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過去十年左右，美國把中國視作必須竭盡全力對付的最強大的戰略對手。眾多美國政客和戰略學者認為，美國必須減少在其他地方的安全承擔，並避免作出新的安全承擔，從而可以集中軍事、外交、經濟和其他資源來遏制、削弱和孤立中國。這些人慨嘆道：從冷戰結束後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是單極世界的霸主，可以橫行無忌，睥睨一切，但在志得意滿下，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判斷也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一方面，美國低估了中國崛起的能力和速度，盲目相信中美之間的發展差距在長時間內都不可能縮窄，中國將「永久」落後於美國，並在經濟和科技上高度依賴美國。另方面，美國錯誤以為崛起中的中國將會越來越採納西方的發展模式、走向西方式「民主化」、全面「融入」美國主導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以及在國際上成為追隨美國的「小夥伴」。

由於美國在戰略上的輕視和誤判，美國遂把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意圖強化其在中東的霸權，牢牢控制中東的石油，通過把美元和石油貿易掛鈎來鞏固美元作為首要國際貨幣的地位，甚至希望推動中東國家走向西方式「民主化」和「永久和平」，從而令中東國家永久成為美國的附庸。以此之故，美國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動武並實現政權更迭。不過，縱然美國能夠成功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但其後卻長期深陷於這兩個國家乃至中東其他戰爭泥潭之中而難以自拔。美國在中東的持久戰爭讓其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人命、財政和國家聲譽的代價，也在中東釀成了不少人道災難，但其主要的戰略目標，無論是扶植親美政權還是推動中東國家的「民主化」都無法達成。相反，美國最終要從阿富汗倉卒狼狽撤軍，讓塔利班得以重掌政權，伊拉克的政權更落在反美的什葉派勢力的手上，而中東的戰亂仍然此起彼伏，無法弭平。

美不斷干涉是中東動盪禍源

美國在中東深陷泥潭，其後更因為策動北約東擴而捲進俄烏衝突之中。美國既無暇兼顧其他地方，又嚴重損耗國力，加上在戰略上輕視和誤判中國，讓中國獲得一段持續十多年的戰略機遇期，並在此期間迅速崛起。中國沒有走西方的發展老路，反而以獨特的方式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美國大概在本世紀一○年代初才猛然驚覺中國是其強大的戰略對手，自此之後便不斷加大其對中國的遏制和孤立力度。此中最具標誌性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11月17日正式對外明確宣示要「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這個戰略包括：強化與亞太盟友（如日本、韓國、澳洲、菲律賓）的安全合作、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即是他後來主催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關係。特朗普上台後，更把美國戰略重點由亞太地區伸展到更廣闊的印太地區。凡此種種，都是衝着中國而來。

過去十多年，美國確實加強了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印度，並鼓動它們提升軍事實力。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把英國、澳洲和一些北約國家拉進印太地區的安全事務之中，比如鼓動它們派遣軍艦到南海和台灣海峽游弋和參與軍事演習、藉此威嚇中國。不過，特朗普在2016年上台後不久便在其「美國優先」的政策下遽然退出TPP，粉碎了奧巴馬在經濟和貿易上遏制中國的計劃。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未能按照計劃把大部分軍事力量部署在中國周邊的地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無法從中東抽身而出。誠然，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北約東擴而引發了俄烏衝突，致使美國不得不向烏克蘭輸送海量軍事援助。與此同時，由於美國軍事實力因為軍工生產設備多年荒廢和整體工業產能萎縮而嚴重下降，所以美國難以在印太地區投放其希望投放的軍事資源。

奧巴馬、拜登和特朗普這三位美國總統確實有意減少對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安全承擔並集中軍事資源對付中國。由於頁岩氣和頁岩油的大力開採，美國不但對中東的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顯著下降，甚至自己也成為了重要的能源出口國。中東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也因此有一定程度的減少。敘利亞內戰爆發後，奧巴馬拒絕讓美國軍事介入，即便他曾威脅敘利亞當局如果它使用生化武器美國會果斷出手對敘利亞實施猛烈打擊。在利比亞內戰中，儘管一些歐洲國家積極介入，美國也只願意擔當輔助角色。特朗普在其首屆任期內表示美軍會從阿富汗撤軍，而後來拜登更在沒有與盟友商討下便匆忙和混亂地把美軍從阿富汗撤走，從而讓反美的塔利班得以重新執政。

為了減少美國在中東的安全承擔和軍事投入，美國意圖在中東建構一個較為穩定和較少依賴美國的政治和安全秩序。儘管特朗普和拜登在政治上勢不兩立，但在對中東和對華政策上卻頗為一致。特朗普和拜登都積極推動阿拉伯國家（阿聯酋、摩洛哥、蘇丹和巴林）與以色列通過簽署《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而改善關係，加強它們在經濟、科技、外交和安全上合作，促使它們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但同時則把巴勒斯坦問題束之高閣，實際上不再堅持乃至放棄那個讓巴勒斯坦人立國的「兩國方案」。縱使特朗普和拜登都未能夠促成沙特阿拉伯這個最重要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達成協議，但在穩定中東的局勢方面則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儘管美國在從中東抽身而出的戰略已經取得一些進展，但卻難言大功告成，原因是中東的局勢持續不穩定，讓美國難以置身事外。同時，美國不斷干涉中東事務，又不斷分化離間中東國家，所以美國實際上成為了中東的亂源。在奧巴馬主政時期，中東部分國家爆發了所謂「阿拉伯之春」的嚴重反政府動亂。雖然奧巴馬口頭上表示同情那些爭取民主的反政府分子，但實際上為了美國的利益不得不默許相關的親美國家暴力平亂。為了打擊伊斯蘭國，奧巴馬不得不軍事介入伊拉克和敘利亞。特朗普在其第一屆任期內，單方面宣布退出美國、伊朗、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和中國好不容易在2015年達成的限制伊朗核武器發展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讓中東重新倒退到緊張狀態。特朗普又一面倒地支持和包庇以色列，並完全漠視巴勒斯坦人的建國訴求，為日後發生的災難性的連番巴以衝突埋下伏筆。當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對卡塔爾實施封鎖時，特朗普選擇站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那邊，罔顧卡塔爾對美國的重要戰略價值。美國於2020年1月3日在伊拉克巴格達發動無人機空襲，擊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馬尼，導致美國與伊朗關係緊張。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在白宮發表演說，正式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從而加劇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嫌隙。

在拜登主政時期，以色列為了報復哈馬斯的襲擊而對加沙地區實行種族滅絕政策。拜登不但沒有阻止以色列的暴行，反而全力支持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美國更在聯合國否決所有其他國家提出的對以色列不利的議案，讓美國在全世界失去道德威信和極度孤立。這些實例反映美國在奧巴馬後仍然深陷中東的泥潭並付出了沉重代價。

美國相信，由於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部分波斯灣阿拉伯國家視伊朗為死敵，因此要「徹底」穩定中東的局面，讓美國真正能夠從中東抽身而出，伊朗這個心腹之患必須鏟除，讓伊朗「永遠」不構成以色列和美國的阿拉伯盟友的安全威脅，也阻止俄羅斯和中國通過伊朗而染指中東事務。美國對伊朗的仇恨、敵視、蔑視和不信任有着深刻的歷史、宗教、種族和文化因素，令彼此難以互相信任和遵守雙方達成的所有「協議」。

長期研究美伊關係的美國學者達利亞·達薩·凱（Dalia Dassa Kaye）在其近著《持久的敵意：美國伊朗政策的形成》（Enduring Hostility：The Making of America's Iran Policy）（2026）中指出，美國的決策者長期頑固地相信伊朗是一個宗教狂熱、不理性和不可相信的「亡命之徒」（outlaw）和「瘋子」（lunatics），不可能通過外交談判手段來改善彼此關係，只能通過遏制和武力來對付，最好是徹底推翻其伊斯蘭政權，並由一個親美政權取而代之。

美對以安全承諾難以改變

美國對伊朗的態度與以色列不謀而合，而以色列對伊朗的仇視和恐懼則比美國猶有過之。雖然過去以色列不斷慫慂美國向伊朗動武，但美國對此一直猶豫，深知此舉會帶來嚴重和無法收拾的後果。不過，好大喜功、過度自負、野蠻魯莽、迷信美國武力和輕信讒言的特朗普，卻以為美國的軍事力量能夠在極短時間內推翻伊朗的伊斯蘭政權並讓一個親美的政權上台執政。所以，美國去年6月悍然轟炸伊朗的核設施和今年2月底與以色列一起對伊朗發動大規模戰爭，更擊殺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這些侵略行徑嚴重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也在伊朗造成了嚴重破壞。然而，伊朗的伊斯蘭政權不但沒有倒塌，反而更為鞏固，而伊朗亦對美國、以色列和一些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發動頑強、凌厲和頗為有效的反擊。伊朗對美以的不對稱戰爭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重創了美國和以色列。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有選擇性的封鎖更引發全球的經濟和能源危機，讓美國備受國際壓力和譴責。

美國、以色列和伊朗的戰爭將令中東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陷入嚴重戰亂。無論這場美國、以色列和伊朗的戰爭以何種方式結束，中東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都會陷入嚴重戰亂和動亂，美國亦會繼續深陷中東泥潭而不能自拔，主要原因包括：中東能源對美元霸權的重要性基本上不變、美國和伊朗對對方的敵對態度只會有增無減、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難以改變、部分中東親美國家會出現政治不穩定甚至陷入動亂、中東內部的歷史和結構性矛盾難以調和，以及美國不會容忍其他大國特別是中國「侵蝕」其在中東的利益。此外，即便美以伊戰爭暫時結束，但由於彼此嚴重缺乏互信和彼此利益分歧極大，加上以色列的從中作梗，兩國日後再次爆發的可能性仍然甚高。

維持美元霸權不得不增兵

首先，石油美元仍然是美元乃至美國全球霸權的支柱，但卻因為美國的軍事力量和外交能量在這場美以伊戰爭中表現欠佳而有所動搖。美國尤其害怕越來越多中東的產油國用人民幣來進行能源交易。因此，如何通過各種軟硬兼施和不合法與不合理的手段維持中東的能源交易仍舊用美元進行是美國必須關注的問題。所以，美國必須繼續在中東維持乃至進一步強化其軍事力量來迫使或誘使中東的產油國繼續用美元作為能源交易的貨幣。即便產油國在此次美以伊戰爭後難以完全相信美國的安全承諾，但懾於美國在其國內的軍事存在也不得不盡量屈從或部分回應美國的需索。因此，為了維護美元霸權，美國不但難以從中東撤軍，反而要增加軍事上的投入。

第二，即便美國和伊朗達成停戰協議，並在其他事務上達成「共識」，但由於雙方在戰略目的、利益、思想、宗教和歷史形成的分歧和矛盾難以消除，而美國國內堅持要徹底消滅伊朗的以色列游說集團和反伊朗勢力仍然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所有「共識」實際上難以持久。另方面，伊朗也會繼續把美國和以色列視作死敵。在美以伊戰爭後，特別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部分領導人實施「斬首」後，伊朗的領導人是那些年紀較輕，思想較為激進，對美國和以色列態度則更為強硬和仇恨。因此，美國和伊朗難以長期和平共存。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未能如預期般讓伊朗屈服，必然會心有不甘、耿耿於懷。與此同時，伊朗也會高度警惕和防範美國和以色列的無休止進犯。如果伊朗為了從根本上保衛國家安全而決心發展核武器，則日後美以伊戰爭再度爆發大戰的幾率便更高。

第三，長期以來，儘管以色列不斷游說，美國都不願意與伊朗開戰。這次雖然特朗普不顧其西方和中東盟友的反對貿然向伊朗發動戰爭，但卻未能取得成功。在此次美以伊戰爭中，以色列本土也受到重創。日後，以色列會繼續視伊朗為心腹之患，但由於這次就連美以聯手也未能擊垮伊朗，以色列對伊朗的恐懼只會與日俱增。

在這次美以伊戰爭之後，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仇怨會更深刻，兩國仍會處於劍拔弩張和衝突頻仍的狀態，伊朗及其在中東的盟友對以色列的安全威脅也會越來越大，而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更會讓以色列惶惶不可終日。儘管美國民意對以色列的支持和好感不斷下降，不願意美國為以色列而戰，而美以在對伊朗問題上的戰略目標又有差異，但美國國內的以色列游說集團對美國政客和政黨仍然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和財政實力，加上仍有不少美國人基於基督教信仰而偏袒以色列，則美國為了以色列的安危和維持以色列作為其在中東的代理人的角色，必然會繼續插手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和戰爭之中。一句話，美以伊戰爭後，以色列成為了美國的比前更沉重的長期負擔，而中東的亂局也會持續。

第四，長期以來，因為種種歷史、宗教和政治原因，中東國家的恩怨情仇根深蒂固，難以化解，加上區域性強國比如伊朗、以色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都謀求擴大其在中東的利益和影響力，彼此之間爭鬥不已，中東仍舊會長期處於動盪不安和戰亂頻仍的惡劣和悲慘狀態。美國為了保衛其在中東的仍然龐大的利益，特別是維持能源價格的穩定，仍然需要無間斷地插手中東事務以維繫美國的霸權和利益。

第五，事實上，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的目標之一是要全面控制中東的能源和把俄羅斯與中國從中東攆出去，從而強化美國的全球霸權。美國因此會擔心一旦美國從中東退出，中國和俄羅斯會乘機填補美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而中東國家亦會倒向俄羅斯和中國，尤其是後者。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和石油利益會因此受到威脅，導致石油美元岌岌可危和美國的全球霸權動搖。更為嚴重的是以色列的生存空間也會不斷被壓縮。對此美國不可能坐視不管。

中國迎來新的戰略機遇期

第六，在美以伊戰爭後，不少中東的能源生產國因為能源生產設施遭受破壞、資金撤離和投資者對其前景的信心下降而陷入經濟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部分這些國家的親美政府有可能要面對政治動盪乃至叛亂。為了保護這些親美政權不被推翻，美國不能夠置其安危於不顧。

最後，美國在中東的霸權相當依賴該地區的能源生產國對美國的支持和依附。然而，這場美以伊戰爭中，美國卻沒能讓它們免受伊朗的攻擊。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對以色列的專橫霸道越來越不滿和擔憂，也越來越感到來自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因此，儘管這些國家擔心來自伊朗的威脅並期望得到美國的保護，但它們對美國的依賴和信任已經大打折扣，也不滿美國的「以色列優先」政策。在美以伊戰爭後，不少中東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會謀求與伊朗改善關係，也會企圖通過強化與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尋求它們約束伊朗。為了防止或阻止中東國家特別是能源生產國疏離美國和敵視以色列，美國不能夠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

總而言之，中東仍會是美國深陷而難以自拔的泥潭，甚至是美國全球霸權崩陷之源頭。美國要從中東抽身而出並集中力量對付中國，極為困難。中國因此仍會因為美國的戰略不當而難以全力遏制中國而得到新的戰略機遇期。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來源：大公報A11：評論 2026/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