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春迎
引言：跨越創科轉化的「死亡之谷」
如果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核心命題是「從產業重構走向高質量發展」，那麼真正的難點在於如何從科研優勢轉化為產業勢能。在過去數年間，香港特區政府在創科領域累計投入已超過一千五百億港元，這一數字在體量上已具國際競爭力。然而，現實依然骨感：「投入大、產業化效果有限」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
香港缺的從來不是具備國際頂尖水平的「科研能力」，而是能夠承載新質生產力的、閉環運行的「產業體系」。長期以來，香港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實力毋庸置疑，數所世界百強大學源源不斷地輸出頂尖的學術論文與科研成果。然而，這些代表着未來的智慧結晶，卻往往在走出實驗室、走向市場中試與量產的途中，墜入產業轉化的「死亡之谷」。
重建這一體系，不僅是香港擺脫「空心化」困局的唯一出路，更是其在國家「十五五」規劃藍圖中實現功能躍遷的關鍵。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洶湧浪潮，香港必須痛定思痛，從過去的「創科政策」支持者，轉變為「產業體系」的系統集成者，為新質生產力的落地生根築牢根基。
從「創科政策」到「產業體系」：系統性重構的邏輯
目前，香港在空間布局上已初步形成了從南部數碼港聚焦數字產業、中部科學園負責研發孵化，到北部新田科技城定位規模化發展的物理格局。然而，這一物理上的空間重組，尚未完全轉化為邏輯上的產業閉環。研發與生產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制度與物理斷層。許多頂尖科研成果在實驗室階段表現優異，但由於本地缺乏中試基地和量產載體，最終被迫流向其他地區，導致香港陷入了「為他人作嫁衣」的尷尬境地。
與此同時，資本與產業之間也存在着深刻的錯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龐大的金融資本長期習慣於追求高流動性、快回報的傳統標的，對於「硬科技」長周期、高投入、高風險的特性，缺乏足夠的耐心，也嚴重缺乏專業的產業評估與定價機制。這種金融與實業的「拼接感」，極大制約了創科生態的有機運行。
要打破這一僵局，香港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以「新質生產力」為錨點，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這需要我們在三個層面上實現決定性的跨越。
首先是縱向跨越，必須徹底打通「上游基礎科研、中游技術轉化、下游規模產業化」的完整鏈條，讓科研成果在本地能夠完成從0到1、再從1到10的驚險一躍。
其次是橫向跨越，要實現金融、貿易、航運等傳統支柱產業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前沿技術的深度耦合，利用數字化與智能化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脫胎換骨式的重塑，從而催生出全新的產業形態。
最後是空間跨越，必須打破過去重「服務」輕「製造」的固有思維，將北部都會區的土地紅利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產值紅利，讓土地不再僅僅是財富分配的蓄水池，而是成為產業生發的土壤，真正釋放出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再工業化的本質：生產力的數字化重生
談及「再工業化」，市場不免產生疑慮，擔憂香港是否要重回過去依靠密集勞動力的傳統製造業老路。然而，香港的再工業化絕非歷史的簡單重複。受限於寸土寸金的土地租金、高昂的人力成本以及嚴苛的環保要求，香港既不需要、也絕無可能在傳統的規模化製造和低附加值組裝上，與內地產業重鎮或東南亞新興國家進行同質化競爭。
香港再工業化的本質，是以算法、數據與算力為核心要素的「數字化重生」。這是一種跨越物理形態限制的新型工業體系，它以算力底座作為產業運行的「發電廠」，通過智能算法深度嵌入垂直領域以實現AI的產業化落地，並依賴全球頂尖的融資體系為科創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資金支持。
在這個由數字化定義的工業體系中，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密度」而非「規模」。與傳統工業依賴龐大的土地載體和廠房規模不同，新型智造業更依賴於算力密度、數據質量以及資本的配置效率。香港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制度保障，使其能夠在極小的地理空間內，爆發出最高的智力溢價與財富效應。
基於此，我們需要重構一套「單位平米價值模型」。在未來的新田或沙嶺，評估某一地塊、某一園區產業價值的標準，將不再是引進了多少重型設備，或解決了多少傳統的初級就業，而是單位土地上的數據吞吐能力、算力產出比、知識產權密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價值。這種以高附加值、低碳環保、智力密集為特徵的「高密度增長」模式，不僅能讓香港完美規避自身在土地與人力成本上的先天短板，更能充分發揮其在制度、國際化人才與信息自由流通上的絕對長板，成為香港走向再工業化的唯一最優解。
物理載體：北部都會區的戰略承載力與產值模型
在香港產業體系重構的宏大敘事之中，北部都會區無疑是最具戰略意義的空間載體。它的出現，標誌着香港從過去的「概念新區」走向了實質性的「產業發生地」。這一片土地不僅要承載數百萬人口的居住需求，更要承擔起重塑香港產業版圖的時代重任。
具體而言，北部都會區內部各板塊之間正逐步形成功能互補的有機矩陣。河套地區作為制度試驗的「破冰船」，承擔著數據跨境流動、生物樣本及醫療器械進出口等特殊監管安排的探索任務，致力於在「一國兩制」下開闢出一條政策創新的綠色通道。沙嶺中心則定位於算力底座，作為整個北部都會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產業「核心動力源」，負責為各行各業的智能化轉型源源不斷地輸送基礎算力。新田科技城則是規模化的產業承載地，為那些在中部科學園完成孵化、急需中試和量產空間的企業，提供充裕的「長大空間」。
在這套空間矩陣中，沙嶺算力中心的支點作用尤為關鍵。它絕非一個簡單的、提供服務器託管服務的物理數據中心集群，而是支撐整個香港乃至大灣區產業數字化的底層邏輯樞紐。
只有當人工智能企業能夠在香港本地，順暢地完成從算法訓練、海量數據清洗到商業應用部署的全過程，產業的集聚效應才會發生質的飛躍。這種集聚，將從單純依靠稅收優惠和政策補貼的「他律性」集聚，演變為由市場要素驅動、自發協同的「自律性」生態。算力作為智能時代最為核心的生產要素，將如同強磁鐵一般，源源不斷地吸引全球的頂尖算法科學家、數據架構師以及敏銳的科創資本向北部都會區靠攏，從而在香港北部構建起一個生生不息的數字產業高地。
產業升級路徑：三階段躍遷模型深度解析
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實施進程中，產業體系的重建絕非一蹴而就的工程，必須遵循客觀規律，採取數字化、智能化、生態化三個階段的螺旋式上升路徑。
第一階段，我們必須聚焦於「存量賦能」，也就是傳統產業的全面數字化轉型。金融、貿易、航運與物流等傳統支柱行業，長期以來是香港經濟的生命線，但其運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傳統的物理或信息化階段。
在這一階段，我們應大力推廣數字工具的應用，實現傳統支柱產業的流程重構與效率躍升。例如，通過區塊鏈技術將貿易融資中的單據審核、信用證流轉進行數字化重組，不僅可以大幅降低虛假貿易與欺詐風險，更能極大地縮短資金周轉周期。在航運物流領域，引入先進的物聯網技術和智能調度算法，能夠優化港口貨櫃的堆放與運輸路線，提升轉運效率。這一階段的戰略重心在於「降本增效」，通過對存量資產的數字化改造，穩住香港的經濟基本盤，為更深層次的產業變革積蓄力量。
第二階段，則要走向「增量突圍」，即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智能化升級。在這一階段，技術不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輔助工具，而是轉變為重塑產業邊界、主導決策流程的核心力量。
以生命健康與生物醫藥領域為例，我們應利用AI強大的深度學習能力與算法模型，在香港本地的超算中心開展大規模的小分子藥物篩選、靶點預測和蛋白質結構模擬，將新藥研發這一傳統「高風險、長周期」的試錯過程，轉化為精確的數據計算過程，從而實現新藥研發效率的幾何級增長。
在先進製造與微電子領域，香港應聚焦於微納米加工、超精密製造和智能傳感器研發等細分領域。通過在生產線上部署高精度的智能檢測與自動決策系統，實現生產工藝的自適應調整，確立香港在全球高端智造產業鏈中不可替代的獨特節點。這一階段的目標是「價值創造」，通過智能化技術開闢全新的產業藍海，培育出屬於香港本土的「隱形冠軍」與科技獨角獸。
第三階段，則是實現「生態構建」，也就是系統性的模式與制度突破。一個成熟的產業體系，不僅在於它能製造出多少具體的產品，更在於它是否擁有定義遊戲規則、輸出技術標準和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
在這一階段，香港要構建起資本、人才、技術高度協同的創科生態閉環。通過我們獨特的法治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及高度國際化的資本市場，為全球前沿科技企業進行精準的估值與定價，讓香港不僅成為先進技術的誕生地，更成為全球科技要素在此交匯、重組並最終完成價值交換的樞紐。通過標準輸出、模式複製以及資本紐帶，深度綁定全球產業鏈，從而在國際科技競爭格局中確立香港的主導地位。
科技金融與人才：激活產業重構的「超級催化劑」
要將上述宏偉藍圖變為現實，傳統的金融與人才機制必須進行顛覆性的重構。
在金融層面，金融不應再僅僅是充當產業發展後期的「資金中介」和「IPO收割者」，而必須深度嵌入到科技產業研發、中試、量產的每一個生命節點，扮演休戚與共的「產業合夥人」。這就要求我們的金融機構在模式上進行大膽創新。
一方面，鼓勵商業銀行突破傳統的以抵押資產為核心的授信邏輯，探索推行「投貸聯動」模式，針對處於高研發階段、缺乏物理資產抵押的科創企業，提供更加靈活、包容的信貸產品支持。
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政府主導資金的槓桿效應。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HKIC）等主權引導基金，應進一步明確其作為「耐心資本」的定位，重點關注和布局那些具備顛覆性、長期性但早期風險較高的硬科技項目。通過官方信用與早期資金的注入，打消社會資本的顧慮，撬動成倍的社會資金和產業資本進入關鍵創科領域，形成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合力。
在人才層面，我們必須深刻意識到，在全球搶人大戰中，單憑短期的稅收優惠和一次性的租房補貼，已經很難吸引到最頂尖的領軍人才。人才政策的底層邏輯，必須從單純的「薪酬吸引」轉向「平台成就」。
對於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和算法團隊而言，他們最核心的訴求不僅是生活上的優待，更是能夠讓他們施展抱負的科研土壤、先進的基礎設施以及通暢的成果轉化通道。
為此，香港必須從三個方面重塑人才吸引機制。第一是要素供給，依託沙嶺算力中心等基礎設施，為科研團隊提供充足、高速且使用成本合理的算力支持；第二是場景開放，主動開放香港在智慧城市、醫療健康、智慧港口等領域的真實商業場景，為前沿技術的應用提供最優質的試煉場；第三是制度通道，建立健全合夥人機制、期權激勵機制，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轉化收益分配機制，讓頂尖科研人員在香港不僅能夠心無旁騫地做學術，更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實際生產力，並在香港的制度紅利下合法、體面地實現財務自由與人生價值，實現個人成長與城市轉型的雙贏。
國際經驗與教訓：香港的差異化生存法則
在重構產業體系的道路上，我們需要廣泛汲取全球先進經濟體的成功經驗，同時警惕其步入過的誤區。
德國「工業4.0」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產業體系的強大不在於追求大而全的規模，而在於對技術標準的制定能力，以及對產業鏈核心環節的絕對掌控。香港應當學習德國對中堅企業、特別是對中小「隱形冠軍」的長期培育和支持機制，通過完善職業教育、建立公共研發平台等方式，為科技初創企業和高智造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成長生態。
相反，日本在過去數十年的「失去」則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警示。孤立的技術研發體系、保守而缺乏風險容忍度的資本市場，極易導致科研成果在技術上領先、卻在國際商業市場競爭中遭遇慘敗。這種自我孤立的發展模式，在科技史上被稱為「加拉帕戈斯化」。
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微型經濟體，必須時刻保持與全球創科生態、特別是與內地龐大供應鏈體系的緊密連接，絕不能陷入閉門造車的境地。
因此，香港的差異化生存路徑定位十分明確：我們不必成為像深圳或東莞那樣擁有全產業鏈的大型物理智造中心，但我們必須成為全球產業升級的「資本中樞」和「算法指揮部」。
我們要充分發揮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世界「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優勢。通過發達的金融工具，在海外併購全球先進的技術與知識產權資源，並將其引入香港這塊擁有普通法系、國際化人才與高水平信息安全的制度「避風港」中，與內地的強大供應鏈和廣闊市場進行無縫整合。在香港完成算法的設計、模型的訓練與價值的二次釋放，從而走出一條高智力、強輻射的獨特產業重構之路。
實施機制：五年規劃的精準落地
任何戰略藍圖的成功，最終取決於執行機制的精準程度。在第一個五年規劃期間，為確保再工業化與產業重構能夠真正落地，特區政府需要從行政評價和公共保障兩個維度進行機制創新。
首先，要徹底重構傳統的「行政KPI」評估體系。在過去的經濟治理中，政府習慣於使用簡單的「創造就業崗位數量」或「GDP增長貢獻率」等粗放指標來衡量項目的成效。而在新型產業體系下，這套指標將難以反映高質量發展的真實狀態。
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面向未來的「產業KPI」指標，將「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每萬人在港擁有的國際發明專利授權量」、「沙嶺算力中心單位平米產值」等能夠精準反映智力密度與技術轉換效率的指標，納入各級產業部門的績效考核中。通過精準的指揮棒，引導各方資源向真正高價值、高成長性的核心創科領域集聚。
其次，要開創性地建立「產業保障房」制度。在香港，昂貴的房地產成本長期以來是懸在實體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於初創型的創科企業而言，早期的資金鏈極其脆弱，極易因為寫字樓和實驗室租金的劇烈波動而被迫遷出甚至夭折。
為此，政府應在北部都會區、科學園及數碼港等核心產業板塊中，撥出特定比例的土地或物業空間，實行「產業保障房」制度，面向通過專業評估、具備核心技術研發能力的科創企業，提供長期、穩定、遠低於市場溢價的低成本辦公、研發與實驗空間，確保它們能夠將有限的早期資金全部傾注於技術研發與人才招募，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安心成長。
結語：邁向科技產業資本樞紐
香港未來五年的產業選擇已逐漸清晰，那就是以科技為核心、資本為驅動、制度為保障。這一轉型不僅是香港突破自身經濟結構瓶頸、擺脫空心化困局的內生需求，更是其在人工智能和數字化競爭時代，作為國家「對外窗口」的戰略重塑。
如果說在過去的四十年裏，香港主要是依靠金融與貿易連接世界，那麼在未來的四十年中，香港必須通過「算力+產業+資本」的深度融合，成為定義全球價值、輸出技術標準的全新樞紐。這一結構性的躍遷，注定是一個充滿陣痛與挑戰的過程，但這同樣是香港跨越「死亡之谷」、重塑黃金時代的必由之路。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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