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報道，1991年2月23日，日本《仙台新報》刊發了日本化學戰部隊原516部隊成員高橋正治、若生重作有關當年戰敗撤退前奉命將化學毒氣彈從齊齊哈爾嫩江大橋扔進嫩江的回憶。及至2020年，吉林省又發現約300個毒氣彈與普通炮彈混埋，這些毒氣彈的彈體標記被人為刮淨。「這是當時日本軍隊普遍採取的一種方法，其目的就是在最後仍要竭力掩蓋違背國際公約的罪行，並不惜給中國人留下不斷的災難。」從事日遺化武歷史研究的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高曉燕對香港文匯報說，「這一事實不僅反映出侵華日軍無視簽署《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氣體以及細菌戰方法的議定書》（日內瓦議定書）的承諾，也從側面揭示了其在中國戰場上的化學武器供應的系統性及使用範圍的廣泛性。」
廣島旁的大久野島綠樹成蔭，是現時日本休假旅遊勝地，每年都吸引眾多年輕人休閒娛樂。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美麗的小島，曾因日軍秘密研製化學武器而被刻意於地圖中抹除。「大久野島上的忠海兵器製造所，是日本侵華期間化武製造的主要基地之一。其生產的化學毒劑，一部分在本廠直接武器化，一部分被運往其他工廠進行武器裝填，還有一部分以罐裝毒劑形式被送往中國戰場。」高曉燕說。
侵華化武來自大久野島
在大久野島國民休假度假村酒店不到20米處，有一座舊水泥建築。高曉燕說，「有經驗的人一眼便知，這是侵華戰爭時期日本軍工建築風格。」它類似房屋卻只有三面牆，裏面分兩個開間，有水泥基座和開口向上的弧形凹槽，是存放毒劑二苯氰胂的庫房。沿海邊向西北500米左右的山丘缺口中另一座陰森的水泥建築是規模巨大的毒氣貯藏庫，由兩排共六間大庫房組成，高度近三層樓。每間庫房地面上有環形水泥設施，曾安放可存貯100噸毒劑的鐵製毒劑罐。
高曉燕說，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毒劑工廠規模迅速擴大，最多時招募6,000多名工人，生產糜爛性、血液中毒性、嘔吐性和催淚性共9種毒劑。另外，日本海軍也在神奈川縣寒川町的相模海軍工廠生產化學毒劑。
侵華戰爭前，日本陸軍選中了大久野島作為生產基地，並於1927年依陸軍省命令徵用島上全部土地。隨後，日本軍部下令設立「防諜團」，正式將之變為化武工廠。1928年7月9日，大久野島上的忠海兵器製造所列入兵工序列，炮兵少佐大島駿任首任所長。他購入日產芥子氣實驗工廠設備及設計圖紙，並於1929年5月19日讓日產100公斤芥子氣設備正式運轉。
長期關注大久野島歷史與戰爭遺留問題的日本調查記者武田英子在《從地圖上消失的島》一書中指出，1929年至1944年，在大久野島上生產的毒劑約佔日本在戰爭期間毒劑生產總量的90%。
日本歷史學家吉見義明在《日軍製造了多少毒氣》中指出，自1931年到1945年8月，大久野島毒氣工廠生產各類毒劑7,376噸。
據美國國家檔案館資料顯示，負責指導在大久野島處理遺棄化學武器的美國軍官威廉姆斯，1946年提交給美英聯邦佔領軍總部的報告稱，留在島上的毒劑總計為3,260噸，這意味着至少有4,000多噸毒劑被日軍用於戰場。
日軍積極在華設化武基地
日本陸軍還曾於中國東北建立製造和實驗基地。同為忠海兵器製造所原工人的服部忠在其1988年出版的《秘錄·大久野島的記錄》記載，他先後於1939年和1942年兩次押送毒氣前往中國。其中1939年負責押運50個氫氰酸鋼瓶到黑龍江齊齊哈爾。已被公布的日本陸軍「參261號」及「陸滿密第159號」文件顯示，1940年2月，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經陸軍大臣畑俊六批准，計劃在5月30日前分3到4次將30噸氫氰酸運往中國東北試驗。戰後盟軍調查也證實，中國內地多處日本管理的兵工廠具備將毒劑裝填進炮彈或炸彈的能力。
從齊齊哈爾火車站驅車向東，經過市區再向北，不到15分鐘就來到了位於齊齊哈爾市鐵鋒區南浦路與曙光大街交匯處的侵華日軍第516部隊遺址。
記者眼前，是一片荒草叢生的景象。雜亂的野草肆意生長，淹沒了曾經的路徑。一座高聳的煙筒在遺址中格外顯眼，如同一根刺入天空的毒刺。殘破不堪的平房，牆體斑駁陸離，牆皮大面積脫落，裸露出裏面紅褐色的磚塊，空洞的窗戶，像極了防毒面具的眼睛。
原齊齊哈爾社會科學院院長、侵華日軍遺留化武問題歷史學者曹志勃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隨着日本全面侵華，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的齊齊哈爾建立了兵器研究和實驗機構——關東軍技術部。該技術部設有化學兵器班，即516部隊前身。1939年5月11日，根據日本陸軍部的命令，化學兵器班從關東軍技術部中獨立出來，改編為關東軍化學部，番號516。「516部隊的研究領域極為廣泛，不僅有關於化學戰方面的應用研究，還涉及化學、醫學、獸醫學方面的基礎性研究，甚至對氣象方面也有所涉獵。」曹志勃說，516部隊為測試化武，與相鄰的迫擊第二聯隊（525部隊）建立了緊密的協作關係，後者甚至成為了化學部的練習隊。
話你知｜日系統培訓化學戰軍官侵華
受一戰中主要交戰國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的「啟發」，在一戰尚未結束的1918年5月31日，日本陸軍省兵器局便設立了「臨時毒氣調查委員會」，次年4月成立「陸軍科學研究所」，專責毒氣與化學武器研究。1922年，在歐美參與一戰毒氣調查的久村種樹返回日本，在富山原設立陸軍研究所第二課化學武器科開始相關研究。1925年6月，美、英、法、德、日等37國於瑞士日內瓦，簽署旨在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議定書，但在此前一個月，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落成。1928年日內瓦議定正式生效，1929年11月，日皇裕仁親自視察陸軍科學研究所。1933年4月，日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簽署《陸軍習志野學校令》，正式設立學校。
步平、高曉燕、笪志剛共同編著的《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化學戰》一書指出，習志野學校秘密以化學戰培訓為目的，儘管只存在12年，但侵華日軍中絕大部分化學戰人員均出於此。從戰後披露的大量日軍化學戰戰例和當時的總結報告，都蓋有「陸軍習志野學校」印章。初步統計，該校培訓化學戰軍官逾萬名，並被作為骨幹充實到作戰部隊進行化學戰普及與教育，此令日軍接受化學戰教育和訓練的人數達10萬眾。
大規模使用化武 戰令需遮痕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松野城也在《十五年戰爭極秘資料集》(補充卷49)中，披露被派遣至中國戰場的迫擊第五大隊在1938年至1939年間於華北、華中等地進行毒氣戰的大量戰鬥詳報、命令等文件，文件顯示，該部於1938年4月和1939年5月，接到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下達准許使用糜爛性黃彈和嘔吐性赤彈的命令，並要求「盡量與煙幕混用，嚴密隱匿使用毒氣之事實，切勿留下痕跡」。
原侵華日軍中將小柳津政雄戰後在《化學戰研究史》中記述稱，「通曉化學戰的部分將校以敵人頑強抵抗為由，積極建議使用毒氣彈……1939年進攻南昌時，特別從陸軍習志野學校的成員中選拔人員加入作戰部隊，進行毒煙混無毒煙放射」。
侵華補給化武數百萬枚
戰後日陸軍省向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提交的報告顯示，自1931年至戰敗，日軍僅95式迫擊炮黃彈就製造了87,566枚，赤彈643,580枚。美國軍方調查的結果也顯示，1938年至1943年曾根製造所上述彈種產量合計為728,546枚。
日本歷史學者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松野城也在他們編撰的《毒氣戰相關資料》和《毒氣戰相關資料Ⅱ》等書所引用的侵華日軍絕密資料顯示：至1941年底，日軍大本營（指日本參謀本部）至少向中國戰場補給了各類毒劑炮彈45萬枚，毒劑航彈7,700枚，毒煙筒約100萬枚，以及散裝毒劑68噸﹔1941年后，又補給了大量化武，總數達到數百萬枚。
日化學彈藥說明證殺傷力
據侵華日軍「九四式輕迫擊炮彈九五式特種彈彈藥筒說明」，由芥子氣與路易氏氣混合劑填充的黃彈「主要通過撒播糜爛性持久毒物來殺傷人、馬，或是妨礙敵人利用和佔據某地點。」1枚黃彈爆炸，周邊100㎡內的散毒量達每平方米1g到5g左右，可使範圍內的人、馬喪失戰鬥力。日本陸軍曾指出約3.5g芥子氣液滴沾上人的皮膚，「數小時後會出現症狀，數日後致死」，約2.4g路易氏氣的液滴沾上人的皮膚，「10分鐘後會出現症狀，一周後斃命」。而填充了二苯氰胂的赤彈爆炸時，會產生高約5ｍ、寬約10ｍ的毒幕。「暴露其中15分鐘就會削弱戰鬥能力」。
1943年晉為日陸軍少將的中村隆壽在其1934年出版的《化学兵器》一書中稱，二苯氰胂的毒性匹敵窒息性光氣，如吸入量大，呼吸器官會受損，最終導致死亡。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要聞 2025/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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