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 聞

在舊金山金門大橋旁的一處公墓中，我偶然看見一座墓碑，屬於一名叫烏爾里希的美軍下士。我心生疑問——這位士兵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戰爭與命運？帶着這份好奇，我持續追溯下去，才逐漸拼湊出他的過往：

烏爾里希下士於二戰期間在菲律賓戰場被日軍俘虜，親歷了慘烈的巴丹死亡行軍，最終殞命於戰俘營。海灣的風從遠處吹來，帶着些許涼意，也帶着歷史的回聲。站在這片安靜的墓地裏，我突然意識到，歷史從來不只是書頁中的敘述，它也沉睡在石碑之間，沉睡在人們逐漸遺忘的名字裏。

這是一段殘酷而慘痛的歷史。

1942年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在日軍的猛烈攻擊下，困守在菲律賓巴丹半島的數萬名美國、菲律平治兵被迫投降，但他們放下武器換來的不是人道主義待遇，而是地獄般的折磨。7萬餘名美菲聯軍戰俘被日軍強迫，在酷熱的熱帶地區行軍約60英里前往奧德內爾戰俘營。他們不僅沒任何食物和水的補給，還要遭受日軍毆打、侮辱和虐待，無法繼續前進的會被刺死或斬首。

據倖存者回憶，整條行軍路線瀰漫着灰塵、汗水與死亡的氣息，每前進一步就墮入地獄一分。生命在軍靴與刺刀的威逼下被碾碎，人的尊嚴在極端暴力中被剝奪。倖存者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回憶道：「行軍途中，戰俘被推進狹小的鐵皮倉庫睡覺，倉庫溫度達50攝氏度，裏面人山人海，根本無處可坐，戰俘們只能肩並肩站一夜，耳邊充斥着垂死者的呻吟。第二天，幾十具屍體被日軍抬出來丟棄在路邊，他們因在倉庫脫水受傷而死。」倖存者萊斯特·坦尼（Lester Tenney）在回憶錄中寫到「日本兵向一個走在隊列外的戰俘扔出繩索，繩子緊緊套在戰俘的脖子上，把他拖拽倒地。鋒利的石塊讓他鮮血淋漓，遍體鱗傷，他的身體抽搐着、翻滾着，看起來像一塊新鮮的牛排。」

這就是被稱作巴丹死亡行軍的慘劇，是二戰中最嚴重的虐俘事件，與南京大屠殺、泰緬死亡鐵路並稱為日軍在遠東三大戰爭暴行。在這場行軍中，約有1萬餘名美菲戰俘喪生，僥倖到達戰俘營的人仍面臨高達27%的死亡率。日本戰敗後，陸軍中將本間雅晴因指揮巴丹死亡行軍等罪行，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巴丹這段被鮮血浸透的道路，不僅是無數生命的終點，更是赤裸裸的反人類暴行印記。它不是單純的戰場衝突，而是根植於極端扭曲的武士道精神與種族優越論的必然惡果：日本軍國主義徹底剝奪了戰俘作為人的基本資格，使虐殺成為被制度默許的「清理」，將戰俘生命視為可隨意丟棄的負擔，日軍在「優等民族」幻覺中喪失了對生命的基本敬畏。正是這些意識形態的瘋狂與制度的縱容，共同鑄就了這條死亡之路。它向我們展示了當極端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結合，當軍事機器脫離人道主義約束，人性會墮落到何種地步。

時光流轉，歷史早已成為過往。然而，時至今日，令我最為擔憂的是，日本不僅從未像德國那樣正式承認戰爭罪責，還不斷試圖歪曲、淡化歷史。日右翼雜誌《正論》曾刊發匿名文章，輕描淡寫地否認巴丹死亡行軍的殘酷，聲稱美國人是種族主義的懦夫和說謊者。該文借用美軍倖存者萊斯特·坦尼回憶錄片段，斷章取義地將行軍描述為「戰俘轉移過程中的正常傷亡」，並暗示美方「誇大暴行以謀取政治利益」。該文對坦尼的猶太人身份進行攻擊，表現出強烈的反猶主義。日本「國際歷史辯論研究所」還舉辦研討會，試圖為日軍二戰暴行翻案，與會者甚至發表「日軍軍紀較好」「戰俘在巴丹行軍中獲得休息和鼓勵」等這樣的荒謬言論。

更可怕的是，日本不僅否認歷史，還在試圖掙脫「和平憲法」束縛。2026財年，日防衛預算額高達9.04萬億日圓，創歷史新高；日本不斷突破「專守防衛」，發展和部署進攻性武器裝備，甚至叫囂要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勢。日本右翼政府善於掩蓋復仇野心，他們借用萌化的文化符號包裝自己，營造出一種無害、可愛形象，也有時假惺惺地表態「不會讓戰爭重演」，可當其在口頭上、銀幕上描繪着和平與友誼時，卻始終不願在教科書裏正視那段血腥的侵略史。這種對歷史的粉飾與淡忘，是對逝者的二次傷害，也是對和平的真正威脅。再厚的文化脂粉，也掩蓋不了日本歷史面容的猙獰傷疤。

慶幸的是，世界各地很多民眾仍在堅持守護二戰記憶。在美國，許多巴丹死亡行軍倖存者及其後人建立組織，緬懷慘痛歷史，告慰逝去生命、鼓勵後世珍惜和平，紀念組織每年在新墨西哥州舉行高強度耐力沙漠馬拉松，體驗巴丹死亡行軍之路。世人銘記二戰歷史，不是延續仇恨，而是為了捍衛和平，警醒世人遠離戰爭。唯有在正視歷史、反思過往基礎上，悲劇才不會重演，和平光芒才能照亮未來之路。

離開公墓時，我回頭望了一眼。陽光燦爛，但我知道，有些陰影必須被照亮，才能防止它們吞噬光明。願逝者安息，願生者警醒，願巴丹死亡行軍這樣的悲劇，永不重演。

（作者為國際問題評論員）

（來源：香港文匯報A07：要聞 2026/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