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報道，3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機制16位專家聯署發表新聞稿，嚴重關切日本剝奪「慰安婦」受害者尋求真相、正義和獲得賠償的權利，呼籲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賠償，並在教科書中保護相關歷史記錄。不過，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仍一如既往不做出回應。這種動用國家機器，試圖在國際社會上淡化、否認、甚至美化這段國際公認的反人類罪行的行為，不僅是對歷史的公然挑釁、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也是對國際社會追求正義的公然蔑視。

軍國主義日本強行實施的「慰安婦」制度，是世界婦女乃至人類歷史上最為黑暗和殘酷的其中一頁。香港則是日本從東亞轉向南亞侵略的重要節點。追尋和調查日本在港實施「慰安婦」制度，是完成這一場跨國家和地域的系統性犯罪的重要拼圖。

囿於侵港日軍對相關資料的系統性銷毀及港英政府有意無意的限制，香港學術界對日佔時期「慰安婦」制度長期缺乏本地系統研究。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聯同內地與香港學者，根據日軍官方檔案和相關史料文獻，首次揭露和確認日軍在佔領香港初期便設立了規模龐大、等級森嚴的「慰安設施」體系，並進一步鎖定其中10個「慰安設施」的具體處所和現時位置，填補了香港抗戰史的重要空白。 

鎖定這上述「慰安設施」的關鍵，是一份藏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日軍「極秘」檔案——《香港佔領地總督與第2遣支艦隊司令長官關於香港警備及軍事管理實施的協定備忘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編號C01000320400，下稱《備忘錄》）。這份由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挖掘發現的文件，是日軍在香港設置「慰安設施」的首個被發現的官方記載，使香港「慰安婦」問題的研究有了可追溯、可核驗的原始依據。

日駐港領館避答「慰安設施」定義

《備忘錄》成文於1942年5月4日，正文封面蓋有「軍事極秘」印章及陸軍省大臣官房、軍事課、軍務課印戳。文件正文第三頁「移交」項目中赫然出現「慰安設施」項：「海軍會館（舊英京飯店）、海軍將校俱樂部（六國飯店）、海軍慰安所（四間）、海軍指定食堂（五間），將在適當時機移交管理。」這意味着日軍攻佔香港僅5個月，便已建立起體系化的「慰安設施」。

為了明確《備忘錄》中「慰安設施」的具體含義。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於去年8月向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提交採訪郵件，要求其提供二戰期間日軍規範性文件對「慰安設施」的定義與解釋。至8月底，日領館回函迴避了相關問題。

不過，除上述《備忘錄》提及的「慰安設施」項目外，被移交的還有「水交社」。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了解到，「水交社」是日本海軍省外圍團體於1876年3月21日所創設的團體，旨在促進海軍將校之間的親睦與研究，具有俱樂部性質。對比被納入「慰安設施」的海軍將校俱樂部，同具軍方屬性的同一類場所，卻歸項不同，這意味着僅就「慰安」性質而言，「慰安設施」更具「特別」含義。

抗戰酒店被佔為「慰安設施」

《備忘錄》中的「海軍會館（舊英京飯店）」，經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比對歷史照片與地圖，確認其舊址現為位於灣仔莊士敦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西北角的大有大廈。

公開資料顯示，英京飯店（英京大酒家）1938年開業，以豪華裝修著稱，是當時香港頂級食肆之一。舊香港照片顯示，酒家外牆裝設有「英京酒家國際宴會中西酒菜」「廣州四大酒家廚師世界知名」的霓虹牌匾，徹夜長明。抗戰期間，宋慶齡在港開展「一碗飯運動」支援內地，並於1941年7月1日晚在英京飯店主持開幕典禮。這座具有抗戰酒店歷史背景的建築，戰火中卻被日軍徵用為「慰安設施」，令人不勝唏噓。

《備忘錄》中的「海軍將校俱樂部」雖有標註「六國飯店」，但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鄺智文教授及其團隊根據香港電話局於1943年11月發行的《日本人關係電話號碼簿》（下稱《日本人電話簿》）所載「海軍將校俱樂部」地址為「柯布連道10號」，結合1941年9月老照片及舊地圖判斷，證實「海軍將校俱樂部」並非位於現時的六國飯店所在地，而是在告士打道80號附近。「照片顯示柯布連道是六國飯店第二支店，此可以解釋為何《備忘錄》將『海軍將校俱樂部』標註在『六國飯店』。」鄺智文說。

他並稱，因《日本人電話簿》中並沒有提及海軍會館，因此在團隊上線的「日據香港空間史研究計劃， 1941-1945」網站（下稱「日據香港」）地圖中並未涉及，現已根據香港文匯報報提供的《備忘錄》增補相關信息和設施點位。

浸大研究補齊未具名「慰安所」信息

《備忘錄》雖列明四間「海軍慰安所」，但未記載具體名稱和位置。填補這一缺環的，是鄺智文團隊對《日本人電話簿》中的信息梳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根據「日據香港」網站信息進行實地走訪，發現在《日本人電話簿》中被明確標註為「海軍下士官兵『慰安所』」的「吾妻屋」與「南海莊」舊址，分別位於現時灣仔盧押道的其康大廈與謝斐道的仁文大廈；被特別標註為「第四慰安所」的「桃園」舊址，位於六國酒店靠近謝斐道一側；無特別標註的「乙姬」舊址，則位於與其康大廈隔謝斐道相臨的海德中心。

鄺智文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備忘錄》中的「四間海軍慰安所」，極大概率即為《日本人電話簿》中的這四處記載。

這意味着官方檔案與民間紀錄形成了相互印證。而由於《日本人電話簿》對部分「慰安所」的特別標註，香港很可能還存在第一至第三「慰安所」及專供陸軍使用的「慰安所」，惟目前史料暫無法確定其位置與現狀。

五海軍食堂半數已獲確認

至於《備忘錄》中的五間海軍指定食堂，《日本人電話簿》記錄了第一至第三食堂。鄺智文指出，《日本人電話簿》只提及第一至第三食堂，「另外幾間可能因停止運作或其他原因未有提及。」

根據鄺智文提供的航空圖片定位信息，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對比現時地圖及現場走訪發現，第二食堂位於軒尼詩道華寧大廈附近；第三食堂位於駱克道中匯大廈附近；第一食堂則因地址僅被標註「東住吉通」，經對照日佔時期香港街道地名更名公示，僅能大致鎖定其於現告士打道一帶，相信距上述其他「慰安設施」不遠。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日軍「慰安婦」制度長逾30年的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早在20多年前亦透過田野調查鎖定一處「慰安所」舊址。加之，李樹芬在回憶錄中所指認的千歲館和千歲花壇，被確定地址的日軍在港「慰安設施」已逾10所。

蘇智良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表示，1999年其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期間，由多名經歷過日佔時期的居民指認，確認位於駱克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處的「東華三院德雅樓」曾被日軍佔用為「慰安所」。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根據建築信息排查發現，該「東華三院德雅樓」已於2004年改建為東超商業中心。

這一結果與香港前高級警司何明新2014年於《明報》發表的「日軍在香港設置了多個慰安所，其中最大規模的慰安所位於灣仔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帶的四層唐樓內」的說法相符。這亦意味着，日軍於香港建設的「慰安設施」，經官方檔案、民間紀錄、空間研究、田野調查四重證據相互印證，已有10處被鎖定了具體位置。

日在華「慰安所」遠超兩千家

除未被佔領的中國西部省區外，日軍於二戰期間，在包括港澳台地區在內的中國24個省市區廣設「慰安所」。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回覆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查詢時表示，已被多方佐證的日軍在華設立的「慰安所」就超過兩千餘個。不過隨着城市建設，大量「慰安所」原建築和香港的現實情況一樣，已永遠消失於推土機的轟鳴聲中，仍倖存的遺址也缺乏必要的保護措施。此外，蘇智良認為，日軍侵華期間，性奴役婦女總數應在40萬左右，其中僅中國婦女就約達20萬人。但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者，僅剩7人。

「慰安所」缺乏考察落地與保護

蘇智良向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表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通過日軍士兵回憶錄、戰時照片、知情者指認等證據相互印證、嚴格「篩查」了逾2,100個「慰安所」，但尚有海量未具完備證據鏈的「慰安所」未被錄入。

近年來，蘇智良帶領研究生團隊，在全國各省逐一進行實證調查，負責廣東地區「慰安所」調查的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王鑫鵬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我們通過大量查閱民國報刊後，再逐個求證，已經掌握了逾90個『慰安所』，較我們過去通過日方檔案摸查到的數據翻了兩倍。」王鑫鵬說。

然而，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大量「慰安所」在連續三十年的內地城市更新中蕩然無存。蘇智良舉例稱，上海擁確鑿證據鏈的「慰安所」數量已累計至182家，但保有原建築的不足20家。其中較為知名的「慰安所」「海乃家」舊址，在兩三年前也已被拆除。日軍在亞洲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舊址，雖已確定保留建築，但在原居民遷出後，一直處於空置狀態，未有任何保護措施。

至於「慰安婦」數量，蘇智良表示，日本學者普遍認同「29：1」之說，即根據生理限度，日軍與「慰安婦」的數量比例約為「29：1」才能大致解決日軍需求。若再考慮因逃亡或死亡需補充的更替率約在1：3.5到1：4.0之間，這意味着，遭日軍性奴役的婦女應在36萬至41萬之間，其中中國婦女約達20萬。「20萬，這只是『最低數字』。」蘇智良說：「儘管這只是逾30年研究和實地調查基礎上的一種推論，但它大致可以反映各國婦女在二戰時期受日軍深重殘害的最低人數概況。」

20萬「慰安婦」現存僅7人

此外，根據研究中心資料顯示，截至2000年前後，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倖存者共418人，其中內地359人、台灣地區59人。隨着2023年台灣最後一位受害者及今年5月7日湖南「小瑞奶奶」的相繼去世，現中國登記在冊倖存者僅餘7人。

「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往往僅為冰山一角，真實的苦難遠遠超出想像。」蘇智良說。

（來源：香港文匯報A12-13：要聞 2026/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