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成爐

特區政府將於下周一就香港首部五年規劃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香港首次編制綜合性中長期發展藍圖，標誌着香港在治理範式上邁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

編制五年規劃，根本目的在於提升香港競爭力。這不是為了規劃而規劃，而是以規劃為引擎，系統破解結構性瓶頸，在全球城市競逐中鍛造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言，五年規劃將為香港構建更具活力與競爭力的發展格局。

香港過去長期信奉「大市場小政府」的消極自由理念，政府干預被視為對市場自發秩序的外來擾動。這一源自西方的自由放任主義的治理哲學，在全球化黃金時代確實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當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席捲全球，當產業競爭從企業間較量升級為國家戰略博弈時，「消極自由」的局限日益凸顯。

美國學者羅伯特·韋德在其著作《駕馭市場》中指出，二戰後一些經濟體的成功，並非單純依賴自由市場，而是得益於「協同市場經濟」——政府不是退居幕後，而是與市場形成互補性共演關係。日本的產業構造審議會、韓國的經濟企劃院、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等，都是政府主動塑造比較優勢的制度載體。反觀香港，過去長期缺乏類似的中長期規劃機構，產業政策停留在零散的層面，難以形成系統性的競爭合力。

解決過去「協調失靈」問題

編制五年規劃，標誌着香港從「消極自由」向「積極有為」的治理範式轉換。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院教授林毅夫認為，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是將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更有利於培育新的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他對比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軌跡：上世紀80年代香港人均GDP比新加坡高約30%，但由於新加坡政府積極制定產業政策，從石化基地到生物製藥中心，逐步拉大與香港的產業差距。這一差距的背後，正是規劃能力與治理主動性的分野。

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審視，香港過去不只是市場失靈，更是一種深層次的「協調失靈」——單個企業基於利潤最大化的投資決策，無法自然形成具有外部性的產業集群和創新生態系統。由於缺乏相關配套產業支持，新產業無法單獨存活，而配套產業又在等待新產業的發展……香港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研發投入不足、產業化能力薄弱，根源正在於此。

而五年規劃的核心功能正在於此：不是替代市場做出資源配置決策，而是為市場主體的分散決策提供方向性指引和制度性保障，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提供清晰方向、穩定預期和精準的公共政策支撐。

競爭力提升需要可操作的制度載體。五年規劃從四個維度構築了系統性的行動框架：

對接國家戰略，借力賦能。五年規劃深度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金融、航運、貿易、創科、人才多個領域形成協同。這不是簡單的政策對接，而是借助國家超大規模市場和技術溢出效應，突破香港本地市場的規模瓶頸。當香港的金融資本與內地的產業需求對接，當香港的科研能力與大灣區的製造能力融合，產生的將是乘數效應。這正是我們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最好寫照。

以民為本，夯實社會根基。競爭力不僅是經濟指標，更是強化社會凝聚力的關鍵。一個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流動停滯的城市，難以長期維持競爭優勢。五年規劃將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正是從社會維度為競爭力提供可持續的制度基礎。

制定有效的參與及評估機制

政府與市場協同發力。政府發揮引領角色而非替代角色，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人才培養、規則制定等方式，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兩者的有效結合，構成高質量發展的雙引擎。

強化治理效能。五年規劃將建立「規劃—施政—考核」的閉環管理機制，設立硬約束性指標，拆解為各部門年度關鍵績效指標，形成可量化、可比較的績效評估體系。

規劃的生命力在於實施。隨着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規劃從紙面走向實踐的關鍵在於三組制度設計：

參與機制。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通過專題網站、電郵、郵寄、座談等多渠道徵集意見，確保規劃的社會基礎廣泛而堅實。

約束機制。規劃須設立硬指標，由行政長官領導的跨局跨部門專班統籌推進，將戰略目標轉化為可考核的年度任務。

評估機制。以全球頂尖城市為參照系，建立客觀化、可視化的競爭力評價體系，定期發布評估報告，形成「規劃—執行—反饋—調整」的動態優化循環。

編制首部五年規劃，根本目的是提升香港競爭力。這是一場從「消極放任」到「積極有為」的深刻治理變革。2026年第一季度香港GDP增長5.9%、四月出口貨值增長42.9%的亮眼數據，為五年規劃開局奠定良好基礎。公眾諮詢的展開，彰顯香港正以主動求變的姿態，將五年規劃從發展藍圖轉化為競爭實績，在全球城市的激烈競逐中，書寫屬於自己的新篇章。

(作者為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

（來源：大公報A14：評論 2026/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