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席春迎

在2026年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全球商業論壇開幕式上，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題為「把握『十五五』新機遇，共創中美關係新未來」的主旨演講中，提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連中國大蒜這樣的普通農產品，更是做夢也沒想到有朝一日會被列為「國家安全威脅」。

這一表述看似輕描淡寫，卻極具象徵意義。大蒜，這一最普通不過的農產品，竟與「國家安全」產生關聯，本身就說明一個問題——全球貿易體系的運行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如果僅從個案或情緒層面去理解，很容易低估其背後的結構性含義。事實上，這一現象恰恰揭示了全球經濟秩序正在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優先」，也為中國企業下一階段的全球化路徑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從一個現實案例說起：當商品被「安全化」

近年來，無論是電動汽車、工程設備，還是基礎農產品，中國出口商品在部分國家面臨的限制明顯增多。這些限制越來越少依賴傳統的反傾銷或關稅工具，而更多藉助「國家安全」這一更具彈性的政策框架。

當這種邏輯延伸至大蒜這樣的農產品時，其象徵意義已經遠遠超過其經濟價值。這不再是一個商品層面的爭議，而是一個規則層面的變化。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規則本身並非靜態，而是隨權力結構變化而演化。當一國在某一領域形成規模性優勢，原有規則往往難以繼續維持均衡，於是新的規則開始出現。在當下，這種新規則的核心載體，正是「國家安全」。

換句話說：全球貿易正在從「經濟邏輯主導」，轉向「安全邏輯主導」。

這一轉變意味着，企業所面對的不再只是市場競爭，還包括政策、輿論與制度的不確定性。任何一個商品，一旦被賦予「安全屬性」，其市場空間就可能被迅速壓縮。

二、「世界商品中國造」：效率邏輯的巔峰與邊界

過去幾十年，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核心角色，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世界商品中國造。

這一模式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以成本效率為核心，以全球分工為前提。中國憑藉完整的產業鏈體系、規模化製造能力以及高效率供給，成為全球製造中心。

這一模式的成功，是工業時代全球化的典型成果：它不僅降低了全球商品價格，提高了消費福利，也推動了中國快速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然而，從價值鏈視角來看，這一模式存在明顯邊界：中國長期處於生產環節，而設計、品牌與定價權則掌握在發達經濟體手中；中國企業雖規模龐大，但利潤率有限，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

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模式在經濟層面是「補充型」的，但在政治層面卻逐漸被解讀為「衝擊型」。當大量低成本商品進入他國市場時，對當地產業結構產生壓力，尤其是在中低端製造領域。這種壓力在經濟上可以通過結構調整消化，但在政治上卻往往轉化為保護主義訴求。

因此，各國開始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回應，從關稅、配額，到技術標準，再到近年來愈發頻繁使用的「國家安全」工具。這種變化，本質上反映了全球經濟從「效率優先」向「安全優先」的轉變。

三、「國家安全泛化」：全球貿易規則的轉折點

「大蒜成為國家安全問題」這一現象，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更深層的趨勢：國家安全概念的邊界正在被不斷擴展。

過去，國家安全主要集中於軍事、能源與核心科技等關鍵領域；而今天，這一概念已逐步延伸至工業設備、數據系統乃至農產品等更廣泛的經濟領域。

這種擴展並非偶然，而是全球競爭格局變化的結果。隨着新興經濟體在多個產業領域形成競爭優勢，原有的全球分工體系開始出現張力。為了維護本國產業與就業，各國逐漸將經濟問題安全化，以獲取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間。

從更深層看，這是全球治理體系的一次「範式漂移」。傳統的多邊貿易規則強調中性、公平與效率，而當前的規則更強調安全、可控與自主。前者依賴市場機制，後者則更依賴國家力量。

當安全邏輯覆蓋幾乎所有商品時，意味著全球貿易的中性規則正在弱化，其政治屬性正在不斷強化。

這也意味着，企業的經營環境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從一個相對穩定的規則體系，進入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政策體系。

四、破解之道：「中國商品世界造」

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單純依賴「世界商品中國造」的發展路徑已經難以持續，中國企業必須完成一次關鍵躍遷：從「世界商品中國造」走向「中國商品世界造」。

這一轉變的核心，不是簡單擴大出口，而是重構全球價值創造體系。

首先是從產品輸出走向體系輸出。企業不再只是銷售商品，而是輸出技術、品牌、管理能力以及供應鏈整合能力，這意味着企業必須具備更強的創新能力與組織能力。

其次是從全球銷售走向全球生產。在目標市場設立生產基地實現本地化運營，是降低貿易摩擦與政策風險的重要方式。通過本地生產，企業可以更好地適應當地市場需求，同時提升政策接受度。

再次是從競爭關係走向利益共同體。通過在當地創造就業、增加稅收、參與產業升級，企業逐步與所在國家形成利益綁定。這種綁定關係，是穩定長期發展的基礎。

這一轉型，本質上是將中國企業從「外來競爭者」，轉變為「本地經濟參與者」。

五、歷史的鏡像：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這一邏輯，在中國自身發展過程中已有深刻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引入外資、技術與品牌，實現了產業體系的快速升級。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不僅帶來了技術與管理經驗，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推動了產業集聚與能力提升。

今天，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實際上是在複製這一成功路徑，只是角色發生了反轉。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布局，中國企業正在成為全球產業體系的重要組織者。

這一過程不僅是空間上的擴展，更是能力結構的躍遷。企業需要從單一製造能力，升級為跨區域資源配置能力，從單一市場經營，升級為多市場協同運營。

六、融合而非對抗：化解「安全焦慮」的關鍵路徑

當中國企業在海外實現本地投資、本地生產與本地僱傭，其經濟屬性將發生根本變化。從外部衝擊者轉變為內部參與者，從單一競爭關係轉變為多方利益共享關係。

這種轉變，對於緩解「國家安全焦慮」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安全焦慮的本質，並不在於商品本身，而在於對外部依賴的不確定性。當企業深度融入當地經濟體系後，這種不確定性顯著降低。

從制度層面看，融合可以替代對抗，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可以減少政策衝突，提高規則穩定性。

換句話說：安全焦慮源於外部依賴，而融合可以降低依賴帶來的風險。

七、對企業與資本市場的現實啟示

這一趨勢，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出海模式必須升級。企業不能再停留在簡單的貿易出口，而必須向產業鏈布局與本地化運營轉型。

其次，競爭力需要重構。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成本與技術的競爭，更是全球資源整合能力與風險管理能力的競爭。

再次，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正在發生變化。投資者將更加關注企業的全球布局能力、政策適配能力以及供應鏈的安全性與穩定性。這意味着，企業的市值不僅取決於利潤增長，還取決於其在複雜環境中的生存能力。

八、結語：從對抗走向共生的新全球化

「大蒜成為國家安全問題」，看似荒誕實則深刻，它不僅是一個外交語境中的表達，更是一個時代的信號。

它提示我們，全球化並未終結，但其運行規則正在發生根本變化，未來的競爭不再只是效率之爭，而是體系之爭、規則之爭與認知之爭。

中國企業的下一階段，不應只是簡單「走出去」，而應實現更深層次的「走進去、融進去、扎下來」。只有在全球範圍內構建穩定的價值網絡，形成利益共同體，才能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當中國商品不只是銷往世界，而是在世界各地生長，當中國企業成為各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利益實現真正的綁定與共享，「國家安全」將不再被泛化為阻礙合作的理由，而會回歸其應有邊界。

一個更加穩定、可持續的全球經濟秩序，終將建立在信任、融合與共同創造之上。這既是對過去全球化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全球化路徑的重構。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