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近年本港學童精神健康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根據教育局資料，過去5年共有130多名學童輕生。這僅是本地現象抑或全球趨勢？其背後根源又是什麼？嶺南大學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鄭傳基在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採訪時指出，本港學童精神問題在疫情後仍然嚴峻，學童輕生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其背後更隱藏着一條由「殺校潮」引發，從學校管理層傳導至前線教師，最終轉嫁至學童的「隱形壓力鏈」。

根據教育局數據，2022年至2024年，全港中、小學向局方匯報的學童懷疑輕生身亡個案數字分別為25、32及28宗。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亦顯示，本港學童輕生率自2019年後呈持續上升趨勢，雖然2024年數字稍微回落，但鄭傳基提醒，由於非自然死亡個案需經死因裁判庭裁決，目前公布的數字存在滯後性，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嚴峻。

此現象並非香港獨有。據數據機構Our World in Data統計，鄰近香港的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青少年輕生率均在疫情期間錄得升幅。以新加坡為例，在2021年，新加坡援人協會接到10歲至19歲人員的求援電話和簡訊增加了127%；每10萬名15至19歲的青少年，便有14.6人被報道輕生。專家分析，疫情導致的停課、社交銳減和心理支援受限等因素，加劇了青少年孤立感與精神困擾。

輕生不能歸因於單一因素

鄭傳基強調，學童輕生從來並非由單一原因造成，通常是多重因素疊加。他舉例，比如有學童因學業壓力輕生，但其壓力來源可能是家人、老師或同學對他學業的期望。除學業壓力外，校園欺凌、情感問題、家庭氛圍等都可能造成學童情緒困擾。

鄭傳基剖析，學童學業壓力的源頭是香港文憑試「一試定生死」的傳統制度，儘管教育局致力通過多項改革和措施改進教育制度，但進度相對緩慢。

雪上加霜的是，在香港少子化趨勢下，學校面臨「殺校潮」危機，不得不將壓力轉嫁給教師，要求其抓緊學生學業成績以保證學校聲譽及收生率。老師和學校管理者承受巨大壓力，其心理健康卻普遍受到忽視。

香港今年接二連三發生教師墮樓案件，包括5月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41歲英文女教師校內墮斃，同月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42歲男教師墮樓亡。鄭傳基直言「試問老師情緒亦不健康，如何能幫助學生？」。他發現，許多教師晉升管理層後，缺乏管理心理學知識，「其實香港有大學提供相關課程，比如嶺大的組織心理學與教育管理社會科學碩士，但極少本地老師和管理層報名。」

最終，所有來自制度、學校管理層及教師的壓力，都匯聚並施加在學生身上，形成一條沉重的壓力鏈。

警惕「社交斷裂」訊號 多層面守護學童健康

制度層面，鄭傳基建議，香港教育制度可借鑒IB課程的評核模式，加入更多課程中評估，將公開考試成績佔比降至六至七成，以減輕「一試定生死」的壓力。同時應大力發展職業導向課程，為學生提供DSE以外的多元化出路。

學校及教師層面，鄭傳基強調，應教導學生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認識抑鬱症狀，鼓勵他們尋求幫助。更重要的是，學校應從「唯成績論」轉向建立一個互相支持、包容的環境，鼓勵師生公開討論情緒問題。此外，學校應加強對教師及管理層的管理心理學培訓，提升其識別和處理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強韌自身精神健康。

家庭層面，鄭傳基則呼籲家長找回「初心」，回想孩子出生時只求其健康快樂的簡單願望，無條件地接納和支持孩子，讓他們明白「你的快樂最重要」。

鄭傳基提醒，當發現孩子出現不願上學、疏遠朋友、放棄原本喜歡的事情等「社交斷裂」的警號，或成績突然下降、情緒失控、睡眠或食慾改變等抑鬱症狀時，坦誠的溝通至關重要。面對學生提到傷害自己或自殺的想法時，家長和老師應直接詢問：「你有沒有想過傷害自己？」這樣能讓學生更容易表達。他表示，學生願意談話正是他在努力求生存的表現，需要肯定他們的努力，才能幫助他們對抗不良情緒。

自身層面，鄭傳基鼓勵學生主動建立支援網絡，結交可以傾訴或一起活動玩耍的同伴，並多參與義工活動，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發掘生命的意義，從而強健自身的精神韌性。

三層應急機制獲肯定 倡納學生參與

教育局、醫衞局和社署由2023年12月起在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即時支援。截至2025年8月31日，社署的「校外支援網絡」隊伍透過第二層機制共接獲418宗學校轉介個案，而醫院管理局精神科透過第三層機制共接獲444宗校長轉介個案和173宗電話諮詢。《行政長官2025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恆常化在中學實施的「三層應急機制」，並且擴展至在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

鄭傳基根據他接觸的案例，肯定該機制實行有效，確保最危急的學生得到及時救助。他建議，下一步可探索讓學生參與機制設計與反饋的機會，使其從單純的「服務對象」轉化為「服務參與者」，令支援措施更貼近他們的真實需求，從而發揮更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