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業樑
今天（9日），黎智英國安案依法宣判，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其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等罪名成立，判囚二十年。
這一判決並非孤立的司法裁決，而是對外部勢力長期滲透香港、培植代理人作亂的歷史展開的正義審判。結合史料與學術研究成果可見，《蘋果日報》二十餘年的違法造惡，黎智英甘當外部勢力棋子的種種行徑，背後是美國對港持續數十年的滲透操作：從冷戰時期CIA主導的隱蔽文化干預，到《蘋果日報》創辦初期的外勢介入，再到千禧年後通過助手Mark Simon實現的公開勾連，所有軌跡均有跡可循。而這一切的根源，早在數十年前美國對台港的文化與政治滲透中便已埋下伏筆，其運作邏輯與操作模式，在冷戰時期便已形成完備體系。
一、美國對港滲透的歷史根基：冷戰時期CIA主導的「隱蔽權力」運作
美國對香港的滲透並非近年興起，其最早的系統性操作可追溯至冷戰1950-1962年的台港文學場域，而這一過程的核心邏輯與運作模式，被台灣清華大學王梅香博士在2015年9月發表的博士論文《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台港的文學宣傳》中清晰拆解。
王梅香在論文中指出，冷戰時期美國在台港的權力運作並非直接的政治干預，而是以「隱蔽權力」為核心特徵，「將權力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如反共）編織在符號系統之中，透過文學翻譯、改寫作品和共同創作三種方式，以改變形式、改寫內容、塑造人物和情節、使用隱喻象徵等手法，既傳達又掩飾反共政治目的」。這一時期，美國在香港設立的「美國新聞處（美新處）」成為滲透的核心機構，直接接受美國領事館指令，依託「美援文藝體制」構建起「國家私營網絡和在地人際網絡」，實現權力的層層傳遞。
為實現這一隱蔽滲透，美新處不僅聯合台港在地知識分子、作家、出版商，更直接邀請知名作家參與其文學計劃，張愛玲便是其中之一。論文中記載，美新處曾委託張愛玲創作《秧歌》《赤地之戀》等作品，並為其提供創作素材與經濟支持，這些作品看似描寫民間生活，實則暗藏反共傾向，成為美新處對外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工具。王梅香在論文中還提到，美國權力通過國家私營與在地人際這兩種網絡「淡化其政治性，藉由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換，使美國權力運作在文化人身上得以可能」，簡單來說，就是美國官方通過資金資助、資源支援等方式，讓在地文化人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將反共思想包裝成文學作品、翻譯選集，以「文化傳播」的名義進行滲透。
彼時的美新處還會直接主導文學選集的編輯、反共題材作品的創作與出版，比如組織夏濟安、林以亮等在地知識份子編譯《美國散文選》《美國詩選》，看似是純粹的文學翻譯與文化交流，實則是為了「讓世人更加了解美國及其文學」，進而傳播西方價值觀，培養台港民眾親美反共的認知基礎。
同時，美國還會資助香港的第三勢力知識份子創作反共題材的報告文學、小說，如燕歸來的《紅旗下的大學生活》，這部作品由美新處官員McCarthy親自參與改寫，後被譯為英文《The Umbrella Garden》在海外出版，成為向西方抹黑中國的重要工具。王梅香在論文中明確指出，這類作品的創作並非作家自主選擇，而是「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反共文學作品，從資料的蒐集、內容的寫作到最後的出版，也都在美援文藝體制下完成」。
這種「隱蔽權力」的運作模式，成為此後美國對港滲透的核心範本，王梅香將其總結為「去政治化」的過程：「將美國官方的介入轉換成在地文化人的自主，這是美國權力去政治化的過程」。也正是這一時期，美國在香港培養了第一批親美反共的勢力，搭建起滲透的人際網絡與運作管道，為後續數十年的對港干預奠定了基礎，而這一模式的核心——以「非政治」的外衣掩蓋政治干預的本質，也被後續美國對港的各類操作持續沿用。
二、《蘋果日報》創辦：外國勢力介入的早期痕跡與滲透模式的延續
1995年《蘋果日報》創刊之時，香港報業仍處於「文人辦報」的黃金時代，諸多大報均由帶有深厚中華文化身份與民族情懷的文人志士創辦，報業生態蘊含對文化傳承與新聞道德的堅守。《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原則辦報，頭版國際新聞立足華人視角，副刊文化專欄成為香港市民汲取中華文化營養的重要渠道。在當時的報業規則中，獵奇八卦、低俗資訊向來被視為「登不上大雅之堂」，即便偶有相關內容，也僅限於報紙邊角或夾縫頁，絕不佔據核心版面。
然而，《蘋果日報》的橫空出世，徹底摧毀了文人志士用心守護的新聞道德底線。這份由僅在內地讀過幾年小學、偷渡來港的黎智英締造的報紙，將低俗化、八卦化奉為辦報宗旨：頭版徹底拋棄國際新聞與民生關切，轉而以明星緋聞、街頭瑣事為核心，用誇張標題與模糊圖片吸引眼球；專門組建狗仔隊，無孔不入地跟拍明星私生活，甚至闖入私人場所拍攝，嚴重侵犯他人隱私；更公然設立「風月版」，被民眾俗稱為「叫雞指南」，詳細描述風月場所細節與低俗場景，敗壞社會風氣。
與此同時，《蘋果日報》的假新聞氾濫成災，突破了新聞真實性的最低底線：除了捏造「陳健康北上召妓」的虛假獨家報道，還曾編造「某知名藝人吸毒被抓」的謠言，導致該藝人名譽受損、事業停滯；誇大報道「香港某學校發生校園暴力致學生重傷」，事後證實僅是輕微爭執；甚至偽造「內地農產品檢出劇毒農藥」的新聞，引發香港市民對內地食材的恐慌，破壞兩地經貿信任。這些毫無根據的虛假報道，通過煽動性語言與聳動標題廣泛傳播，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與公眾認知。
更值得警惕的是，黎智英憑藉《蘋果日報》快速積累聲名與資本後，進一步擴張其輿論影響力，推出「蘋果動新聞」，以生動畫面與淺顯表述為包裝，將充斥着暴力、低俗、虛假資訊的內容滲透進香港中學生的通識課堂，蠱惑青少年價值觀。與此同時，黎智英藉助《蘋果日報》搭建的輿論平台，主動投靠美國勢力，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政客的「座上賓」：2017年，他會見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商談所謂「香港民主發展」；2019年「黑暴」事件期間，他與美國眾議員格雷厄姆密會，請求美國對香港事務進行干預；此外，他還多次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國會「香港民主促進委員會」成員會面，處心積慮地將香港問題國際化，甘當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棋子。
從運作模式來看，《蘋果日報》創辦初期的資金來源與發展路徑，與冷戰時期美國扶持的「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媒體、出版商高度相似。王梅香在論文中提到，美國對台港文化勢力的扶持核心是「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換」，即通過資金支持讓在地勢力成為其意識形態的傳聲筒。而《蘋果日報》創辦初期，便獲得了海外資本的大量支持，其快速擴張並非單純依靠市場運作，而是藉助外部資金實現了版面擴張、管道鋪設，進而快速積累讀者群體，成為香港輿論場中的一股特殊力量，這正是冷戰時期美國「經濟資本操控文化資本」模式在媒體領域的複製。
三、千禧年後的公開勾連：Mark Simon入局與美國滲透的顯性化
千禧年前後，黎智英聘用Mark Simon作為自己的核心助手，成為《蘋果日報》與外國勢力勾連從「隱蔽」走向「顯性」的關鍵節點，也讓美國對港的滲透操作，從冷戰時期的「文化意識形態灌輸」轉變為直接的政治干預與亂港操作，而Mark Simon的特殊背景，也讓這層勾連的本質暴露無遺。
Mark Simon的父親曾任職美國中情局35年，其本人1986-1991年在美國海軍情報局擔任潛艇分析員，同時還是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這樣的「情報背景+政黨身份」，使其成為美國勢力與黎智英之間的完美紐帶。2000年，經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的親信麥偉林介紹，Mark Simon開始為黎智英工作，此後二十餘年，他雖在《蘋果日報》無正式職位，卻深度參與黎智英的所有核心活動，成為黎智英勾連外國勢力的關鍵人物。
法庭證據顯示，Mark Simon是黎智英在美國政壇的「耳目」，他能夠自由出席美國國會、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為黎智英傳遞美國的政治態度與指令，同時為黎智英搭建起與美國高層政要的聯繫管道——2014年「佔中」事件醞釀期間，正是Mark Simon安排黎智英與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在香港遊艇上秘密會面，這場長達5小時的密會，為後續的反中亂港活動制定了核心策略。而這一操作，與王梅香在論文中提到的美國冷戰時期的「在地人際網絡」運作如出一轍，只不過將當年的「文化人」換成了如今的「政治代理人」，將當年的「文學創作」換成了如今的「政治操弄」。
除了搭建政治聯繫，Mark Simon還負責為黎智英處理「政治黑金」，成為外部勢力資金進入香港、支援反中亂港勢力的操盤手。案情披露顯示，黎智英會將資金轉給Mark Simon，再由其開出發票、本票，向香港的泛民政黨、亂港分子提供資金支持，僅2012年便向社民連、民主黨、公民黨等支付25萬元。在Mark Simon的運作下，《蘋果日報》徹底淪為美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輿論工具，其所有報道都圍繞着美國對港的政治需求展開，背離了新聞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四、黎智英自食其果：「賣國賊」的必然結局
黎智英與《蘋果日報》的所作所為，絕非單純的「媒體行為」，而是一場處心積慮、裏通外國的叛國之舉。黎智英甘當美國對港滲透的「賣國棋子」，主動配合外部勢力進行反中亂港操作，其罪惡行徑早已突破國家安全底線、觸犯人類共同的正義良知，這樣的結局，是所有賣國求榮者的必然歸宿。
從歷史脈絡來看，黎智英的叛國操作始終緊跟美國對港滲透的核心邏輯，甚至主動加碼、愈發囂張。王梅香在論文中指出，美國的「隱蔽權力」運作，意在讓在地代理人「誤識這一切他律權力關係的運作，來自一種文學場域的自律性或是作家本身的自主性」，而黎智英卻是徹底拋棄偽裝，將這種「誤識」轉化為主動的叛國行動。他從未將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從未將自己視為中國人，而是把香港當成討好美國的「祭品」，把自己的榮華富貴建立在出賣國家利益、踐踏香港市民福祉之上。
更值得警惕的是，黎智英的叛國行徑在任何國家、任何文明體系中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死穴」。在美國，《反外國腐敗法》《愛國者法案》對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處罰極其嚴厲，即便是輕微的「通敵」嫌疑，都會面臨終身監禁的懲罰；在英國，叛國罪被列為最嚴重的刑事犯罪，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任何試圖出賣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都會遭到全社會的唾棄與法律的重典。任何國家都會對賣國賊予以最嚴厲的打擊，這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的底線，是人類社會的共同準則。
黎智英案的判決，是香港法治的勝利，更是對「賣國賊」的正義審判。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香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波堤」，讓任何企圖勾結外部勢力、分裂國家的「漢奸」都無處遁形。黎智英這位「賣國賊」的落網，深刻證明：任何背叛國家、出賣民族利益的人，無論其背後有多大的外部勢力撐腰，無論其操弄多少輿論資源，最終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遭到法律的嚴懲與人民的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