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魯鄭

2026年5月1日中國施行首部規範商事調解的行政法規《商事調解條例》。這是繼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之後第二部有關調解的國家級法律。

調解在中國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不陌生，它深植於中華文化土壤，有數千年發展史：從堯舜禹時代的道德感化到明清時期成為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這是一個兼具法律權威與鄉土智慧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可以說這是中國獨特政治理念、法律體系、社會治理實踐重要的組成部分，被譽為「東方經驗」。

然而近年來，調解這一東方經驗已走出國門，在複雜詭譎的世界上大展身手。

2023年，斷交七年的中東兩個大國沙特和伊朗在中國斡旋下恢復外交關係。2025年，柬埔寨和泰國軍事衝突也在中國調解下言和，特別是建立了長效和平機制。2026年，美伊戰爭爆發，又是在最後一刻由於中國的介入實現了停火。

一個東方經驗卻能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大放異彩，原因何在？

首先一定是國力足夠強，國家有足夠的分量和地位，能讓衝突各方覺得這個調解人可以讓自己有台階下。對於衝突各方來講，主動停手的一個困境在於如何保住面子。而一個有分量的調解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往往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成功重要人士擔當這一角色，接受調解一方的理由也往往是看此人的面子。國際社會也一樣。

從綜合國力講，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還是和美國齊肩的全球性軍事、經濟、科技超級大國，在全球舉足輕重。當中國出面調解時，衝突各方都會覺得有台階下，也能對國內強硬勢力有交代。

其次，中國有足夠的公信力。

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和世界其他大國比起來，像美國、俄羅斯、歐洲國家，中國歷史清白，沒有對外殖民和掠奪，和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歷史積怨。特別令人信服的是，中國作為曾經的落後國家，憑藉自己的努力，通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儘管也經歷過原始積累，但卻是和平的成功崛起。這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包括亞洲最早向西方學習實現近代化的日本也走向戰爭道路。

放眼人類史，一個歷史清白而且發展過程沒有走西方戰爭掠奪道路的模式可謂獨一無二。所以當中國出面調解時，往往會具有先天的公信力。因為一個連自己利益都訴諸和平手段來解決，面對其他國家更會如此。

中國調解泰柬衝突時，嚴守不越位、不缺位、不爭功的原則，充分尊重兩國主權。同時向邊境運送200噸救援物資並設立平等的野戰醫院，以實際行動推動雙方在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基礎上自願達成協議。這和美國當調解人時完全不同。美國也曾介入這場衝突，但它的方式是以關稅相威脅，不結束衝突就不考慮貿易協定。確實，在美國的高壓下兩國暫時停火，但隨後衝突又起。根本原因在於這種以大壓小的威脅方式嚴重傷害衝突雙方的民族自尊心，導致其國內民族主義者更加強硬，而且衝突有着非常複雜的因素，需要耐心的談判和梳理。

二是中國和衝突方都有着共同巨大利益，這也是每一方都相信中國公平公正的原因。中國分別是沙特和伊朗的最大貿易夥伴，雙方的經濟深度捆綁是兩國選擇信任中的基石。它們相信中國即使僅僅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也會公正地調解。而且每一方都不想承擔談判失敗的代價。這和美國不同，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產油國，和沙特早就是競爭關係，而且長期偏袒以色列，和伊朗更是敵對四十多年。從美國利益出發，沙特和伊朗敵對才符合它的利益。

第三，中國體制的確定性、持續性、可預測性以及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可靠性。任何外交都不會只顧眼前，它也是一種長期投資。各國願意接受中國的調解，除了化劍為犁符合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和中國關係的長期綁定。衝突方願意接受中國的調解也意味着將來和中國打交道時會有更大的收益。因為中國作為調解方，成功之後也有巨大的外交收益，比如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更有利於中國模式被世界接受。

但各方能這樣做的前提條件就是中國體制所具有的確定性、持續性、和可預測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可靠性。如果像美國民主黨執政一個政策，共和黨執政又是另一個政策，今朝不認前朝的賬，這樣的國家就無法進行外交投資。

第四，中國的獨立性。當今世界真正能做到獨立的國家只有四個：中、美、俄、法。它們都有獨立的經濟和軍事體系，也沒有外國駐軍，在重大問題上不依賴任何國家。它可以不受影響地進行內政和外交決策。英國雖然是大國，但它外交、軍事和安全依賴和追隨美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嚴重依賴外部世界，並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

當然有獨立性並不意味着就有資格。像美國由於政治反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它早已喪失公正性。俄羅斯和法國只能算地區大國，而且都有歷史污點，在當代也經常付諸武力。相較之下，只有中國才具備所有條件。

總的來說，中國調解走向世界，是以綜合國力為基礎，輔以中國道路的說服力，以及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合理性、社會治理經驗有效性的結果。

（作者為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2：評論 202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