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振

編寫《舒同年譜》二十餘年、系統梳理近千萬字史料的過程中，我愈發清晰地認識到：舒同先生的歷史形象，不只「書法家」這一單一標籤所能概括。他是與聶榮臻並肩締造晉察冀模範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擘畫者，是深得毛澤東同志信任、屢獲親筆電文指示的軍事指揮家，是萊蕪戰役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統戰尖兵，更是兼具王陽明「知行合一」擔當與范仲淹「先憂後樂」情懷的文人先驅。筆墨是他馳騁沙場的特殊武器，而戰略眼光、指揮才能與革命膽識，才是支撐他波瀾壯闊一生的核心底色。從晉察冀的抗日烽火到萊蕪戰場的決勝時刻，舒同用實打實的軍事功績與文化擔當，印證了「文人能仗劍，翰墨亦戎裝」的時代傳奇，也為中國人民大學「黨辦的大學讓黨放心」的紅色基因，注入了兼具歷史深度與精神力量的鮮活註腳。

晉察冀烽火：與聶榮臻共創模範根據地，以文韜武略築牢抗戰根基

1937年七七事變後，華北大地陷入戰火硝煙，日軍長驅直入，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成為挽救民族危亡的關鍵。同年11月，晉察冀軍區在阜平正式成立，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舒同出任軍區政治部主任，兩位革命先輩自此開啟了攜手締造敵後抗戰堡壘的壯闊征程。彼時的晉察冀，地處敵偽頑勢力交織的複雜地帶，日軍的瘋狂「掃蕩」與經濟封鎖接踵而至，根據地面臨着缺兵少糧、缺槍少彈、群眾基礎薄弱的多重困境。舒同與聶榮臻默契配合，以「軍事鬥爭為核心、政治建設為保障、文化宣傳為紐帶、民生保障為根基」的戰略思路，一邊運籌帷幄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日軍一次次「掃蕩」，一邊擘畫根據地建設藍圖，凝聚軍民同心抗戰的磅礴力量，最終將晉察冀打造成全國聞名的「模範抗日根據地」。

這一「模範」之稱，不是空泛讚譽，而是有着實打實的實踐支撐。在舒同的統籌推動下，晉察冀根據地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動員體系，通過「減租減息」政策改善民生，以「民主選舉」制度凝聚民心，讓群眾真正感受到「根據地是自己的家園」。1938年春，舒同牽頭組織「冀中民意測驗」，覆蓋20餘縣、10萬餘名群眾，廣泛收集對根據地建設的意見建議，這種尊重民意、依靠群眾的工作方法，成為根據地穩固發展的重要保障。同時，他主導建立了「抗大第二分校」「華北聯合大學」等一批軍政院校，培養了數萬餘名軍政骨幹，這些人才後來成為抗戰勝利與新中國建設的中堅力量。晉察冀根據地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全國敵後根據地建設提供了可複製、可推廣的寶貴經驗，更向全國乃至世界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的強大生命力。

在根據地建設中，舒同將文化宣傳與軍事鬥爭緊密結合，一手締造了被譽為「民族的號筒」的《抗敵報》。1937年12月11日，在反「掃蕩」的緊張戰局中，舒同帶領幾名文化工作者，在阜平一座破舊的天主教堂裏，用簡陋的石印設備創辦了《抗敵報》，這是淪陷區同胞看到的第一份抗日救國報紙。報紙創刊之初，條件極為艱苦，紙張緊缺就用麻紙、草紙替代，油墨不足就用松煙自製，日軍多次突襲報社、炸毀印刷機器，舒同始終帶領團隊堅守陣地，轉移至五台山東麓大甘河村後迅速復刊。他親自題寫報頭，字體剛勁有力、氣韻貫通，成為激勵根據地軍民的精神符號；他起草的《本報重要啟事》中，「敵人雖然炸毀我們的印報機器，卻不能毀掉報社工作同志們堅決奮鬥的精神」這句話，更是成為根據地軍民不屈不撓抗戰精神的生動寫照。舒同還為報紙定下「鑿山開道的毅力，艱苦奮鬥的精神」的辦報宗旨，將這份報紙打造成宣傳真理、動員群眾、瓦解敵軍的重要武器，發行量從最初的幾百份迅速增長到數萬份，覆蓋晉察冀及周邊敵佔區，成為連接軍民、傳遞希望的重要紐帶。

而《抗敵報》1939年9月17日發表的舒同與聶榮臻聯名《致東根清一郎書》，更是成為超越時代的統戰經典與文化豐碑，其思想深度、精神境界與文學價值，足可與范仲淹《岳陽樓記》相媲美。《岳陽樓記》作於北宋年間，范仲淹雖未親至岳陽樓，卻以「銜遠山，吞長江」的壯闊筆觸，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家國情懷與政治抱負，成為千百年來文人擔當的精神標杆；《致東根清一郎書》則誕生於抗日烽火之中，舒同以「中日兩大民族，屹然立於東亞，互助則共存共榮，相攻則兩敗俱傷」的深邃洞察，彰顯革命者的國際視野與人文擔當，兩篇文章雖時隔千年、境遇迥異，卻同樣以筆墨為載體，傳遞着「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內核。范仲淹心繫百姓疾苦，憂心國家安危，舒同胸懷人類和平，痛斥侵略暴行；范仲淹以文字明志，舒同以筆墨救國，二者皆是文人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極致體現，共同詮釋了中華文脈中「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永恒價值。

這篇檄文更展現了舒同與王陽明「知行合一」一脈相承的實踐品格。王陽明以文人之身領兵平叛，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哲學主張，強調思想與行動的高度統一；舒同則以軍區政治部主任之職，在戰火紛飛的敵後戰場揮毫着文，既是對「抗日救國」真理的深刻認知，更是瓦解敵軍、凝聚人心的具體實踐。文中「車有過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絕非簡單的景物描寫，而是以被迫參戰士兵的視角，控訴戰爭機器將無辜民眾推向死亡深淵的荒謬與殘酷——本應載人歸家、承載團圓期盼的交通工具，卻在侵略戰爭中成為隔絕故土、加速毀滅的工具，這份「恨」與「感」，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血淚聲討，更是對人性的深切關懷。「見異域之日迫，望故鄉而彌遠」一句，更是將這種痛苦升華為哲學拷問，地理上的「日迫」與心理上的「彌遠」形成尖銳對比，深刻揭示了侵略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對家園情懷的摧殘，讓日軍士兵在字裏行間感受到戰爭的虛無與悲哀。而「山非富士，不見秀麗之峰；樹無櫻花，莫睹鮮艷之枝」，則通過文化符號的缺失進行精神祛魅，讓日軍士兵清醒地意識到，軍國主義鼓吹的「聖戰榮耀」在異國焦土上早已化為泡影，留下的唯有精神荒蕪與文化失落，這種以文化共情瓦解敵軍士氣的方式，遠比單純的軍事威懾更具穿透力。

《致東根清一郎書》的重要意義，遠超一篇普通的統戰檄文，其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值得深入挖掘：其一，它打破了戰爭時期非黑即白的對立思維，精準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普通日本民眾，提出「中日兩大民族本無深仇大恨，罪在軍閥」的核心觀點，為敵後統戰工作提供了「分化瓦解、精準施策」的範本。據史料記載，這封信發表後，先後有數百名日軍士兵認清侵略本質，選擇向晉察冀根據地投誠或起義，成為抗戰時期統戰工作的成功典範。其二，它以文言為體、以真誠為魂，既彰顯了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傳遞了共產黨人的和平誠意。文中既有「蓋戰爭者，非中日民族之爭，實中日兩國人民與日本軍閥之爭也」的鮮明立場，又有「願與日本人民攜手，共破軍閥之迷夢，同赴和平之坦途」的真誠期許，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以文止戈」的典範。其三，它將民族大義與人文關懷融為一體，既嚴厲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壓榨大眾之血汗，驅國民於絕路，犧牲頭顱以逞野心」的侵略行徑，又表達了對日本普通民眾遭受戰爭苦難的深切同情，這種兼具正義性與包容性的立場，為後世處理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思想借鑒。其四，它充分印證了舒同「文人打仗」的獨特智慧——無需刀槍相向，僅憑筆墨文章，便能直擊人心、瓦解敵軍士氣，成為軍事鬥爭的重要補充。這份報紙後來發展為《晉察冀日報》，1948年與晉冀魯豫邊區報紙合併為《人民日報》，成為黨中央機關報的重要源頭，其傳承的「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的鬥爭精神，至今仍在激勵着新聞工作者堅守初心、擔當使命。

舒同以筆墨為橋，讓國際友人白求恩的事跡傳遍全國、激勵人心。1938年，白求恩大夫不遠萬里來到晉察冀根據地，投身抗日醫療事業，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與精湛的醫療技術，深深打動了根據地軍民。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搶救傷員時不幸感染，壯烈犧牲，舒同悲痛萬分，親自題寫「白求恩大夫追悼大會」會標、「永不磨滅的光輝」輓詞及「白求恩墓」碑銘，每一筆都飽含崇敬之情，以遒勁筆墨定格這位國際主義戰士的崇高形象。同時，他組織《抗敵報》開闢專題專欄，集中報道白求恩的醫療事跡與奉獻精神，詳細記述他冒着槍林彈雨搶救傷員、創辦「模範醫院」、培訓醫療骨幹的感人故事，讓「白求恩精神」迅速融入根據地軍民的血脈，成為凝聚抗戰力量的精神旗幟。在舒同的推動下，晉察冀根據地掀起了「學習白求恩」的熱潮，大批青年投身醫療事業，許多群眾自發參與戰地救護，形成了軍民同心、共抗強敵的良好局面。而白求恩精神也跨越時空，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在激勵着後人堅守初心、無私奉獻。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意義，遠超單一戰場的範疇，其歷史貢獻值得永遠銘記：其一，它率先實現了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系統化建設，開創了「軍事鬥爭、政治建設、文化宣傳、民生保障」四位一體的根據地模式，為全國敵後抗戰提供了戰略支點，使敵後戰場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通過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先後粉碎日軍百餘次「掃蕩」，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減輕了正面戰場壓力，為抗戰勝利贏得了寶貴時間。其三，它培育了一批軍政雙全的革命骨幹，形成了寶貴的抗戰精神與工作方法，這些人才與經驗在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四，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決心與執政能力，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與國際友人投身根據地建設，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而舒同在這一過程中展現的統籌協調、宣傳動員、統戰工作能力，正是根據地成功的關鍵支撐，他以文韜武略為晉察冀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立下了不朽功勳。

1946年電文為證：毛澤東信賴的軍事智囊，萊蕪戰役「深入虎穴」建奇功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中國革命進入關鍵轉折期。舒同出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局常委，成為華東戰場的核心指揮成員之一，與陳毅等同志一道肩負起保衛解放區、粉碎國民黨軍隊進攻的重要使命。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多次親筆發電給舒同（多與陳毅等同志聯名），這些電文既是黨中央對華東戰場的戰略部署，更是對舒同軍事才能與戰略眼光的高度認可，字裏行間盡顯信任與倚重，成為還原舒同軍事指揮家本色的重要史料佐證。

1946年6月5日，毛澤東同志親筆致電陳毅、舒同，指令「望於數日內攻取泰安、大汶口、張店、周村、德州、棗莊等地，愈快愈好」。這封電文看似簡短，卻蘊含着深刻的戰略考量——泰安、大汶口等地是膠濟鐵路與津浦鐵路的關鍵節點，控制這些地區既能切斷國民黨軍隊的運輸補給線，又能擴大解放區範圍，形成對濟南、徐州等戰略要地的包圍態勢。舒同與陳毅接到電令後，迅速召開軍事會議，統籌部署兵力，制定作戰計劃，僅用十餘天時間便順利攻克多地，圓滿完成中央賦予的戰略任務，為華東戰場的初期作戰奠定了堅實基礎。6月15日，針對聊城及周邊萬餘偽軍的清剿任務，中央軍委再次電令陳舒與劉鄧薄部協同作戰，要求「迅速肅清該匪，以除後患」。舒同深知偽軍盤踞多年，根基深厚，且與國民黨軍隊聯繫密切，若不及時肅清，必將成為華東戰場的後顧之憂。他隨即統籌渤海部隊一萬餘人出征，與劉鄧薄部密切配合，制定「分割包圍、逐個殲滅」的戰術，僅用半個月時間便徹底肅清聊城及周邊偽軍，解除了華東戰場的側翼威脅。

6月24日，中央軍委發出更為重要的戰略部署電文，明確賦予「陳舒全力擔負佔領徐蚌間鐵路線及調動徐敵出擊而殲滅之」的戰略使命。徐蚌地區是津浦鐵路與隴海鐵路的交匯樞紐，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控制這一地區既能切斷國民黨軍隊南北聯繫，又能牽制徐州敵軍主力，為全國戰局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舒同與陳毅接到電令後，深入分析徐蚌地區的敵我態勢，制定了「先破後立、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先組織群眾徹底破壞徐蚌間鐵路線，切斷敵軍補給與增援通道，再以部分兵力牽制敵軍，主力部隊隱蔽待機，待敵軍出擊後迅速集結兵力將其殲滅。這一作戰方針既符合中央戰略意圖，又充分考慮了華東戰場的實際情況，展現了舒同精準的戰略研判能力與靈活的戰術運用能力。尤為值得稱道的是，6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同志致中央軍委的回電中，主動提議後續協同作戰「由陳舒統一指揮」，直言「那一帶陳舒熟悉，我們非常生疏，連地圖還都沒有，實在困難，絕非客氣」。這份發自肺腑的認可，絕非偶然，而是建立在舒同多年軍事實踐與戰略智慧基礎之上的，充分彰顯了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深厚造詣與崇高威望。

1946年6月28日，陳毅、舒同聯名致電中央，結合華東戰場實際情況，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戰的不利局面，建議兩地野戰軍獨立作戰、沉着應變。他們在電文中詳細闡述了淮北、淮南地區國民黨軍隊兵力部署密集、地形不利於游擊戰爭等實際問題，提出「先鞏固蘇中、魯南解放區，再伺機南下作戰」的戰略建議。中央軍委經過慎重研究，採納了這一符合實際的戰略建議，調整了原定作戰計劃，為後續蘇中戰役、宿北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一細節充分說明，舒同絕非單純的戰略執行者，更能基於戰場實際情況提出建設性意見，成為毛澤東同志倚重的「智囊型」軍事人才。他的戰略思想既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能因地制宜、靈活變通，體現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精髓，這也是他能夠在複雜戰局中屢創佳績的重要原因。

真正彰顯舒同軍事膽識與統戰智慧的，是萊蕪戰役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傳奇經歷。1946年底，國民黨軍隊對華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與我黨有秘密聯繫）率部進駐山東平度地區，成為國民黨軍隊進攻華東解放區的重要力量。黨中央密電華東局，要求派人聯絡韓練成，爭取其配合華東野戰軍作戰。韓練成深知此事事關重大，要求華東局派高級別負責人面談，面對敵佔區的重重危險——敵軍嚴密的封鎖、無處不在的特務監視、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陳毅果斷拍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派舒同去！」舒同作為華東局常委、軍區政治部主任，兼具高級別職位、豐富的統戰經驗與卓越的應變能力，成為完成這一危險任務的不二人選。

1947年1月，舒同帶着黨中央的密信與「諜報證」，喬裝打扮深入平度縣城敵營。進入敵營後，舒同立即被韓練成軟禁在一處秘密住所，周圍布滿特務，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視，隨時面臨暴露的危險。但舒同沉着冷靜、臨危不亂，在與韓練成的秘密會談中，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變通——他首先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主張與解放戰爭的正義性，詳細分析了全國戰局的發展趨勢，讓韓練成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本質與失敗命運；同時，他充分尊重韓練成的個人顧慮，承諾對其秘密聯繫我黨一事嚴格保密，保障其家人安全，打消了韓練成的後顧之憂。經過多次深入會談，舒同與韓練成最終達成五點秘密協議：韓練成提供國民黨軍隊核心情報，包括兵力部署、作戰計劃、指揮體系等；在萊蕪戰役關鍵節點脫離指揮，造成國民黨軍隊指揮混亂；配合華東野戰軍作戰，牽制國民黨軍隊其他部隊；華東野戰軍保障韓練成及其親信的人身安全；戰役勝利後，韓練成根據個人意願選擇後續去向。

1947年2月萊蕪戰役打響，正如舒同與韓練成事先約定的那樣，韓練成在戰役關鍵節點突然脫離指揮，導致國民黨四十六軍群龍無首、軍心大亂。同時，韓練成提供的核心情報讓華東野戰軍對國民黨軍隊的兵力部署、作戰計劃瞭如指掌，陳毅、舒同果斷調整作戰部署，指揮華東野戰軍迅速完成對國民黨軍隊的包圍。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華東野戰軍以極小代價殲敵七萬餘人，俘虜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多名，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華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創造了解放戰爭初期運動戰的典範。舒同此次「深入虎穴」，不僅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非凡膽識與革命氣節，更以統戰工作的重大突破，印證了他「文武雙全」的綜合素養——既能在指揮部運籌帷幄、制定戰略，也能在敵營中沉着應變、化險為夷，為戰役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一傳奇經歷，也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統戰工作與軍事鬥爭相結合的成功典範，被載入史冊。

縱觀舒同先生的一生，書法是他留給世人的文化瑰寶，「舒體」書法以「寬博端莊、圓勁婉通、剛柔相濟、雍容大度」的獨特風貌，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流派，影響深遠。但軍事指揮、戰略謀劃、統戰攻堅的功績，更彰顯了他作為革命先輩的核心價值。毛澤東同志的一封封電文是歷史的見證，印證了他的軍事才能；晉察冀根據地的建設實踐是不朽的豐碑，彰顯了他的統籌智慧；《致東根清一郎書》的筆墨是文人擔當的生動寫照，堪比《岳陽樓記》的精神高度，傳承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品格；萊蕪戰役的傳奇經歷是膽識與智慧的完美體現，展現了他的革命擔當。作為舒同研究的深耕者，我們有責任還原他「書法家之外」的完整形象——他是一位真正的軍事指揮家，一位將筆墨融入硝煙、將信仰化為戰功的時代先驅，更是一位以文字踐行使命、以文化擔當天下的文人楷模。

中國人民大學舒同研究中心的成立，既是對舒同先生的深切緬懷，更是對其精神遺產的傳承與弘揚。我們將持續深挖史料，系統梳理舒同在晉察冀的根據地建設實踐、《致東根清一郎書》的創作背景與思想價值、1946年電文背後的戰略決策細節、萊蕪戰役的統戰歷程，讓更多人了解他「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傳奇人生。同時，我們將以舒同先生的革命精神與文化擔當為指引，立足中國人民大學的紅色基因與學術優勢，深入開展舒同思想、舒同軍事實踐、舒同書法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推出一批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為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貢獻力量。

舒同先生的精神，是信仰堅定、忠誠於黨的革命精神，是不畏艱難、艱苦奮鬥的奮鬥精神，是潛心鑽研、精益求精的藝術精神，是胸懷天下、擔當有為的文人精神。這份「筆鑄軍魂、功濟天下」的精神遺產，必將成為激勵後人的寶貴財富。願我們能從舒同先生的人生與實踐中汲取力量，堅守信仰、勇擔使命，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筆墨之魂，千秋不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舒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