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魯鄭
藉上合組織峰會在天津召開之際，印度總理莫迪時隔七年後再度訪問中國。這把自特朗普再度執政以來就不斷改善的中印關係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毋庸諱言，自2018年中印首腦會議之後，中印關係因歷史問題進入一個低谷期。目前兩國關係的改善也確實和特朗普有關：他對印度徵收50%關稅、親巴基斯坦的外交立場、自稱成功斡旋印巴衝突等行為都損害了印度的利益。
但中印兩國是全球唯二人口過十億的大國，真正決定兩國關係的還是內因。正如習主席在會見莫迪總理時所說的：「今年是中印建交75周年。雙方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中印關係」、「實現『龍象共舞』，應當是中印雙方的正確選擇」。
多極化世界符合雙方利益
因此，儘管中印有地緣政治張力，但因為雙方的國家利益使然必然走向合作共舞。這主要有六個原因。
第一，中印是擁有核武的鄰國，誰也搬不走，必須和睦相處，互相合作。否則衝突的後果和代價對任何一方都非常高昂。不發生軍事衝突或不可控的軍事衝突，這是中印關係的底線，也是合作的前提條件。
第二，中印都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高國家戰略，也是雙方最大的國家利益。而且由於雙方都是超大規模國家，發展的難度相當高，需要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到發展上來。
第三，中印都是東方文明大國，都擁有燦爛的不同於西方的文明，因此不可能被西方所接納，只有共同追求多極化。
目前印度人均GDP約2300美元，和非洲的肯尼亞、剛果處於一個水平，還不具備威脅西方地位的能力。但從長遠來看，印度將和今天的中國一樣，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面臨西方的遏制。能夠分散這種風險的辦法之一就是支持多極化。
因此，對中印兩國來說，多極化世界符合中印兩國的利益。事實上，中印兩國已經在這方面實質的進行合作。例如印度既是金磚國家成員，也是上合組織成員。這是全球新興力量最重要的兩大組織。
此外，俄烏衝突發生後，中印兩國立場一致，不譴責、不制裁也不援助，但同時根據自己國家的需要大量採購俄羅斯能源和進行經貿合作，包括用自己的貨幣進行交易。這都是支持多極化世界的做法。
多極化當然也為印度帶來巨大的外交利好。2023年7月，莫迪成為法國的座上賓：作為主賓國首腦受邀參加香榭麗舍大街上的國慶閱兵式、羅浮宮舉行的國宴、獲頒最高級別的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以及涵蓋軍事、太空、能源和環境領域的合作項目。2024年1月，馬克龍第三次訪問印度（馬克龍訪問中國也只有三次），並作為主賓國出席印度的共和國日慶典（當時美國總統拜登婉拒邀請）。
第四，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中國的持續發展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
自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徹底改變對華接觸政策以來，印度就成為美國積極拉攏的對象。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的存在。在中美戰略博弈的背景下，美國不僅會拉攏印度而且還會默許它挑戰西方價值觀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印度長期以來大量採購俄羅斯石油、人權組織批評印度日益專制和倒退，但美國都「網開一面」。這次特朗普反常規對印度制裁，應該只是談判的手段。當然莫迪總理赴天津參加上合峰會打「中國牌」之後，特朗普迅速發推文說：「我永遠會是莫迪的朋友。他是一位偉大的總理，很出色」。莫迪也迅速推文回應：「我們非常珍惜並完全認同特朗普總統對兩國關係的正面評價」。
中國對印度的積極意義也反映在許多方面。2021年印度疫情爆發，率先向美國求援被拒，中國卻第一個伸出援手。中國是以人道的名義緩和雙方關係，並昭顯美國的不可靠。中國的援助立即對美國產生巨大壓力，迫使其迅速加入援助行列。這就是中國的作用。
國家利益決定兩國必須合作
另一方面印度也守住了對華關係的紅線：美國也想把印度納入「北約＋」機制，卻被拒絕。因為不和中國真的對抗、中美博弈長期化才最符合印度利益。假如和中國改為全面競爭和對立，就成了印度單方面需要歐美，不但不能再向歐美討價還價，還要付出代價尋求支持。
可以說，印度在西方的地位和價值，目前有利的國際情勢，有很大的因素和中國有關。假如中國發展停止了，或向美國屈服了，印度的地邊緣政治優勢也就喪失了。
不僅如此，如果中印發生對抗，對美國而言，不僅可以削弱現在的挑戰者中國，也能削弱未來的發展強國印度。從這個角度，中印也應該以合作避免對抗。
簡單來講，今天的中國需要和印度合作應對美國的遏制，印度需要利用中美博弈的機會，加上和中國合作來加速發展。
第五，中印兩國人口佔全球35%以上，經濟佔20%以上。兩國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有特殊的責任。一是中印兩國穩定與發展、雙方合作大於競爭，直接影響全球的穩定與發展。二是氣候保護、防止大規模殺害性武器擴散、糧食危機等，沒有中印兩國的合作是無法解決的。
最後就是中印兩國發展階段不同，互補性強，合作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例如低碳綠色發展，2022年，中國一家企業與印度蒙德拉的太陽能多晶矽計劃合作，建成後改變了印度缺乏多晶矽生產工廠的局面。
總之，儘管中印有領土爭端以及地緣張力，但長期看，國家利益決定了中印兩國必須合作，特朗普重返白宮不過是催化劑。
作者為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2：評論 2025/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