地、出海口、金融紐帶。

很多人以為，澳門與華僑的關係始於十九世紀的「賣豬仔」，實則不然。早於十七世紀初，澳門已張開雙臂，收留了第一批大規模逃亡而來的華僑。當時西班牙殖民下的菲律賓，多次屠殺華人——一六○三年、一六三九年、一六六二年等排華浪潮中，每次都有數千乃至上萬名華僑遇害。倖存者搭上小船，拚命逃向最近的安全港，那個港就是澳門。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相對中立，又與內地保持聯繫，讓這批逃亡者活了下來。

他們沒有淪為難民。這些人當中，許多精通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他加祿語，以及閩南話、粵語。他們憑藉語言天賦與經商頭腦，成為澳門最早的買辦──即中間商、翻譯、擔保人，澳門人給了他們一個獨特的名字：「澳攬」。葡萄牙商人要與廣東、福建商人做生意，找他們；西班牙船隊要補給，找他們；荷蘭人與明朝官員溝通，也找他們。可以說，「澳攬」是那個時代全球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橋樑。這說明澳門從十七世紀起，就不只是一個港口，而是一個能收留、能賦能、能讓華僑重新站起來的地方。他們在此找到工作、建立家庭、積累財富，甚至有家族後來成為澳門的顯赫之門。澳門首先是華僑的收留地，然後才是出海口。

當然，澳門與華僑的關係還有比較殘酷的另一面。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殖民者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澳門淪為苦力貿易的中心。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七四年間，單是販運到古巴的華工便高達十四萬三千人。他們被關押在關前街、長樓一帶的「豬仔館」，高峰期超過三百間。這些華工多來自福建、廣東，在澳門裝船，運往秘魯、古巴、美國甚至澳洲。途中死亡率超過一成半，五年契約期滿後能活下來的不到四分之一。這是澳門史上無法迴避的傷痛，但客觀上也使澳門成為近代中國海外移民最重要的輸出港。數十萬華工從這裏走向世界，倖存者後來成為南洋、美洲最早的僑胞。收留與輸出，看似矛盾，卻在澳門並存了數百年。華僑逃難，來澳門；華僑謀生，也從澳門出發。澳門像一個巨大的懷抱，接住無處可去的人，再把他們送往更遠的地方——無論走多遠，他們永遠記得，澳門曾是避風港。

時間來到二十世紀中葉，新中國百廢待興，海外僑匯難以直接進入內地，黑市橫行，僑胞寄回家的錢常被層層剋扣，甚至石沉大海。這時候，南通銀行站了出來。一九五○年，愛國金融家莊世平先生在澳門創辦南通銀行——即今日澳門中銀的前身。開業當天，銀行升起了五星紅旗，宗旨只有八個字：「便利僑匯，扶助貿易」。南通銀行做了一件簡單卻了不起的事：讓每一封僑批都能安全抵達。

還原當年場景：一位在南洋謀生的華僑，想給家鄉的妻子匯款。他寫一封信，寫明收款人姓名、地址、金額，然後把信連同外幣，用掛號寄到澳門南通銀行。銀行收到後，核對來款紀錄，把外幣兌換成港幣或澳門元，再通過自己的渠道匯到內地收款人手中。最後，銀行還會回信告訴那位華僑：「您的託付，我們已經辦妥。」不僅如此，當時國內物資短缺，很多僑胞在信中附上購物清單。我親眼在檔案中看過那些泛黃的信箋：「請代購白米十斤、鹹魚兩條，送至家母。」「藥品務必按時寄出，家中老父哮喘未癒。」南通銀行的職員便真的拿着這些信，去成昌行代購米、藥、衣物，經拱北郵局寄到僑眷手中。甚至連鄉間房產調查、探親安排，銀行也會聯繫內地機構一一答覆。這已不僅是銀行，而是跨越山海的守護者，每一筆業務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牽掛。原中銀退休副總經理、歸僑黎振強先生曾回憶：「改革開放之前，內地銀行與海外銀行無法直接聯繫。華僑的資金，很多是先寄到澳門的中資銀行，再轉回內地。」南通銀行正是那條生命線。從一九五○年起，南通銀行的僑匯網絡迅速鋪向全球——東南亞的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歐洲的法國、葡萄牙，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甚至南美洲的秘魯、智利。七十六年來，這條匯路如涓涓細流，匯成江河，將海外赤子的心意送進千家萬戶。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內地道路通了，電話通了，僑眷生活改善，很多華僑開始直接回國，自己把錢和禮物帶回家鄉。僑匯業務慢慢萎縮，最終退出歷史舞台。但這不是遺憾，而是時代進步的標誌——僑匯不再需要，恰恰說明祖國強大了，家鄉不再那麼困難了。然而，南通銀行留下的「守護每一份跨越山海的託付」這份初心，七十六年沒變。

回望四百年，十七世紀「澳攬」在澳門避難重生，成為最早跨國中介人；十九世紀數十萬華工從澳門登船走向世界；二十世紀南通銀行以僑匯連通四海。澳門始終是華僑的避風港、中轉站、連心橋。電影裏那句「紙短情長」之所以動人，正因為背後是真實的歷史，是一代代南通銀行員工，用最樸素的方式，一筆一筆、一封一封守護出來的。山海可平，愛亦可達，而澳門永遠是那座守護愛抵達的橋。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6/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