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寶珍

朱海作為中國當代文藝工作者，以構思奇偉、氣象恢宏的寫作特點聲名鵲起，他曾為多個國家重大晚會和重要文化活動擔任總策劃或總撰稿，其中包括央視春晚、「我們的四十年」「偉大征程」「九三晚會」等。由他編劇的原創話劇《筆長城——一張報紙的抗戰》，以《大公報》在抗日戰爭時期輾轉津、滬、漢、渝、港、桂等地，堅持文化抗戰、信守民族氣節、鼓舞鬥志、抗擊敵寇的行動軌跡為經緯，熔鑄歷史真實與藝術創造於一體，形成了一部規模浩大、群像式、史詩體戲劇。該劇以歷史視野、獨特結構、人物群像以及鮮明的藝術風格，在中國當代抗戰題材戲劇創作中獨樹一幟。

以文化人 以文塑魂

作為抗戰時期的重要報紙，《大公報》在民族危難之際，既牽連着命脈國體，也疊映着世相人心。一篇篇文稿的字裏行間，是辦報人的心血汗水，是抗敵的不屈意志，是戰場的血雨腥風，是世界的風雲激盪。此劇超越了單純表現正面戰場的常規敘事，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藝術視角——文化抗戰，特別是新聞抗戰，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鐫刻了民族抗敵的歷史豐碑。

劇本圍繞《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生動刻畫了以張季鸞、胡政之為核心的報人群體，他們不是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士兵，卻是精神領域不可或缺的勇士。劇作以《大公報》為敘事焦點，不局限於報館一隅，而是輻射至戰場、後方、國際舞台乃至敵方陣營。通過范長江、陸詒等戰地記者的視角，展現了前線將士的浴血奮戰；通過狗剩兒、魏大個、茶館老闆等普通民眾的穿插，反映了戰爭背景下民族的苦難、堅韌與抗爭；通過描繪日本「筆部隊」的虛假宣傳，反襯出法西斯文化侵略的猖狂與兇險。這種多維度、全景式的敘事，深刻闡明了抗日戰爭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抗戰，勝利的根基在於全民族的覺醒與鬥爭。在民族存亡關頭，《大公報》的報人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以一篇篇社評、一則則報道、一聲聲吶喊，傳遞真相、鼓舞士氣、揭露賣國醜行、激發必勝信念，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文以載道」「文脈永昌」的優良傳統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現世抱負，傳遞了正面而積極的文化力量。

此劇雖沒有標明「政論體」「文獻劇」屬性，但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時代風貌，劇中有大量取材《大公報》的真實報道、社評和歷史事件，如「明恥教戰」「我們在割稻子」「汪日密約」「日本投降矣」，賦予劇作厚重的質感和客觀屬性。它強調了新聞的生命在於客觀真實，媒體的力量在於公信正義。在信息、輿論日益重要的今天，此劇對文化強國、愛國主義的弘揚，對新聞職業精神的呼喚，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和社會效益。

史詩敘事 板塊結構

為承載全民族抗戰的史詩性內容，此劇採用了獨具匠心的板塊拼合型立體結構，融合了編年史的線性敘事與多維空間呈現，形成了張弛有度、縱橫交錯的藝術效果。

全劇八幕戲，以「遷徙」為經，嚴格遵循歷史時序，以《大公報》在抗戰中的六次遷徙為情節主線，從「九一八」事變到日寇投降，從一萬期的慶賀到一萬五千期的執著，從平津淪陷、淞滬會戰、南京失守，到武漢會戰、香港淪陷、抗戰勝利，每一次遷徙都對應着戰局的重大轉折，表現出《大公報》報人櫛風沐雨的艱辛與堅韌不拔的意志。這種結構清晰地勾勒出戰爭的發展脈絡和報社的遷移路程，使劇作具有了編年史的嚴謹性和歷史氛圍的真實性。遷徙本身不僅是地理位置的變更，更是報社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象徵，每一次閉館與復刊都充滿了悲壯，也鑄造着希望。

此劇在線性敘事的框架內，每一幕並非平鋪直敘，而是圍繞一個或數個核心事件展開，形成相對獨立的戲劇單元。例如，第一幕聚焦「一萬號慶典」與「九一八」爆發的戲劇性衝突；第三幕集中展現淞滬會戰的慘烈與新聞傳遞的艱難；第五幕刻畫重慶大轟炸下的文化堅守與《聯合報》的誕生。這種板塊化情景處理，使得每一幕都有核心衝突、高潮和懸念，保障了戲劇的張力和內涵的豐富。同時，劇本巧妙嵌入「高光」事件，如英文版《論持久戰》的誕生、「中國的西北角」、重慶談判等作為對主線的補充和深化，豐富了敘事的具象化和層次感。

此劇在編劇法中採用多空間並置、刪繁就簡，以實現時空的自由轉換。報館、戰場、法庭、茶館、東京等不同空間交錯出現、並行呈現，形成了戲劇蒙太奇效果。劇中融入的數來寶、京韻大鼓、上海說唱、湖北大鼓、桂林漁鼓等地方曲藝形式，不僅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和時代氣息，更強化了沉浸式的觀劇體驗。

群像勾勒 個性刻畫

此劇人物眾多，形象豐富，但主次分明，核心突出，成功地避免了概念化、臉譜化，核心人物「新記三巨頭」的刻畫立體生動，個性迥然。總編輯張季鸞是劇魂所在，他「外和易而內剛正」，文筆犀利，心懷家國，劇中通過「法庭抗辯」「口述社評」「稻田獨白」等場景，將其「文章報國」的信念、身處歷史漩渦的複雜心境，刻畫得淋漓盡致。總經理胡政之精明幹練、善於經營，既有「拆彈」的膽識，也有在危局中組織「聯合出報」的魄力。

劇作成功塑造了《大公報》豐富多元的群體肖像，如王芸生、范長江、徐鑄成、蕭乾、楊剛等性格各異，對新聞的敏感性和職業操守卻如出一轍。抗戰期間，《大公報》多次輾轉，歷經磨難，其戰地記者活躍於東西方兩大戰場，揚我國威，展我襟抱，長我志氣，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劇中以點睛之筆刻畫了領袖形象，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郭沫若等歷史人物，往往通過記者或民眾的視角，寥寥數筆，既尊重史實，又服務劇情，烘托了時代氛圍。難能可貴的是，劇中對「小人物」充滿溫情與力量的描繪：賣報娃狗剩兒的機靈與成長，退伍兵魏大個的耿直與悲愴，花生米小販、茶館老闆的市井智慧與家國情懷，他們共同構成了抗戰的民眾基礎。反派方面，日本「筆部隊」的德田、美子等也並非簡單的符號，德田的狡詐與「文化洗腦」戰術，美子作為作家在軍國主義裹挾下從狂熱到空虛的變化，都具有一定的深度，揭示了戰爭中人性的複雜。

全景展現 詩意融合

此劇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藝術風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強烈的政論色彩。這是此劇的風格標籤。劇中大量植入了《大公報》刊登的社評、新聞、報道、歷史文獻，人物對話充滿思辨色彩，直接探討戰爭性質、國家前途、文化使命等宏大命題。這種政論性並非生硬的說教，而是與劇情、處境、人物命運緊密相連，提升了劇作的思想高度，超越了情節劇的框囿，顯現了深沉的歷史意識和人文精神。

二是史詩性的追求與表達。無論是時間跨度、空間廣度，還是所涉及的歷史事件的重大程度，此劇都體現了宏大的視角和藝術的抱負。它通過多線索、多場景、立體交叉式的敘事結構，再現了一個時代全民抗戰的歷史圖景。舞台呈現上，運用了大型投影再現歷史照片、報紙版面、戰爭畫面，以象徵性道具如軍旗、罐頭炸彈、稻田等，營造出恢宏壯闊的史詩氣場。

三是象徵手法的嫻熟運用。劇中含有豐富的象徵意象，「報紙」本身是文化的載體和文明的象徵；「六次遷徙」象徵着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堅韌；張季鸞說「我只想做個種稻子的人」，象徵着腳踏實地、滋養民族的默默奉獻；敵人送給編輯部的「罐頭炸彈」象徵着生命的威脅與不屈的意志；「為人民服務」的題詞則象徵着一個新政權的光明未來。這些象徵手法含蓄而有力，深化了主題立意。

四是悲壯與激昂交織的美學風格。全劇的基調悲壯而不悲觀，激昂但不虛張，真實展現了文化抗戰、全民抗戰的艱苦卓絕，着力渲染了民族精神的偉力、民族智慧的超拔和民族力量的崛起。從天津、上海、漢口、香港的相繼閉館，到重慶的頑強堅守，再到勝利的最終來臨，劇情在壓抑與希望中螺旋式升騰，最終匯聚成一股滌蕩人心的愛國主義情感洪流。

《筆長城——一張報紙的抗戰》成功地將一部報紙的抗戰史，昇華為一部關於民族氣節、文化擔當的宏偉史詩。它不僅是對一段崢嶸歲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對愛國主義精神和新聞專業素質的深刻詮釋。其將政論性、史詩性與戲劇性相融合的藝術探索，為中國當代歷史題材戲劇創作提供了可貴經驗，並賦予我們深刻的人文啟示。它提醒我們，在槍炮之外，還有一場關乎人心與精神的「文化抗戰」，而堅持真理、記錄歷史的如椽之筆，同樣是凝聚人心、鼓舞鬥志、贏得勝利的大國利器。

（作者係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文聯特約評論家）

（來源：大公報B1：副刊 2026/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