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項昊宇

2月25日，日本自民黨通過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針的建議草案。3月6日，自民黨、日本維新會聯合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議。據日媒透露，日本政府最快將於今年春季作出政策調整，屆時將廢除武器裝備出口限於「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五種類別的條件，大幅鬆綁武器出口限制，包括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上述動向不僅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日本國內也不乏反對聲音。為此，日方故伎重施，企圖再度通過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為其武器出口鬆綁製造藉口。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回應記者質疑時，妄稱中國將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定性為「軍國主義化」是「宣傳戰」，並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數據稱中國是第四大武器出口國，日本連前五十名都沒進，潛在邏輯是：既然中國大量出口武器，日本為何不可？

日方說法不僅邏輯謬誤，更是對中方立場的惡意歪曲。

首先，中日軍備出口性質與背景完全不同，不可類比。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堅定維護者。中國參與國際軍貿，始終遵循聯合國相關決議和國際法準則，在軍品出口方面嚴格遵循三項原則，即有助於接受國的正當自衛能力，不損害有關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不干涉接受國內政。中國從不以武器出口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不謀求以武器裝備換取軍事存在或政治特權。中國歷來反對軍備擴散，在聯合國相關機構積極推動軍控和防擴散，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反觀日本，武器出口鬆綁明顯針對中國、俄羅斯和朝鮮等所謂「外部威脅」，基於冷戰性質的零和博弈思維，服務於遏制與對抗的戰略目標。日擴大武器出口是為推動軍事集團對抗，在地區內製造陣營對立，同中國武器出口的邏輯、目的和效果有本質區別。小泉的說辭是典型的偷換概念。

第二，歷史責任不同，道義基礎有別。中國歷史上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現實中擁有廣袤國土和複雜周邊環境，適度發展國防力量，參與國際軍貿合作，是中國的正當合理權利，有利於維護地區安全。而日本在缺乏對侵略歷史的深刻反省、歷史修正主義氾濫的情況下，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勢必會引發亞洲鄰國的安全關切。無論日武器出口規模是大是小，都需被嚴格審視。這不是雙重標準，而是歷史、事實決定的道義責任差異。忽視這一差異，將侵略國與受害國置於同一道義標尺下衡量，本身就是對歷史正義的漠視，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小泉將中方對日本武器出口問題的批評定性為「宣傳戰」，將中國對日部分實體實施稀土出口管制渲染為所謂「威壓行為」，將武器出口解禁包裝為減少對特定國家依賴的自主防衛舉措。這套敘事邏輯正是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為突破「和平憲法」制約，推進強軍擴武路線所慣用的輿論操作手法。以所謂的「中國威脅」為由，借「自主防衛」之名行強軍擴武之實，其背後是冷戰對抗的零和博弈思維的集中體現。日方試圖通過向外轉移焦點來回應日本國內質疑，完全是無法自圓其說的詭辯，反而暴露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的不純動機，也進一步折射出日本軍事安全政策的危險走向。

日本謀求鬆綁武器出口限制是具有明確戰略野心的「再軍事化」步驟，其背後三大目的昭然若揭：

一是激活軍工產業，突破「專守防衛」原則。二戰後，日本根據「和平憲法」確立「專守防衛」原則，1967年出台「武器出口三原則」嚴格限制武器裝備出口，成為戰後日本走和平道路的標誌性政策之一。然而，2014年安倍晉三內閣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而代之，大幅鬆綁武器出口條件。此次日政府又謀求進一步廢除武器裝備出口限制，甚至為出口殺傷性武器打開方便之門，其實質目的是要使日本成為武器出口大國，並通過出口反哺國內防衛產業，形成「以武養武」的產業閉環。此舉不僅將直接刺激日本軍工產業規模擴張，更將推動日本經濟產業結構向軍事化方向傾斜，進而深刻改變日本的國家走向。

二是服務同盟戰略，強化美日軍事一體化。小泉在記者會上聲稱要擺脫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建立自主防衛能力，顯然指向其盟友美國。這種打着「脫美自立」旗號的說法很有迷惑性，但其實質卻是為了利用美國希望亞太盟友「分擔安全責任」的訴求，謀求在美國「印太戰略」中抬升日本的地位。日本通過向美國盟友及所謂「志同道合」夥伴國提供武器裝備，既可以圍堵抗衡中俄等戰略對手，又能幫助美國減輕地區軍事投入，進而融入美西方作戰體系的殺傷性鏈條，提升日本的全球軍事安全影響。比如，日本擬向澳洲出售「最上級」護衛艦，表面上看是為了經濟利益，深層次戰略盤算則是為了實現與美國盟伴武器裝備的標準化對接，深化美日澳軍事協作一體化。

三是架空憲法制約，加速「再軍事化」。日本憲法第九條明確規定不得擁有陸海空軍隊，放棄戰爭權與交戰權。但長期以來，日政府以修改憲法解釋等方式不斷突破憲法約束，大幅擴充防衛預算，發展進攻性軍力，武器出口解禁正是在這一系列動作的延長線上。在修憲依然面臨多方阻力的背景下，通過補充立法和政策調整逐步蠶食憲法和平條款的約束，已成為日本執政當局屢試不爽的慣用伎倆。這種步步為營的「切香腸」做法正在使日本徹底背棄和平發展路線，重新成為具有戰略冒險傾向的「能戰大國」。

一旦日本全面放開殺傷性武器的出口，潛在危害將是深層次和多維度的。在地區安全層面，此舉將直接加劇亞太地區軍備競賽風險。日本早就是具有很強軍工技術積累的工業強國，其艦艇、戰機、坦克、導彈相關技術具有較高水平。隨着更多日本武器流向敏感區域，勢必將挑動地緣熱點問題升溫，製造新的衝突引爆點，嚴重損害地區和平穩定。在全球秩序層面，日本武器的全球擴散將進一步侵蝕現有的國際軍控體系。《武器貿易條約》等國際機制正因個別國家的「毀約退群」面臨信任赤字，日本全面放開對外軍售軍援將使國際社會管控武器擴散的努力面臨更大阻力。在歷史道義層面，日本作為二戰主要侵略國，其武器出口具有特殊敏感性。中韓等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和民眾，對於日本重走軍事擴張老路始終高度警惕。日方此舉將進一步損害地區國家的安全互信與和解進程。

當然，日本國內也不乏清醒的聲音。在野黨議員在國會上發出了靈魂拷問：「日本一方面教育孩子要愛護和平，一方面製造殺人武器出口他國來牟利，這要如何向孩子們解釋？」殷鑒不遠，無論日本政要如何詭辯，都無法掩蓋日本鬆綁武器出口、謀求「再軍事化」的不良動機和潛在危險，理所應當引起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警惕。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2：評論 2026/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