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席春迎 董建剛 魏東金
討論香港回歸三十年的變化,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金融市場、國際貿易、航運物流、城市天際線和資本市場制度。但真正能夠穿透宏大敘事、進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恰恰是那些平時最不被注意、卻一旦出現問題便足以撼動城市運行根基的民生基礎設施。
水,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項。一個城市是否現代化,不只看它有多少摩天大樓、多少跨國公司、多少上市企業,更要看每一個家庭在清晨打開水龍頭時,是否能夠穩定、安全、放心地獲得一杯清水。供水系統看似沉默,卻是城市治理能力最真實、最樸素、也最難偽裝的檢驗。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就會發現香港的供水史,本身就是一部城市命運史。今日香港市民習以為常的穩定供水,並不是天然存在的福利,而是幾代人通過跨區域合作、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升級和制度安排共同塑造出來的結果。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曾經長期承受缺水之痛。1963年的嚴重旱災,迫使香港實施極為嚴厲的制水措施,市民每四天才有一次供水,每次僅數小時。那一代香港人的記憶裏,水桶、排隊、儲水、半夜等水,構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回望這段歷史,不能只把它當作舊照片裏的集體記憶,而應看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水資源安全曾經是香港發展的硬約束,如果不能解決供水問題,香港就不可能支撐後來的工業化、國際化、金融化和高密度城市化。
一、香港供水保障體系創舉:「東江供水」與「海水沖廁」
香港回歸三十年,在供水領域最重要的成就,不是單一工程的完成,而是形成了一套複合型、韌性化、跨區域協同的供水保障體系。
這個體系大體由三部分構成:本地集水與水庫系統、東江水供港系統、海水沖廁系統。三者相互補充,構成了香港水安全的基本盤。其中,本地水資源受降雨波動影響較大,難以獨立支撐香港長期穩定發展;東江水則成為香港淡水供應的壓艙石;海水沖廁則通過「以鹹替淡」的制度創新,大幅減少對淡水資源的消耗。
這種組合並非普通的工程拼接,而是一種非常具有香港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在自然資源稟賦有限的條件下,通過制度設計、區域協同和工程創新,把先天短板轉化為治理能力。
東江水供港,是理解香港供水安全繞不過去的一條主線。自1965年東江水正式供應香港以來,香港逐步擺脫單純依賴本地降雨和水庫蓄水的脆弱格局。尤其在回歸之後,粵港之間圍繞供水安全、水質保障、調度機制和長期協議不斷完善,東江水成為香港社會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
今天,東江水約佔香港淡水供應的七至八成,某種意義上,它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水資源輸入,更是一種長期、穩定、制度化的民生保障安排。對香港而言,東江水不是外部補充,而是城市生命線;對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東江水供港也不是簡單的資源輸送,而是區域協同治理的早期樣本。它說明,大灣區一體化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概念,早在一滴水的流動之中,香港與內地已經形成了深度連接。
但如果只看到東江水,就會低估香港供水體系的獨特性。香港真正值得全球城市學習的創新之一是海水沖廁系統。一個高度國際化、高密度、高樓林立的城市,長期建立並運行一套獨立的海水沖廁管網,這在全球範圍內都極具代表性。
海水沖廁看似是一個技術細節,實際上體現的是香港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深刻理解:飲用水必須用於高價值、高安全要求的生活用途,而沖廁這類對水質要求相對較低的場景,則可以使用經過處理的海水來替代淡水。正因為有這套系統,香港在長期高密度人口和高強度城市運行中,節約了大量寶貴淡水。今天香港約八成以上人口使用海水沖廁,這並不是一個普通比例,而是城市水資源管理理念長期堅持後的制度成果。
更重要的是,海水沖廁背後體現的是一種「系統性節水」思維。很多城市談節水,往往停留在宣傳層面,號召居民少用水、企業節約用水、公共機構提高意識。這些當然重要,但真正有效的節水不能只靠個人自覺,更要靠基礎設施重構和制度設計。
香港的經驗說明,節水不是簡單壓縮生活質量,而是通過重新定義不同用水場景的資源匹配方式,在不影響市民生活便利性的前提下,實現淡水資源的結構性節約。這個經驗對於今天許多面臨水資源約束的沿海城市、島嶼城市和人口密集型都市,仍然具有很強的啟發意義。
二、治理升級:從「有水用」到「用好水」的躍遷
回歸三十年來,香港供水體系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從「有水可用」逐步走向「安全、高效、精細化用水」。
早期城市供水的核心問題是缺不缺水,而現代城市供水的核心問題已經升級為水質是否穩定、管網是否可靠、漏損是否可控、應急是否充分、數據是否透明、運營是否智能。
香港的供水治理也正是在這些方面不斷迭代。水質監測體系持續完善,輸配水管網不斷更新,漏損控制逐步強化,水資源管理策略從單一供給擴張轉向供需並重;水務署推動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強調節水教育、控漏、擴大海水沖廁、保護水資源和開發新水源,這說明香港已經意識到,未來水安全不能只靠「多買水」「多建水庫」,而必須依靠更高水平的綜合治理。
當然,肯定香港三十年來的供水成就,並不意味著可以迴避未來挑戰。恰恰相反,真正有價值的紀念文章,不應只是回顧成績,更要在成績之上提出新的時代命題。
未來香港的供水安全,面臨的不再是上世紀那種單純的缺水問題,而是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區域水資源競爭、老舊管網維護、人口結構變化、城市更新壓力和公眾對水質安全更高期待交織在一起的新挑戰。
過去香港解決的是「有沒有水」的問題,未來香港要解決的是「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韌性、更智能方式保障長期水安全」的問題。
在AI時代,這個問題尤其值得重新審視。全球水務行業正在從傳統工程時代進入數據智能時代。過去,供水系統的能力主要體現在水庫、泵站、管道、水廠和調度中心;未來,供水系統的能力還將體現在感測器網絡、實時數據平台、數字孿生系統、AI預測模型和智能運營體。
一個城市是否擁有先進水務體系,不再只看它的硬體設施是否完善,還要看它是否能夠即時感知管網狀態、預測漏損風險、優化壓力調度、識別水質異常、模擬極端情景,並在突發事件發生前完成預警和干預。換句話說,未來供水系統不只是工程系統,更是一個城市級智能生命體。
香港在這一輪變革中擁有獨特優勢。它既有成熟的水務管理體系,又有國際化規則環境;既有長期積累的城市運行數據,又有連接內地產業鏈和全球資本市場的樞紐地位;既有高密度城市治理場景,又有面向國際傳播的品牌能力。
如果香港能夠把供水系統進一步數字化、模型化和智能體化,就有機會在全球智慧水務領域形成新的示範價值。未來的香港水務,不應只滿足於「運行良好」,而應進一步走向「可展示、可複製、可輸出」。這對於香港自身是治理升級,對於大灣區是協同創新,對於中國水務企業出海則是國際化窗口。
示範出海:打造世界級智慧水務樣板
所謂「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不能只停留在金融、貿易和專業服務領域,也應該延伸到綠色基礎設施和城市治理領域。
香港完全可以圍繞智慧供水建立新的國際平台:一方面聯動內地企業在膜技術、管網監測、AI演算法、智能裝備、數字孿生和水廠運營方面的產業能力;另一方面利用香港在國際融資、法律合規、項目認證、ESG披露和全球傳播方面的制度優勢,把中國水務解決方案包裝成可被國際市場理解、信任和採購的系統方案。
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興市場城市、海島經濟體和水資源緊缺地區,對安全供水、節水改造和智慧水務都有巨大需求。香港如果能夠成為這些解決方案的展示中心、認證中心、融資中心和運營中心,就不僅是在服務香港本地民生,也是在參與全球城市治理。
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回歸三十年的供水成就,不應只被理解為一項民生工程的成功,而應放在更大的歷史框架中觀察。它證明了香港能夠在資源稟賦不足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安排和區域協同建立長期安全保障;也證明了香港能夠在高度複雜的城市環境中,通過精細治理支撐高質量生活。
更重要的是,它為未來香港參與國家戰略提供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切入點。金融中心固然重要,但未來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必須同時具備綠色基礎設施能力、數字治理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水務,恰恰是這些能力的交匯點。
結語
今天,我們紀念香港回歸三十年,不能只把目光放在過去的輝煌,也不能只停留在宏大口號。最有說服力的變化,往往藏在日常生活最普通的細節裏。一個市民清晨打開水龍頭,清水穩定流出,這背後是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工程建設,是粵港長期合作的制度安排,是水務部門持續迭代的專業能力,也是城市治理現代化最直接的體現。從「四天供水一次」到穩定安全供水,從缺水焦慮到系統保障,從傳統工程到智慧水務,香港供水體系的變遷,本身就是香港回歸三十年民生進步的一份重要答卷。
未來三十年,香港需要回答的新問題是:如何從世界級供水城市,走向世界級智慧水務城市;如何從保障本地民生,走向服務大灣區協同發展;如何從使用內地水資源,走向幫助內地水務企業走向全球;如何從傳統國際金融中心,升級為綠色基礎設施與AI水務創新的國際樞紐。
過去,香港用一滴水解決了自己的民生難題;未來,香港更應該用一滴水講好中國式現代化的城市治理故事,並讓這套故事、技術和方案走向世界。
(本文作者席春迎博士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董建剛為華立股份董事長、升輝清潔執行董事,魏東金為升輝清潔董事會聯席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