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楊盈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保留軀體的完整、「完膚」、「入土為安」等早已深植於華人的文化血脈之中，反之遺體虧損則是對死者的不敬，甚或視為不吉利。然而，隨着生死教育的日漸普及，這些固有的概念似乎在悄悄發生變化。

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的解剖枱上，一具具沉默的身體，被尊稱為「大體老師」，他們以肉身鋪就醫學的道路，讓醫學生在神經與肌理之間，讀懂人體結構、克服對遺體的恐懼，更明白生命的重量，同時也推動着醫學研究的進步。該校自2012年起推動遺體捐贈計劃，鼓勵市民辭世後將遺體贈作教研用途。相關的登記人數由昔日每年200多人，增至現在約500人，累計至少8,700人成功登記，數字反映了死亡議題由禁忌變成奉獻的文明進程。他們的生命價值早不拘泥於形體完整，而是直視死亡，並以行動造福世界，雖死猶生。

港大遺體捐贈計劃項目統籌楊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大體老師的無私奉獻，可為醫學生提供最真實的人體結構學習經驗，同時傳承醫學人文精神，「人體解剖教學能讓學生直觀理解複雜的生理結構，是醫學教育的基石，更能啟發未來醫生以專業與同理心服務社會」。他亦期望藉此推動公眾關注生死議題，促進社會對醫療事業的支持。

香港大學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接受遺體捐贈，每年僅1宗至3宗，遠不足以應付教學所需，故主要依賴政府分配無人認領的遺體給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院校。然而隨着社會進步、醫學倫理與個人權益意識提升，過去十多年，將無人認領的遺體用作教學在學術界爭議漸大，故現時香港已全面停止。

目前所有大體老師皆源於自願捐贈，楊鑒指出，港大正式推出捐贈計劃之前，每年僅有六七十位大體老師，還需由兩所大學分配，供應長期短缺且不穩定。上述計劃落地後，醫學院可接收約100位，當時實際數目受設施容量和需求所限。在設施擴充後，現時容量約為150位，主要用於本科及畢業後醫學學位課程、臨床醫生培訓與臨床研究，實際需求會按學生數目與教學空間而調節。

每年約500人登記 證社會認受程度高

至於市民登記意慾，更遠高於當年實際捐贈量，由登記至真正捐贈往往相隔數十年，目前每年約有500人登記，顯示社會整體認受程度甚高。為致敬這些跨越生命界限的贈與，港大將每年3月3日定為「港大遺體捐贈日」，寓意三三不盡，生生不息。

對於捐贈者的要求，體貌特徵無特別限制，亦接受帶有特殊疾病的遺體，但須符合年滿18歲、屬自然死亡、且未患高風險傳染病。若涉及刑事案件或死於意外事故，則不予接受。此外，基於防腐與保存技術限制，仍需視情況而定，例如體重一般不超過80公斤（約176磅），遺體表面不得有大面積皮膚損傷，以確保教學與研究的品質與安全。楊鑒透露：「我為此減磅，以符合大體老師的捐贈資格，並已完成登記，希望將來有機會繼續以身作則，貢獻醫學教育。」

最大挑戰非無人肯捐 而是家屬認同

港大的調查顯示，84%受訪者知悉遺體捐贈，其中51%願意捐贈，認受度跨越種族、年齡與宗教。不過，楊鑒坦言計劃面臨最大的挑戰並非無人肯捐，而是家屬的認同，「即使當事人生前已完成登記，最終仍需獲得直系親屬或照顧者的書面同意。」醫學院會絕對尊重家屬意願，不會強制執行，「我們會透過持續宣傳、教育及資訊透明化，讓更多人了解程序及意義，協助大體老師有尊嚴地完成捐贈。」

防腐師：入職須具備膽識與同理心

在醫學院的解剖學教室裏，防腐師的角色十分重要，他們職責廣泛：從接收與清潔遺體、修補與防腐，到配合教學進度準備標本、支援教學與器材操作。其中，港大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技術經理、遺體捐贈計劃防腐師黃永亮（Patrick），中學畢業後即投身港大，至今逾30年，服務過不同部門；約40歲時正式轉職為防腐師，投身這個領域17年。

「軟防腐」發展 為模擬手術訓練拓新局

他指科技進步正改變防腐師的工作，例如過去20年「軟防腐」的發展為模擬手術訓練打開了新局面：它能更好地保留器官與組織的柔軟度，使醫生在訓練時的手感更接近真實的臨床情況。港大團隊採用相對簡化、可保存約一星期的方案，這可配合短期密集訓練的需要；而傳統全身防腐，則是在9個月至12個月的慢速滲透後，使遺體達到穩定、堅實的狀態，適合長期、系統性的解剖學習。

防腐的過程中，每一次灌注藥水、觀察，都是精密工作，血管變異、動脈脆弱、局部「不上藥」等難題，無不考驗防腐師的經驗與耐心，同時提醒着團隊要尊重大體老師的身體。

港大硬件與人手續擴充

遺體捐贈日漸為社會接受，同時醫科生與臨床訓練的需求同步上升，港大處理大體老師的硬件與人手皆持續擴充。Patrick表示，冷藏櫃容量增加約五成，防腐室以往同時處理兩位大體老師，現已提升一倍；相關團隊由17年前的3人增至9人，與醫科生人數由不足百人增至逾300人的增幅相對應。在教學現場，傳統與數碼雙軌並行，「解剖學現已離不開電腦輔助與VR工具，學生能在課後反覆查看血管、神經與器官的空間關係，彌補在接觸大體老師時一次切割難以回頭的問題。」

要成為防腐師，膽識與同理心十分重要，「招聘時，會讓應徵者面對遺體，觀察其性格是否能以專業而溫和的方式處理大體老師。不少人以為自己不怕，但真正走到床邊時卻會遲疑。」同時，基礎生物與人體結構知識、團隊合作及電腦與教學支援能力，都是必備條件。

談到印象深刻的故事，Patrick提到有一次接待中學生參觀實驗室，他與帶隊老師聊天，對方提到其大學同學也是大體老師。此外，每逢聖誕、父親節，團隊就會收到大體老師家屬寄來的卡片，卡片是寫給那位大體老師的。當中提到，作為人師，他生前站着教，身故後躺着教；作為人父，他的離去讓年幼的孩子學會用另一種方式去表達思念。

正是這些時刻，讓Patrick更堅定地以專業與溫度守護每一位大體老師──因為他們不是標本，而是以身相授的老師，是將善意化為醫療進步的無名英雄。

醫科生：助細察人體結構 虛擬解剖難取代觸感

楊鑒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部，後來在英國攻讀神經科學博士學位，2007年畢業後加入港大解剖學系，自2012年起致力於解剖學和組織學教育，指導過一屆又一屆的醫科生。其中一位醫科生的分享令他印象難忘：一次解剖課後，這位醫科生看到一張由大體老師計劃參加者寫下的小紙條：「你好，我教育程度不高，也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我就稱你們為未來的白衣天使吧。」簡短留言，激勵着同學立志成為好醫生，最後這名年輕人不但順利成為醫生，畢業後還堅持回校指導學弟學妹，不負期許。這令楊鑒深感安慰，也見證了大體老師的奉獻精神及感召力。

港大醫學院三年級生鄔承祐（Edison）自小對解剖學抱有濃厚興趣。一年級首次接觸大體老師，當時課程聚焦循環與呼吸系統，「那位大體老師因肺癌離世，我與同學打開其胸腔時，看見黑色的纖維化組織，以及癌細胞如何侵入管道，令患者最終無法呼吸，當時深刻感受到人體的脆弱與疾病的無情。」

不過，真正的「第一刀」也讓他要面對自身不足。Edison坦言，原以為已熟記書本知識，但實際操作時才發現對許多結構與神經分布並不熟悉，意識到僅靠書本與圖片遠遠不夠。在解剖課上，八人一組圍繞大體老師，手巧者負責解剖，記憶力佳的同學手持課本協助大家辨認不同器官，讓每個人在有限時間內都學到最多的知識，「大體老師最大的價值在於學生可以細緻觀察人體結構，例如專注於眼睛的某個區域，理解其微觀結構，這種觸感是虛擬解剖難以取代的，對知識理解與臨床準備都至關重要。」

收台禮將器官復位 以示尊敬感激

港大醫學院每年都會舉行開台禮與收台禮，向大體老師致謝。「在收台禮上，我們會將老師的器官復位，盡量還原到解剖前的狀態，並用布包裹，以示尊敬與感激。透過接觸大體老師，我學會了更加尊重、熱愛生命。我也認識到死亡和疾病不可避免，但可以盡力幫助病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作為醫學生，他也對遺體捐贈有了更深思考：「如果人生走到最後階段，我也希望能用我的身體為下一代醫學生提供學習的機會，發揮最後的價值。」

捐贈計劃參與者：對遺體處理方式觀念與時俱進

現年88歲的陳樹棉是路德宗教友，幾年前看到報紙介紹遺體捐贈計劃，報名之初，他曾向所屬教會主任牧師及信義宗神學院退休教授查詢，遺體捐贈會否與教義衝突？兩位長者的答案一致─無礙。他說，基督教內部對遺體處理方式曾有不同觀點，但觀念已與時俱進，如今再無禁忌。由於他亦同時完成器官捐贈登記，於是他又向醫護查詢兩項計劃有否衝突，後來獲告知可用器官優先救人，其後遺體再由港大用於教學，「我完全接受這樣的安排，盡量使用就是最好。」

他早與太太、三名子女及孫兒坦誠溝通，並在老友見證下寫好遺囑，表明加入大體老師行列的意願，家人亦一致支持。他與朋友聊天時，也會拿出器官捐贈與大體老師登記卡，邀請大家認真考慮，「這是正當的事，不必忌諱。」

談及捐贈初衷，他瀟灑地表示：「人離世後送到火葬場，一按鈕就燒成灰；不如把身體留給學生學習，勝過在病人身上出錯。」信仰也讓他把生死看得透徹，「何時離世，由上主安排，只盼屆時安詳、不致太過辛苦。把身體留給學生，把善意留給社會。」他期望醫者除了積極精進醫術，也要同理心，讓醫療體系更有人情味。

父成大體老師 女反思生命與死亡

另一位已成為大體老師的侯先生，其女兒Emi分享了父親離世後她的心路歷程，「爸爸會主動談生死，告訴我如何安排其身後事。」作為遺體捐贈者的家屬，Emi指親人離開令她難過不捨，至今仍覺揪心，亦曾面對部分親友的不理解，「不過我十分佩服爸爸有這份心意和勇氣，也慶幸他能以無聲方式教導醫學生，讓他們學習和成長，這是書本和模型無法取代的經驗，對醫學教育和社會都有很大貢獻。」父親成為大體老師，也讓Emi反思生命與死亡，「這是很有意義的選擇，雖然要面對家人和傳統觀念的挑戰，但能用自己的方式延續生命價值，很值得尊敬。」

（來源：香港文匯報A13：文匯專題 2025/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